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談金融危機啟示：封閉不是有效應對手段，開放才能提升化解危機能力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危機對中國的出口和制造業造成打擊，并帶來投資下降和失業增加，經濟增速放緩。

近日，在“讓歷史告訴未來：亞洲金融危機二十五周年的回顧與啟示”國際研討會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一鳴在回顧和反思這場危機時指出，危機成因來自于幾個方面，一是外部資金大量涌入造成資產泡沫；二是固定匯率制度加劇匯率風險；三是過早開放資本賬戶，增大金融體系脆弱性。除此，外部沖擊也是引發危機的重要原因。

在談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時，王一鳴認為，“封閉并不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只有開放才能真正提升應對和化解危機的能力。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夠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王一鳴回憶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在進入加息周期后形成的外溢效應，導致大量資金從東南亞回流美國，對危機爆發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國際游資趁機進行投機炒作，迫使這些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并從中漁利，加速了危機爆發。危機發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部分國家提供救助時，要求采取緊縮政策，導致這些國家經濟收縮，產能過剩，資本回報率下跌，進一步推動了國際資本外逃。

當時，中國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舉措，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穩健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恢復；同時推進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

數據顯示，1998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經濟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

1997年7月初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距今已經25年。在全球經濟滯脹和衰退風險上升、一些國家和地區面臨債務和金融危機沖擊的今天，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于應對當下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和潛在的危機沖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一鳴認為，健全的金融體系是抵御外部沖擊的重要保障。“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往往都存在負債率高、期限錯配、不良資產比例大等問題，增大了金融體系脆弱性，一旦本幣面臨貶值壓力和資本外逃，脆弱的金融體系就會首當其沖。”王一鳴稱，這啟示我們要堅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健全金融安全網，增強金融體系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東南亞國家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出口依存度過高。危機前的十年，這些經濟體出口年均增速保持在10%～20%，為穩定出口，減少企業匯率風險，東南亞國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國際資本沖擊后，外匯儲備急劇枯竭，最終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本幣在短期內大幅貶值，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王一鳴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固定匯率制度難以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還可能造成資本過度流入和助推經濟泡沫。構建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向市場提供正確的信號，有助于保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要堅持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好匯率調節對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穩定器作用。同時，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逆周期調控能力。

此外，深化改革是有效應對外部沖擊的根本途徑。王一鳴表示，高速增長時期掩蓋的各種矛盾和風險，在危機時期會“水落石出”，這往往是推動改革的重要窗口期。此時推動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小，更容易達成共識。中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過程中，推進國企、金融、外貿、房地產、社會保障等領域改革，不僅有效擴大了國內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給側效率，增強了增長內生動力，為走出危機和啟動新一輪增長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不高，客觀上起到了隔離外部沖擊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資本流動沖擊影響較小。

但在王一鳴看來，不能因此否認開放的重要性。“封閉并不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只有開放才能真正提升應對和化解危機的能力。”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及時推進外匯管理和外貿體制改革，國際收支水平明顯改善，對穩定市場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國積極推進加入世貿談判，以更加開放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為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王一鳴還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夠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金融危機的沖擊，根本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多是要素投入驅動型增長的經濟體，長期依靠勞動力資源和資本投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全要素生產率偏低，這種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持續。

“應對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堅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持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沖擊。”王一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