以下文章來源于新供給經濟學論壇，作者魏加寧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部原巡視員、研究員大家上午好！還是三點聲明，今天所講的內容都是我個人觀點，與任何單位無關；所講內容與股市無關。如果媒體要報道，一定要讓我看一下。大家都知道，習總書記最近一再強調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有5大內容，我不可能在這么短時間內都講，我只講與今天會議主題相關的兩個，一個是創新，一個是共享。大家都知道，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要素，從勞動力要素看，我們有“人口紅利”，但是這里面，關于“人口紅利”一定要區分“潛在的人口紅利”和“現實的人口紅利”。大家想想，改革開放以前同樣的年輕的人口結構不僅沒有成為“紅利”，反而成了“包袱”，反而成了“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只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后才變成了“紅利”，這一點需要注意。其次，從資本要素看，我們有“資本紅利”，一個是過去講的高儲蓄率，中國人勤儉持家；再一個是吸引了大量外資。再有，從技術要素看，我們過去靠的是“技術紅利”：一方面引進了大量國外的先進技術，另外也山寨了不少。所以，這是支撐我們過去高速增長的幾個主要因素。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這些要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從勞動力要素看，“人口紅利”消失了，關于人口“紅利消失”，原因之一是計劃生育政策調整過晚，早在1998年，我在一個有關經濟安全的報告中就提出：日本是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尚且出現了老齡化，而中國是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所以，我們的老齡化會比日本更加嚴重。2008年在國家發改委一次討論就業問題的座談會上我說道：即使現在馬上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明天能把孩子生出來，要想成為勞動力還得18年以后呢！但是很遺憾，政策調整一直沒有做。我也知道蘇劍老師等很多專家也都在呼吁這個事兒。這么多年為什么遲遲沒有變？重大國策發生了重大失誤，我們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到底是由于統計局的數據失真，還是由于計生委的部門利益，到底是什么原因？總之，現在是“人口紅利”消失了，而且出現了老齡化。其次，“資本紅利”也開始消失，一方面儲蓄率在下降，阿里巴巴前兩年做過一個問卷調查，現在56%的年輕人是零存款。再有吸引外資也越來越困難了。最后“技術紅利”也消失了，山寨技術遇到了知識產權保護，引進技術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戰，本來是一個貿易戰，結果打成了高科技冷戰。也有人說經濟增長不重要了，因為“人口紅利”消失了，就業壓力減小了，增長速度慢一點就慢一點。我想說，增長速度仍然很重要，只不過過去我們“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今后重心可能發生了變化，今后，除了保障就業，重要的是要“保養老”，要“防風險”，為什么？過去在高速增長時期掩蓋下來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包括養老風險，隨著增長速度的放緩都會暴露出來。所以，今后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主要是為了“防風險”，否則的話，分子——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分母——GDP跟不上的話，就會出很大的問題。所以，在創新問題上，新發展理念把創新排在了首位；“十四五”規劃無論是中央的建議，還是國務院的綱要，都是在總論之后緊接著就是創新。所以，創新非常重要。但是創新的主體是誰？主體還是要靠民營企業。為什么？因為現在的創新投入中，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了50%；產出（專利）方面，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了80%。所以，實現創新型增長首先需要依靠民營企業。其次是教育體制要改革，教育體制要培養創新型人才。一方面知識的半衰期在縮短，而另外一方面人的壽命又在延長。所以，必須鼓勵在職學習，而不是對在職學習設立各種限制。最后，就是要發揮教育的蓄水池作用，因為教育往往跟景氣周期存在著一種逆相位的關系，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往往是大家都回到學校來學習的時候。所以，當前應該鼓勵發展職業教育，尤其是要鼓勵民間資本轉型，從發展職業教育，培育創新型的人力資本。再其次，科研體制也要改革，科研也有類似的蓄水池的作用。美國“大蕭條”的時候，實驗室的數量，研究人員的數量和研發投入都是增長的。所以，我們應該要發揮科研創新的作用，要排除各種干擾，要改革科研體制，要提高專家學者的社會地位。再有就是數字時代，不僅要求硬件要兼容，軟件要兼容，而且要求制度兼容、體制兼容。比如遠程醫療，如果在美國你要上手術臺有很多詳細規定，假如我們中國沒有這些規定就上機器操作的話，誰敢讓你做手術？最后，要想技術創新首先需要制度創新；要想制度創新首先需要理論創新；要想理論創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為什么？我前不久在廣東參加一個研討會，很有意思，一進到賓館的衛生間里，鏡子上非常先進，有很多APP，各種功能，但回到房間一打開電視，僅有的國外電視臺，三個是俄羅斯的，一個是古巴的，連近在咫尺的香港電視臺都沒幾個，這樣怎么搞創新？習總書記前兩年講，“我們要在人工智能方面當領頭雁”，我完全贊成，我覺得非常好，問題是如果要想當領頭雁是不是要首先知道別的雁子在哪兒？在干什么？所謂“創新”，就是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如果連別人在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話怎么進行創新？2021年4月博鰲論壇上，習總書記講：開放創新，講開放是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濟全球化時代開放融通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人為“筑墻”、“脫鉤”違背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損人不利己。我認為講的非常到位。順便說一下，在創新方面我們要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當年打貿易戰的時候，通過放棄纖維產業不僅換回了所謂沖繩島的“回歸”，而且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一個汽車產業，一個電子信息產業。到了80年代以后，尤其是本世紀以來，日本的汽車產業還屬于領先地位，但是電子信息產業開始衰落，被韓國和我們的臺灣省趕超。為什么？日本人自己反思有三個誤區：一個是誤讀創新，熊彼特講的創新是技術和市場的新的連接，新的組合，可日本人把它翻譯成了“技術革新”，以為創新就是技術革新，所以在日本，“唯技術論”、“技術至上”這種觀點非常盛行。再一個誤區就是誤用優勢。本來日本的電子信息產業優勢在制造環節，他想往研發環節走，但干不過美國，因為美國是多元文化，結果原來的制造環節的優勢又被我們的臺灣省和韓國趕超。第三個誤區是誤判時代。工業時代強調的是縱向一體化，而數字時代強調的是橫向的水平分工。日本人認為他們的汽車業之所以現在還能處于領先地位，因為汽車業還處于工業時代（大家注意，特斯拉的意義就在于把汽車業也帶入了數字時代）。日本電子信息產業為什么衰落？就是因為電子信息產業已經進入了數字時代。關于增長，剛才賈康院長已經講了“類滯脹”的問題，記得1995年我在給吳敬璉老師當助手的時候，當時朱镕基還是副總理，給吳老師一個批示，請吳老師研究一下滯脹問題，根據當時的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旦陷入滯脹泥潭，宏觀調控將無從下手，你想放松銀根，物價已經很高了，不能放松；你想收緊銀根，經濟增長已經往下掉了，也不能收緊。如果陷入滯脹就會非常痛苦。厲以寧老師幾年前曾說過：如果增長速度掉到6%以下，通貨膨脹在3%以上，就應該叫做“中國式滯脹”。近年來我一直在提醒要警惕“邊際滯脹”，一方面增長速度在逐步放緩，另一方面通貨膨脹在逐步上升。看一下現實情況。增長速度現在已經破5了，4.9%，三駕馬車都處于疲軟的態勢。出口好像還可以，但是這個出口需求是轉移過來的，一旦國外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就會轉移回去。投資在放緩，外商投資受制于營商環境，受制于國際環境，所以，對外商投資不能寄予太大希望。政府投資受制于政府債務過多。國企投資受制于杠桿率過高。所以，民營企業投資已經是“最后一個稻草”了，如果再把民營企業投資打掉的話，那么中國經濟恐怕是要崩盤的。關于物價現在是什么情況？PPI上去了，上游的價格上去了；下游CPI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如果CPI也上去了，那就是滯脹；第二種可能是實際上上去了，但是統計上不顯示，被豬肉價格拉下來了。第三種可能是，如果上游價格上去了，下游價格上不去的話，會出現什么情況？一大批企業就會被憋死。關于企業風險的處置，記得在2016年新供給論壇上我曾經提過一個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生生死死本來是市場的風險，國有化以后就變成了政府的風險。那么出了風險以后政府救還是不救？如果是國有企業出了風險，政府必須救，因為你是第一責任人，你是股東，你是救助的第一順位，你就必須救。而這個時候又往往是政府最缺錢的時候，所以，政府就會處于兩難的境地。但如果是民營企業，政府就可以有回旋余地，可以救也可以不救，政府擁有了主動權。而且非救不可的時候，你看美國，救的時候是股價最低的時候，進去抄了底，等市場恢復了，企業經營恢復了以后，政府再退出來，不僅不受損失，而且還會賺一筆。需要強調的是：政府的職責不是保企業，而是保員工，保下崗職工。關于宏觀政策，時間關系不能展開講，財政政策現在需要積極，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監管政策看得很清楚，已經在收緊。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只能放松，如果貨幣政策再收緊的話就會出現同步震蕩，中國經濟就有可能出大的問題。但是這又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剛才賈康院長講到70年代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出現滯脹，但80年代是怎么走出來的？我們的研究發現，是通過緊貨幣，減財稅，松管制，私有化，促創新，法治化，是這么走出滯脹的。但如果我們逆向而行，會是什么結果？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的收入差距為什么會拉大？我認為有多種因素必須綜合考慮，它不是一個因素導致的。首先是市場化因素，又分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化本身，從計劃經濟的絕對平均主義，引入市場機制以后會拉大收入差距，這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另一方面，我們現在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有很強的計劃經濟因素，半計劃可以尋租，半市場可以變現，腐敗收入不可能得到遏止。其次是泡沫經濟因素，房價上漲時，手里有房的人和手里沒房的人貧富差距會迅速拉大。再有是全球化的因素，中國也好，美國也好，全球化指數和基尼系數都是同方向上升。最后數字化因素，它對于不同技能階層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于高端技能階層來說，就業機會增加，收入會增長。但是對于中等技能階層來講，就業機會是減少的，收入也是減少的；而對于低端技能階層來講，就業機會是增加的，但收入是減少的。所以，也會造成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還有就是決策機制因素，如果沒有民意的表達機制，沒有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任何一個方案，包括改革方案都有可能被帶入歧途。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入手。上屆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長”，這屆政府提出“共享”，“十四五”規劃也提出了很多政策。最后談一下如何通過三次分配實現共同富裕。關于三次分配的方式，一次分配主要是解決企業和員工的關系，應該是企業主導，工會制衡；二次分配主要是解決政府和公民的關系，應當政府主導，民主監督，大家去看一下各國歷史，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改都是和民主化進程密切相關；三次分配主要是解決公民與公民的關系，應當是民間主導，政府減稅，應該大力發展NGO和慈善基金會。三次分配的原則也不一樣：一次分配強調效率原則，鼓勵能者多勞，多勞多得；二次分配是公平原則，一方面要為老弱病殘和創新失敗者提供安全網，同時也要為企業家換取安全感，鼓勵長期主義；三次分配強調自愿原則，鼓勵富裕階層自愿捐助給貧困階層，而不是強制。所以，要正確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大鍋飯”，更不是“殺富濟貧”，不是通過階級斗爭把有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變成“共同貧窮”；而是通過三次分配把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擴大中產階級。回顧過去，每當我們遇到經濟困難、遇到經濟危機時，都是先有一個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習總書記2018年多次講：“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新的一輪思想解放的話，我們就能夠推動新的一輪改革開放。如果我們能夠推動新的一輪改革開放的話，就能夠帶來新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就能夠實現中高速、邁上中高端，早日實現現代化和共同富裕。我就講到這里，說的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此為2021年10月30日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觀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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