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慶平：從六個角度解讀《史記》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第四屆伯鴻書香獎頒獎典禮并作主題學術講座。我們這次讀書的主題是《史記》，我正好是研究秦漢史的，所以《史記》在我的研究范圍中。

　　 《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史記》在中國史書中地位很高。談到中國史書，我們一般首先談史學雙璧，一是司馬遷的《史記》，二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這兩部史書各有特長，《史記》是紀傳體，《資治通鑒》是編年體。《史記》更古老一些，它更側重史實。《資治通鑒》更側重從史實出發看啟示警示，為帝王將相治國理政提供借鑒。所以這兩部史書，請大家最好對比著研讀。

　　 我在北大已學習工作近40年，1982年我考入北大歷史學系攻讀秦漢史專業的研究生，我的導師是張傳璽老師。張老師是翦伯贊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也是翦伯贊先生唯一留校的弟子。我是張老師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張老師唯一留校的弟子。所以從學術師承角度講，翦伯贊先生是我的師爺。大家知道，中國史學界有“三老”，即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三位先生，都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主編過水平很高的中國通史。所以大家閱讀《史記》的時候，我建議也認真閱讀這三位先生寫的中國通史，有助于大家從宏觀角度理解和把握《史記》。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歷史。我因為工作關系，多次有機會受習總書記接見，也多次有機會面對面聆聽習總書記教誨。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的講話中強調：“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2015年8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所以說，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我盡量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和生動有趣的故事，從六個角度解讀《史記》：史學角度主要講秦始皇的功過和劉邦戰勝項羽，文學角度主要講五帝傳說和鴻門宴，哲學角度主要講秦二世之死和項羽自刎，法學角度主要講趙奢秉公執法和劉邦約法三章，經濟學角度主要講利來利往和善者因之，管理學角度主要講陳平妙答漢文帝和汲黯直諫漢武帝。由這六個角度的解讀可見，《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跨學科經典，確實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一、從史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秦始皇的功過和劉邦戰勝項羽。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研究王朝治亂興衰，秦始皇的功過和劉邦戰勝項羽這兩個問題在《史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先講秦始皇的功過。秦始皇的功過怎么劃分，史學界見仁見智，直到現在大家還在討論。在我看來，秦始皇是功大于過的。秦始皇最大的功勞是統一，最大的罪過是暴虐。談到秦始皇的功過，就要談到秦朝為什么速亡。大家想想秦朝，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十年掃平六國，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當了皇帝。但短短十幾年，公元前209年，首先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后來項羽、劉邦也參與了推翻秦朝的起義。當時秦朝戰勝六國的將帥士兵都在，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只有12年，為什么一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的軍隊，敗給了平民出身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和后來起義的項羽、劉邦？秦朝二世而速亡是個歷史之謎，我們史學界歷來有很多解讀。但我認為，這些解讀并不能全面準確解開秦朝二世而速亡之謎。司馬遷撰寫《史記》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我今天講的很多觀點，包括我說的秦朝速亡，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他的“一家之言”，我在解讀《史記》時也有我的“一家之言”。我提請大家注意，史學的很多判斷和結論，我們最好都把它們看成一家之言，因為很多史學問題是有爭論的，都沒形成共識。鑒于今天不是一個專業講座，所以在這方面我不會深入展開，我的很多觀點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毛澤東對古代人最佩服秦始皇，對近代人最佩服曾國藩。毛澤東說過：“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即我對近代人，唯獨佩服曾文正公。有人認為，中國儒家歷史上只有兩個半圣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王陽明，那半個就是曾國藩。但是孔子沒有當過將帥，沒有帶過兵，而王陽明和曾國藩都當過將帥，都常打勝仗。所以王陽明被后人稱作“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曾國藩被后人稱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盡管我們從史學的角度講，對王陽明、曾國藩的評價都過高，不太實事求是。但這個“三不朽”、“萬人師”、“一完人”的評價，是王陽明和曾國藩去世后，后人對他們的評價。所以相對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觀公正性，在歷史上也一直被傳承下來。換個角度說，當王陽明、曾國藩官居高位并大權在握時，周圍不乏別有用心地吹捧和贊美的騙子和謊言，這種完全由功利驅動的評價是不算數的，后代也未必會傳承下來。毛澤東雖然非常佩服曾國藩，但毛澤東打仗更類似王陽明，似乎都與天地有特殊感應。正如唐代羅隱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毛澤東和王陽明一直有天地相助，總是戰無不勝的。而曾國藩打仗似乎沒有天地相助，所以曾國藩打過敗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學習效法曾國藩，因為曾國藩也是平常人。我們無法學習效法毛澤東和王陽明，因為他們有平常人不具備的與天地的特殊感應。

　　 毛澤東對古代人最佩服秦始皇，他在“讀《封建論》呈郭老”中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其中有一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還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詩中“事業”屬于價值判斷，說焚書坑儒是事業，說明毛澤東是肯定焚書坑儒的。毛澤東還認為，百代都在實行秦始皇創立的政治制度。我對郭老有兩個基本評價，一是知識淵博并堪稱頓悟的大文豪大才子，二是有時不敢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學術觀點。秦始皇是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毛澤東肯定秦始皇焚書坑儒后，郭老就沒有再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后來不再公開批評秦始皇了。毛澤東多次說自己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我們讀《史記》，要用聯系和系統的眼光來讀。《史記》里詳細記載了孔子、秦始皇、漢武帝。我們一般談到文化，首先談孔子；談到制度，首先談秦始皇；談到疆域，首先談漢武帝。尤其是秦始皇創立的三大制度：皇帝制、官僚制、郡縣制，影響了中國幾千年。關于孔子、秦始皇、漢武帝這三個人，大家可以認真看《史記》的有關記載。

　　 秦始皇最大的功勞是統一，比如統一中國，統一制度，統一文字，統一貨幣、車軌、度量衡等，主要體現在他的前期；秦始皇最大的罪過是暴虐，比如嚴刑酷法，焚書坑儒等，主要體現在他的后期。漢武帝也是后期逐漸暴虐，但與秦始皇不同的是，漢武帝后期能夠“輪臺罪己”，避免了漢朝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轍，漢朝又延續了三百年。在中國古代社會，任何一位皇帝年紀大了，周圍各種虛假的贊美和吹捧太多，往往會很快走向反面，因為人的真善美可以被不受制約的權力異化和扭曲。

　　 我們為什么要經常讀《史記》等文史哲的經典？主要因為經常讀經典者更謙虛低調和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優點缺點所在，明白任何個人的本事都微不足道，相對可以正確對待某些人虛假的贊美和吹捧。而秦始皇、漢武帝之所以到了晚年，既沒有自知之明，更不能超越自己，重要原因是他們到了晚年都不讀經典了，整日沉迷于周圍各種虛假的贊美和吹捧中。《道德經》有一句話：“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戰勝或超越別人往往靠權力、暴力、武力或財力。戰勝或超越自己才是真正的強者，因為戰勝自己更多是靈魂戰勝身體、理性戰勝感性、文明戰勝愚昧、思想戰勝權力、智慧戰勝暴力。

　　 秦始皇早期對很多朝廷重大事務都進行廷議，就是君臣一起在朝廷上公開討論商議。比如君主應該叫什么稱號？經過一番議論，丞相王綰等人認為，秦始皇“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功績“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他們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建議秦始皇采用“泰皇”的稱號。但秦始皇對此并不滿意，他只采用其中一個“皇”字，又自認為功勞已超過“三皇五帝”的總和，所以又在“五帝”中取個“帝”字，創造出“皇帝”的稱號。 此后，“皇帝”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稱號，一直延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還有官僚制（三公九卿制）、郡縣制，都是君臣一起在朝廷上公開討論商議的結果。

　　 再說秦始皇用人智慧，主要體現在用兩個人：第一是用李斯為丞相，第二是用尉繚為國尉。尉繚就不多說了，因為今天時間有限，請大家閱讀《史記》有關的記載。我重點說說李斯的《諫逐客書》：秦王嬴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鑒于韓國派水工修灌溉渠，試圖消耗秦的國力，所以建議秦王嬴政下令驅逐一切客卿，于是秦王嬴政下了一個逐客令。而當時的門客李斯建議秦王嬴政不要逐客，《諫逐客書》就是李斯給秦王嬴政的一個奏章。秦王嬴政讀了李斯的奏章，覺得李斯說得有道理，便馬上取消了逐客令，而且逐漸信任和重用李斯。

　　 秦始皇早期對很多重大事務都進行廷議并用李斯為丞相、用尉繚為國尉，充分說明秦始皇確實與其他皇帝不同。為什么中國歷史上只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除了因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外，還在于秦始皇的前期比較包容和民主。

秦始皇后期充分展現了暴虐，“以暴虐為天下始” 。讀經典最重要的是悟道，體悟其中的大道理、大道德、大智慧、大法則、大規律，從歷史的表象看到背后和深層的邏輯、規律、真相和實質。還有《秦始皇本紀》里的這句話：“燕人盧生、韓人侯生等方士，為秦始皇煉制長生不老之丹藥，說：‘愿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簡單來講，就是這些方士告訴秦始皇，你要想得到長生不死的藥，就得住在一個別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秦始皇到了晚年竟然連這樣的話也相信。換句話說，秦始皇的晚年，周圍基本上都是騙子，幾乎都是假話。方士告訴秦始皇，自己住的地方不要讓別人知道，這樣就可以得長生不死的藥，其實這兩者沒有任何邏輯關系。秦始皇晚年缺乏理性智慧，缺乏基本判斷能力，真假、是非和利害全都分不清。

　　 我也經常在想，像秦始皇這樣有權勢的人到了晚年，如果當時周圍的人把秦始皇看作自己的長輩親人，或者把秦始皇看成自己的老師朋友，還會這么去騙秦始皇嗎？我覺得不會，手下肯定會留情。當時大臣和方士說的基本都是別有用心的假話，就是秦始皇愛聽什么話，他們則說什么話。所以秦始皇晚年走向暴虐和秦朝二世而速亡，我認為秦始皇和秦二世確實有責任，屬于“亡國之君”。但是同秦始皇和秦二世有機會當面講話的大臣和朝夕相處的近臣更有責任，屬于“亡國之臣”。

　　 再看《秦始皇本紀》：“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因為秦始皇住的地方別人不知道，但秦始皇在暗處可以看別人。有一次他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車馬很多，前呼后擁，很不高興。后來秦始皇再看李斯出行，車馬減少了。他馬上知道有人告訴李斯了，但是當時周圍的人都不承認。秦始皇也殘忍粗暴，把當時周圍的人都殺了。其中只有一個人是不冤枉的，其余的人都是冤枉的。

　　 秦始皇晚年特別怕死，他要追求長生不死，誰也不敢在他面前說死。其實，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誰都無法逃避。沒有生就沒有生命，而沒有老病死，人生就不完整也不完美。今天在坐的各位美女帥哥，目前狀態都挺好的，但一百年之后，這個圖書館可能還在，但咱們這些人肯定都不在了。正是因為誰也不敢在秦始皇面前說死，所以秦始皇死的時候，才讓趙高和李斯得以從中矯詔。本來秦始皇想傳位給大兒子扶蘇，最后趙高和李斯矯詔，皇位傳給了公子胡亥——秦二世。

　　 有時研讀《史記》我也落淚，真是可謂“讀古書落眼淚，替古人擔憂愁”。不帶感情讀《史記》，應該說不可能體悟其中之道。而帶著感情讀《史記》，讀到孔子、秦始皇、漢武帝等人時，我們在字里行間讀他們，他們可能也在字里行間看我們。這時我們和《史記》及司馬遷，或者和孔子、秦始皇、漢武帝及“天人之際”、“古今之變”，似乎達到了相聯相通、相感相應、相生相克和同根同源、同構同理、同行同歸。所以我們認真研讀《史記》，看到秦朝有時就是少數幾個人在那里掌控朝廷內政：秦始皇、秦二世、王綰、李斯、趙高等。連秦始皇去世這么重大的事，也就是秦二世、李斯、趙高和秦始皇幾個近臣知道。所以只要秘不發喪，其他人就不知情，而知情者就可以在表面上冠冕堂皇，在暗地里卻上下其手，做很多隨心所欲的荒唐事。

　　 根據《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關于秦始皇暴死沙丘，有不少學者研究了多種原因，比如服用丹藥中毒，日夜批改奏章太累，異地水土不服，被趙高等人暗害等。我認為這些原因都有合理之處，但還有一個原因是秦始皇暴虐而導致暴死，這屬于天道中的自然平衡法則。也是老百姓常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者是體現了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即金木水火土沒有絕對的強弱。秦始皇對弱者暴虐，比秦始皇更強的“天”可以對秦始皇暴虐，讓秦始皇暴死。秦始皇出行時前呼后擁，有數萬人保駕，確實能夠有效地防止刺客刺殺秦始皇。但防止不了“天”讓秦始皇暴死，此正所謂“死生有命”或者“人滿則天概之”。“天概之”指“天”能刮平任何一個人，即“天”能讓暴虐者暴死，盡管不是所有的暴虐者都必然暴死。

　　 《道德經》提出，“天之道損有余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說明天道是公平的，人道有時是不公平的，這與西方說的馬太效應有些類似。大自然的第一法則是自然平衡法則，公平的天道最終一定會戰勝有時不公平的人道。任何人遇到的不公平、不如意、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其實都會占到多數。而權力越大、金錢越多的人，遇到的不公平、不如意、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也會越多。但任何人最終的百年人生，往往是得失福禍守恒。好有好報、惡有惡報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只是有時不以能看到、能感到、能摸到的形式體現，而是體現為內在而無形的運氣、壽命、平安、健康、快樂、幸福、自由等。有時當時不報，今后會報，甚至報給子孫。所以《易傳》有句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時某人做了好事好像沒有好報，但禍已遠離也屬于好報；某人做了壞事好像沒有壞報，但福已遠離也屬于壞報。還有，有時某人做了好事沒有好報，可能是祖上做壞事有余殃，某人多做好事就把余殃逐漸化解了，那么他的子孫就不用再化解余殃了，這當然也屬于好報。某人做了壞事沒有壞報，可能是祖上做好事有余慶，某人多做壞事就把余慶逐漸化解了，那么他的子孫就不能再享受余慶了，這當然也屬于壞報。例如，我是岳飛的第29世孫，岳飛精忠報國確實積了很多德。如果我做了壞事沒有壞報，是岳飛精忠報國有余慶，如果我多做壞事就把岳飛精忠報國的余慶逐漸化解了，那么我的子孫就不能再享受岳飛精忠報國的余慶了，這當然也屬于壞報。所以咱們都要多做好事，勿以善小而不為；都要不做壞事，勿以惡小而為之。

　　 關于劉邦戰勝項羽。《高組本紀》記載：“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有張良、蕭何、韓信這三杰，所以劉邦戰勝了項羽，取得了天下。項羽有一個范增而不能用，所以被劉邦打敗。劉邦虛心納諫并善于用人是其長項之一，項羽剛愎自用并不善于用人是其弱項之一。

　　 我在《項羽及其精神》一文中，對項羽和劉邦作過比較和議論：就做官而言，劉邦比項羽成功，因為平民出身的劉邦最終戰勝貴族出身的項羽，登上了皇帝寶座，開創了西漢王朝；就做人而言，項羽比劉邦成功，因為項羽恪守做人底線，經常“仁而愛人”，誠信待人，而劉邦人品確實不好，有時“慢而侮人”，背信棄義；就做鬼而言，項羽更比劉邦成功，因為兩千多年來很多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后人修建的項羽廟遠多于劉邦廟，后人對項羽的贊揚也遠多于對劉邦的贊揚。清初學者徐乾學在談到無論是誰，宦海之日終究短暫時說:“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做官只有30至40年，做人一般說人生百年。而做人也就百年，人死后“做鬼”卻是永恒的。從中可見，做官與做人相比，做人更為重要；做人與做鬼相比，做鬼更為長久。徐乾學話說得很淺顯，而寓意很深刻。在中國古代，有人做官越成功，而做人越失敗，因為做官和做人有完全不同的底線和準則。

　　 劉邦做人不成功，《史記》有以下記載：第一，好酒及色。第二，“賀錢萬”是撒謊。他赴沛縣縣令的宴會，沒有拿錢卻說拿了一萬錢，所以坐在了呂后父親呂公旁邊的上座，才有了和呂后的婚姻緣分。呂公“好相人”，一看劉邦，屬于大富大貴之相，所以執意把女兒嫁給他。第三，殺功臣。殺韓信、彭越、黥布等。第四，破環鴻溝為界的約定。本來和項羽相約以鴻溝為界，但馬上出爾反爾，不講信用。第五，分一杯羹。項羽抓了劉邦的父親，揚言要把劉邦的父親煮了。劉邦卻說，你一定要煮我的父親，請分給我一杯羹喝。盡管是開玩笑，但古人講孝敬孝順，絕對不能拿父母開這種玩笑。第六，扔子女。魯元公主和漢惠帝小時候坐在車上，劉邦打敗仗逃跑時多次把兩個子女扔到車下，隨車的滕公只好下車去再撿回車上。

　　 有一次我作關于劉邦和項羽楚漢之爭的講座。第一排有位聽眾提問：“尊敬的岳教授（根據我的經驗，提問者只要先說‘尊敬的’，后面的問題往往是敏感或深刻的，所以我馬上提高警惕，提前進入戒備狀態），是不是可以說：劉邦和項羽之后，總是流氓戰勝英雄？”我當時脫口回答了三點：第一，你說流氓戰勝英雄，我沒說劉邦是流氓，我只說劉邦是小人，所以我要改正你的說法。第二，小人戰勝英雄這種現象，只限于1911年之前的王朝時期。第三，1911年之前的王朝時期有這種現象，但只限于特殊的時間和空間，不能說總是小人戰勝英雄。現在回頭看來，我當時脫口回答了這三點后，可以說基本做到了明哲保身，這里的“哲”也包括“歷史哲學”。我認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認真學習研究文史哲確實會使人更加明智，或者更加巧妙地避害。

　　 認真學習研究文史哲的人都明白：明哲保身也有正面意義，避害有時比趨利更重要。關鍵要做到學思踐悟結合，特別要做到知行合一。今天在座聽講的各位朋友來自不同階層，其中有不少民營企業家。當前我們面臨疫情反復和經濟下行雙重壓力，國家層面特別強調“六保”，具體內容大家都知道。我們民營企業家在“明哲”的前提下，也要重視個人層面的“六保”：一是保生命，首先活著；二是保家庭，平安無事；三是保崗位，有個工作；四是保企業，不要倒閉；五是保收入，衣食無憂；六是保財產，避免賠錢。

　　 二、從文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五帝傳說和鴻門宴。先講五帝傳說。大家知道，五帝只是傳說，中國歷史有準確紀年是公元前841年，到現在不到三千年，但我們的文明有五千年。通過王國維地上和地下的二重證據法，以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發現我們很早就有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標志中華文明起源的遺存。中國最早的朝代是公元前21世紀開始的夏朝。《五帝本紀》記載的是遠古傳說，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本紀》有段話特別強調：“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中國一直有兩個舉世矚目的特點：一是中國的文化是和合的，我們愛好和平，崇尚合作。二是中國人非常勤勞，黃帝就“未嘗寧居”。

　　 關于鴻門宴的故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人說，司馬遷沒有參加鴻門宴，他怎么知道那么多鴻門宴的細節。其實司馬遷有關鴻門宴的記載，基本是以史實為基礎的，但也有文學虛構的內容。不過有一點大家應該明確，我們現在還找不到一個比《項羽本紀》更真實可靠的記載，來很好地說明項羽和劉邦在鴻門宴上的那段關系。在鴻門宴上劉邦逃脫了，再加上對某些情節描寫得繪聲繪色，所以鴻門宴扣人心弦，生動有趣，可讀性強。《項羽本紀》：“沛公旦日從百余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有人認為，如果項羽當時聽了范增的建議，把劉邦殺了，則楚漢戰爭的結果將截然不同。但歷史上不是沒有殺嗎？所以歷史不能假設。

實際上人的眼神可以表達很多真實意思，因為眼睛是心靈的窗口。許多人說的話不一定都是真的，而眼神有的時候相對更真實。范增用眼神暗示項羽，應該殺死劉邦。項羽也明白范增的暗示，但是故意不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想借舞劍這個機會把劉邦殺了。但我覺得當時劉邦未被殺死，從某個角度說也是天意。儒家強調：“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說人的死生和大富大貴，往往是由天決定的。劉邦當時未被殺有很多原因，比如項羽是婦人之心，太仁慈了；宴會上和談判時，一般不能殺對手等。當然還有一個所謂“天命”的原因，就是劉邦此時還不該死。孔子認為，人都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看今天現場聽講的大多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年輕人現在還可以迷惑，可以不知天命。但到了四十歲以后，則不可以迷惑；到了五十歲以后，則不可以不知天命。認真研讀《史記》等經典，可以學思踐悟大道理大智慧，可以解除迷惑而成為漸悟者或頓悟者。

　　 三、從哲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秦二世之死和項羽自刎。先講秦二世之死。《秦始皇本紀》：“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大家看，秦二世到了最后非常可憐。趙高為了成功地政變，曾經指鹿為馬。

　　 中外歷史其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如指鹿為馬與國外“國王的新衣”就很相似。是鹿是馬區別明顯，誰都能看得出來。國王穿沒穿衣服也區別明顯，誰都能看得出來。但是當時人中的多數為了避害，采取了集體無意識的冷漠沉默，看出來也不說。“國王的新衣”有兩種人說實話，一種人是太真誠或者情商低的，因為這種人不知道避害。再一種人是小孩，因為童言無忌，小孩兒的真善美會多些。任何人隨著年齡的成長，真善美都在減少。但咱們應該做的是：身上真善美減少的幅度盡量少一點，減少的速度盡量慢一點。

　　 趙高指鹿為馬，開始還有人說是鹿,結果趙高把說是鹿的人抓起來。后來再指鹿為馬，更多的人知道誰再說是鹿，誰也會被抓起來，就保持冷漠沉默，不敢說實話了。這里我借用北大國學大師季羨林老師的一句話：“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有時可以沉默，真話不都說，但假話一點都不能說。最關鍵的是：趙高指鹿為馬成功之后，宮廷政變很容易就成功了。趙高把秦二世軟禁了，讓秦二世喝毒酒自殺。趙高給李斯加上根本就沒有的謀反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趙高可以殺李斯的三族，對李斯斬首示眾，殺雞嚇猴，但是趙高作為臣下不能直接殺皇帝，只能讓皇帝喝毒藥自殺。所以秦二世死前還有點時間，當時只有一個最親近的宦者在身邊。秦二世說：“你為什么不早告訴我？”意思是我最信任你，別人和我說假話我理解，你為什么也對我假話？秦始皇有能力有水平，周圍都是騙子和假話還好點，因為秦始皇還能辨別一些。秦二世是一個既沒有能力水平、也沒有思想智慧的人，周圍還都是騙子和假話，秦二世始終蒙在鼓里，所以秦二世生命生活的質量真是太低了。這個宦者說，因為不敢說真話我才活著，假使我說真話了，你可能早把我殺死了。因為在秦二世那里，誰說真話，誰批評他，他就殺誰。誰不知道保命啊？所以宦者這句話很深刻，秦朝和后來的王朝，有多少人因為不敢說真話而活著。

　　 歷史悲劇有時會不斷重演，人們往往會重蹈歷史覆轍。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有句很有哲理的話：“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沒有從歷史中得到過教訓。”唐代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意思是唐代人看了秦朝歷史以后哭，但哭完一擦眼淚又犯同樣低級的錯誤。宋代之后的人看了唐朝歷史以后又哭，但哭完一擦眼淚還犯同樣低級的錯誤。等于是唐代之后的人多次非常低級地踏入同一條河流濕了鞋，只是不長記性和時間不同而已。

　　 這條存在于1911年之前王朝時期的河流，就是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怪圈：上面是皇帝暴虐專制，下面是百姓暴動起義；前面的王朝被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后面的王朝又被更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沒有一個王朝是真正通過改革、協商或其它非暴力方式建立的。在王朝時期，道德、思想、智慧、法律往往說起來寫起來頭頭是道，和平時期、一般場合風光無限，但關鍵時期、關鍵場合或面臨關鍵問題時，則經常不給力，甚至掉鏈子。有時可謂皇帝、權力、暴力、刀槍決定一切，道德、思想、智慧、法律毫無用處。這說到底還是一種遠離人類文明的原始低級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

　　 關于項羽自刎，大家可以看《項羽本紀》。項羽自刎前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就是天要滅亡我，我為什么要渡江！司馬遷寫《史記》希望“究天人之際”，非常重視天和人的關系。天命有時指死生有命，項羽感到天在向他招手，而天命是不可違的。死生有時就是一念之差，項羽完全可以一腳踩上那個亭長的船回江東，而不需要轉變立場觀點，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不需要滿足任何條件，但項羽自愿選擇了自刎。客觀上說，項羽作為蓋世英雄和悲劇英雄，他的從容自刎也是為當時的老百姓作了最后一次貢獻，因為避免了楚漢戰爭再延續很多年，避免了更多的老百姓付出死傷的代價。如果項羽上了那個亭長的船渡江回到江東，再帶上數萬子弟兵和劉邦一決雌雄，那老百姓還要繼續遭殃。戰爭和動亂一旦發生，最受傷害的就是老百姓。但一般來講，因軍事外交導致的戰爭對老百姓的傷害，明顯大于因經濟內政導致的動亂。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初出現的休養生息局面，也有項羽自愿選擇自刎的一份功勞。

　　 我們進行歷史哲學的扣問反思，就是從歷史中借鑒成功的經驗和啟示，吸取失敗的教訓和警示。中國歷史上能和項羽相提并論的只有譚嗣同。大家知道，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變法失敗后，譚嗣同也可以選擇出走。譚嗣同勸梁啟超出走日本，他自己卻要留下，因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日本使館愿意提供保護，但被譚嗣同拒絕，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自嗣同始”確實是做到和實現了，因為在譚嗣同之后，大量的仁人志士仿效譚嗣同，為變法和革命而流血犧牲。而在譚嗣同之前，雖有明代方孝孺被滅十族（九族加門生），共計873人。但方孝孺是因為什么？并不是因為變法，只是因為他認同嫡長子（長孫）繼承制，認為建文帝應該當皇帝，所以不同意給明成祖朱棣寫即位詔書。譚嗣同死時只有33歲，項羽死時只有30歲。我非常佩服他們倆的是同樣的一點：都不需要轉變立場觀點，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不需要滿足任何條件，卻都在生死的一念之間自愿選擇了死。

　　 四、從法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趙奢秉公執法和劉邦約法三章。先講趙奢秉公執法。大家都知道紙上談兵的趙括，趙奢就是趙括的父親。《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這里趙奢本身當然很棒，但更棒的是平原君能像秦王嬴政容納李斯的《諫逐客書》那樣，能聽進不同的意見建議。所以有時既要有忠臣，更要有明君。古代往往是：明君之下才有說真話的忠臣，而暴君之下只有說假話的佞臣。佞臣善于圍繞暴君所好，競相比較吹捧贊美暴君的高度，其實這是一種虛偽精致的欺騙和愚弄。同時如果提醒批評無自由，則吹捧贊美無意義。后來的王朝逐漸重視諫官言官的作用，諫官言官的職責是提醒批評皇帝和大臣，力爭用言官諫官制度來彌補封建專制和人治的不足。

　　 關于劉邦約法三章，《高祖本紀》記載：“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巿。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一是殺人者要處死，二是傷人是犯罪，三是偷盜也是犯罪。我們都知道漢承秦制，雖然秦朝只有短短的十幾年，而漢朝延續了四百年，但是漢朝的制度主要來自秦朝。還有一個漢承秦法，我們現在看不斷出土的秦法秦律簡牘，發現當時的秦法秦律已是相當發達了。劉邦約法三章以及后來的漢法漢律，在很多方面都繼承了秦法秦律。

　　 五、從經濟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利來利往”和“善者因之”。先講“利來利往”，《貨殖列傳》記載：“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越王勾踐世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千金之家可以拿錢買回生命，而貧窮之家則無可奈何。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把義和利結合起來講“利來利往”的，我們可以從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里得到某些啟示和警示。人的本性有趨利的一面，或者說經濟人都是自利的，這也無可厚非，因為都要體面生存，還要養家糊口。但自利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利他，可以從親到疏，從近到遠，先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第三步要逐漸德行天下。三步連在一起就是“自利利他，德行天下”，德行天下是最高境界。這有些類似儒家的“修齊治平”：通過“修身”產生個人品德，通過“齊家”產生家庭美德，通過“治國”產生職業道德，通過“平天下”產生天下公德。這也有些類似佛家的“度己度人，普度眾生”。

　　 王陽明有“陽明四句教”，張載有“橫渠四句”。儒家強調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的“八目”有“內圣外王”的說法，“內圣”有五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我們通過這五目，將自己的內心修煉得像圣人一樣。外王有三目：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治理家庭成功（家庭關系融洽），治理國家成功（做好本職工作），治理天下成功（為天下太平盡力），因為成功則“王”。所以大家讀書讀經典既要追求外在的成功，還要追求內心的修為。我借用兩句話送給大家，第一句話是“以天下為己任” ，來自儒家“修齊治平”的“平天下”；第二句話是“為萬世開太平”，來自“橫渠四句”的第四句。“天下”是空間，“萬世”是時間。先具有“天下”“萬世”的情懷，再努力獲取符合“義”的利。

關于“善者因之”，《貨殖列傳》記載：“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司馬遷認為，國家經濟政策應該首先 “善者因之”，“因之”是指順著人和事物的本性，這是最為重要的。“其次利導之”，然后用利引導。“其次教誨之”，然后教育啟發。“其次整齊之”，然后用法規范。“最下者與之爭”，最下策是與民爭利。

　　 其實《貨殖列傳》里講的道理，對現在也有參考作用，即不要與民爭利。所以現在中央有關領導多次要求國有企業、軍隊盡量不與民營企業和老百姓爭利。老百姓可以掙錢的很多領域，比如房地產、餐飲業、傳統服務業，應該更多地放開給民營企業和老百姓經營。如果國有企業、軍隊參與競爭，民營企業和老百姓肯定不占優勢。

　　 前面提到“善者因之”，對我們讀《史記》和研究歷史也有啟發：既要回歸人的真善美本性，也要回歸大自然的本性，就是《道德經》說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關于“道法自然”，我認為不是“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而是“盡最大努力，不強求結果”。就是我盡最大努力后，再順其自然，因為結果往往不是我能決定的。這就是平常說的“盡人事，聽天命”，“人努力，天幫忙”，或者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前面也提到“利導之”，其實利害固然重要，但真假、是非更重要。我們讀《史記》和研究歷史，關鍵是求真，所以真假是最優先的，然后再講是非，最后再講利害。

　　 六、從管理學角度解讀《史記》

　　 這里主要講陳平妙答漢文帝和汲黯直諫漢武帝。先講陳平妙答漢文帝，《陳丞相世家》記載：“孝文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于是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

　　 漢文帝詢問右丞相周勃和左丞相陳平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一歲決獄幾何”？即一年判決訴訟的案件有多少？還有一個問題是“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即一年的錢谷出入有多少？周勃不知道，陳平也不知道。陳平說有主管者，漢文帝又問誰主管？陳平回答：“決獄的事問廷尉，錢谷的事問治粟內史”。漢文帝說如果都是他們主管的，那么你作為丞相主管什么呢？“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八個字，關健是“君主何事”四個字。陳平思路非常清晰，分為三個層次回答，第一個層次是開門見山地說“主臣”兩字，先直接回答漢文帝的問題；第二個層次是簡明扼要地表示客氣，說陛下不嫌我水平低，讓我當丞相；第三個層次是從“上下外內”四個角度具體說明丞相的主要職責。在我看來，《史記》中對陳平的這段記載，是歷代丞相中對丞相職責概括得最精辟的。歷史上有的丞相，有時說話面面俱到，分不清輕重緩急，皇帝聽不出丞相說話的意圖，下屬不知道重點要做什么；歷史上還有的丞相，有時向下跨越一級或兩級管不重要的事，或者只管對自己有利益的事，不管自己應擔當負責的國家大事。漢文帝確實是明君，他對陳平的回答很滿意，因為他需要這樣思路清晰和職責分明的丞相，不需要毫無思想和主見而只會盲目服從和吹捧贊美君主的丞相。

　　 關于汲黯直諫漢武帝，《汲黯傳》記載：“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日：‘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漢武帝在前期是非常棒的，就像秦始皇在前期能夠虛心聽取大臣建議，包容不同意見。但是漢武帝和秦始皇有所不同，漢武帝當皇帝54年，后期走向反面更是必然的。漢武帝退朝以后，對身邊近臣說，這汲黯太戇直了，當眾就責備我。群臣中有人批評汲黯，汲黯說：天子設置公卿等輔佐之臣，難道是讓他們阿諛奉承，將君主陷于違背仁義的窘境嗎?何況我已任九卿，即使明哲保身，但也不能損害朝廷大事!

　　 大家看《史記》的有關記載，秦始皇和漢武帝在早期都是明君。但是他們倆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他們周圍沒有像唐太宗時魏征那樣的忠臣。如果在秦始皇和漢武帝周圍，有一個或多個像魏征那樣的忠臣，秦漢歷史的演變一定會有所不同。唐太宗不僅有魏征，還能始終包容和信任魏征，這才是真正的明君。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我們讀《史記》和研究歷史一定要悟道，我認為人生應追求四個維度，一是要有價值，二是要有意義，三是要有情趣，四是要有境界。司馬遷寫《史記》，非常注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為了把《史記》保留下來，傳之后世，他接受了最恥辱的腐刑。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都是有氣節的，有句話說“士可殺不可辱”，但是司馬遷為了高尚的大目標，為了《史記》傳之后世，個人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就是接受最恥辱的腐刑。其實人要死很容易，而人為了高尚目標而忍辱負重地活著，確實很不容易。司馬遷能做到這一點，正是他人生的高人之處，尤其值得我們敬仰。

　　 最后還想重點再強調一下“悟道”。比如咱們這次頒發的伯鴻書香獎，看“書香”兩個字我特別有感情和感悟。我也跟書香有一點關系，勉強也算書香門第，因為我爺爺和姥爺都是清末秀才。科舉制是1905年廢除的，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雖然沒有見過我爺爺和姥爺，但我爺爺和姥爺留下了不少中國古代經典書籍，這些經典書籍對我影響很大。我從小至今，一直特別喜歡讀書，也確實讀了很多書。我非常信奉、感悟至深并身體力行的一句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也在提示我們：要將以心悟道和以身行道結合起來。關于以心悟道，我有兩點感受：第一，“悟”字的左半邊是豎心，說明一定要用心，而用心一要深刻，即悟透大道理，讀《史記》等經典要能鉆研進去，達到片面的深刻；用心二要系統，即悟通大道理，讀《史記》等經典要能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第二，“悟”字的右半邊是吾，悟透悟通悟懂大道理之后要自身做起。當然每人的悟性都不一樣，有時差別很大。在我看來，人在悟性方面可分為三種：第一種人頓悟，頃刻就悟懂大道理，頓悟的人大約只占1%。第二種人漸悟，通過實踐、讀書、學習、思考、工作和溝通交流，逐漸能悟懂大道理，漸悟的人是絕大多數。第三種人不悟，不悟的人都是執迷，所以我們常說執迷不悟。這里的“迷”一般分三個層面：愚昧之迷、權錢色萬能之迷、技能術萬能之迷。

　　 讀《史記》等經典不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變化氣質。蘇軾有一句詩流傳廣泛：“腹有詩書氣自華”。《呂氏春秋》中也有一句話：“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據《呂不韋列傳》，呂不韋主編完《呂氏春秋》后，將書的內容公布在“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說明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是精益求精、千錘百煉的。今天咱們線下和線上聽講的各位朋友都是君子。按照呂不韋的觀點，君子讀書只是為了變化氣質。至于讀書做官論、“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都是在秦漢以后，特別是隋朝科舉制以后逐漸形成的說法。先秦時期君子讀書就是“為能變化氣質而已”，陶冶情操往往通過變化氣質來體現。

　　 以上就是我分別從六個角度，給大家匯報我研讀《史記》的若干心得，不對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衷心感謝大家！

　　 （本文為作者在中華書局第四屆“伯鴻書香獎”暨“伯鴻講堂”上的主題學術講座的整理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