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爾加：荀子的人性論

荀子與孔孟不同，他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明確提出“人性惡”的儒家思想家。他說：“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特別強調對人的后天的改造。對于荀子的人性論，需要作如下分析：

首先是荀子人性論的思想淵源。在人性問題上，荀子的視角為什么與孔子的趨向不同，與孟子截然對立？筆者以為，第一，荀子雖然是儒家大師，然而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很大。第二，荀子不光受到法家哲學思想的影響，還受到法家學術風格的影響。法家學術風格是強調務實，反對空談。荀子也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第三，更為重要而且需要詳細說明的是，荀子受春申君的委派，擔任過楚國的蘭陵縣令。荀子肯定是個基層工作閱歷相當豐富的學者。一個做具體工作的官員，不會整天陶醉于美好的幻想，對現實不同的政治體制孰優孰劣不會視而不見。

秦行法家之治，政治運行機制形成的基礎是法。由于法度嚴明，秦國政治受個人因素干擾相對較少，政治運行機制較少出現紊亂。在諸侯爭霸達到白熱化程度時，國內的穩定是致勝的前提。六國則不同。舊道德的深固影響，使得政治運行機制模糊、不固定，更容易受個人判斷能力、好惡情感、人際關系的影響。在關健時刻每每有個人因素造成全局潰亂。孟子時代燕王會憑一時之心緒禪讓王位。趙與秦戰時數中秦反間計。趙孝成王輕信秦之懼趙括不懼廉頗的反間，以趙括代廉頗；趙王遷輕信寵臣郭開金僭李牧、司馬尚欲反的反間，以趙蔥、顏聚代李牧、司馬尚，并殺掉李牧。趙王之所以數中反間計與趙國法度不嚴制度不一，多憑人際關系治國，人際猜忌眾多，政治運行不公開有關。

秦國與關東六國政治體制優劣一目了然。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學術上有務實風格的荀子怎能不傾向秦國！傾向秦國就等于背叛儒家嗎？非也。孔子評價管仲時雖在道德上對管仲有非議，但談到功業時，又對之作出肯定。這是因為，孔子是從政治效果的角度贊賞管仲。管仲雖然有不符合道德的舉動，但在客觀效果上他能夠輔佐齊桓公統領諸侯、匡正天下、捍衛華夏文化，至今華夏仍被其澤。孔子也是從做基層工作開始一步步上來的，知曉民情社情，所以荀子和孔子都把實際效果作為對政治評價的重要尺度。筆者甚至推測，假設是孔子去考察秦國，也會稱贊秦國“如其仁！如其仁！”

不僅僅從國運昌盛的治國效果上看，從民眾的素質看，秦國舉國而成善民。商鞅認為君主既合理分明又行有成效的的賞罰之治造就了自覺性很強的民眾。荀子也有相近看法。荀子和商鞅有一個共同點—都認為由君主出面制定統一秩序，進行統一管理，個人守秩序，服從整體，才會產生有道德的國民。荀子形成這樣的看法應該說一方面是受了商鞅的影響，一方面是親身在秦國考察受到了秦國大好局面的感染。如果沒有君主集中統一的領導，就不會有善良的國民。

當時的德教具有局限性。孟子所看到的道德現象荀子不會看不到，但從一個做具體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員角度看，這些道德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并非都象孟子所說的那么美好。商鞅就發現了當時提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第一，惑亂民眾，不安心本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得官爵”。“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第二，鼓勵私德和假德濟私。“用善，則民親其親”，“章善則過匿”。商鞅的結論是，“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

荀子主張人性惡。荀子看到，內心之善在實際運行中不一定能產生善的效果。自稱出于善的行為不一定真的是出于善。同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行為能否有善的效果往往也說不清楚。善性雖然可能存在，但大都只能夠在私人交往中憑個人的感受來確定。所以，荀子提出：道德理念必須經過外化、社會化、確定化并被社會認同才能夠實現自身。單純的理念形態的道德在實際管理中實難加以確認和操作。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際管理只能夠針對人身上看得見摸得著容易確定的因素，所以靠調動人的善性治理整個國家在當時是不切實際地幻想。相反，荀子看到，人的物質欲望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針對它制定的應對措施操作起來相對容易。

由于上述原因，學術上具有務實性風格的荀子不再關注那個虛無縹緲無法把握的善的情感，而關注人的生理本性，提出了人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當然，荀子畢竟屬于儒家，他意識到，象法家那樣因順人的好利惡害之情，調動人民去打天下可以，但最后用之來長久地穩定天下是不可以的。他考察秦國后對秦國產生了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承認了秦國法家政治的成就，他應范睢之邀訪問了秦國，在回答秦貴族“入秦何見？”問題時，竟以一儒學大師之身份連連稱贊行法家之政的秦國。荀子看到的秦國百姓民風淳樸，遵守法度，人人為公，很有道德性。朝政清明，辦事有效率。這些優點決定了秦國必然稱王于天下，這不是僥幸，而是規律性。

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秦國的致命弱點是不用儒。他認為，注重用儒改造人，培養人遵守禮儀規范的自覺性，能夠大大減輕行政能力不足造成的壓力。甚至達到“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的王者之治。所以荀子提出按照儒家的禮儀規范來改造人性。

學界雖看到孟荀在人性善惡問題上的尖銳對立，但缺乏對這個對立的詳盡入微的解析。其實，他們倆對人性的原初狀態看法并無不同。荀子雖然講人性惡，但認為人性可以改造為善，這就等于承認了人天生有成善的種子、基因。他認為，人是可以改造的，因為他有這個種子、基因。禽獸虎狼沒有這個種子、基因，所以談不上改造。孟荀的分野是從如何對待人的原初狀態開始的。孟子主張激活人的善的種子，荀子主張從改造人的生理欲望入手；孟子要培養的善德含有濃厚的個性色彩，荀子的善德強調整齊劃一；孟子強調自律，荀子強調他律；孟子強調人格的平等性，荀子突出等級的差別性。

荀子為什么強調他律？還是前面所說，善的理念需要社會化，相對固定化，否則會淪為私德、個人漁利的工具。所以荀子認為人性不能因順，只能改變，圣人就是改造者。圣人其實就是王者。荀子對王者的改造能力是有信心的。因為他看到了秦國的政治成就。為了實現王者的改造重任，荀子主張君主集權。他說：“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這些說法，順應了統一的中央集權體制產生的趨勢。在荀子那里，儒家一方面承認應該賦予統治者無限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向統治者提出要達到圣人水平的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