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中美戰略博弈進入新階段

　　感謝耶魯大學北京中心的邀請。面對全球耶魯校友討論中美關系，既讓我感到十分榮幸，也是一個挑戰。

　　中美戰略博弈進入新階段

　　近期，中美兩國在阿拉斯加舉行拜登上臺之后的首場高級別對話，引起了全球關注，很多人對中美關系未來充滿憂慮；而我反而更加有信心了，因為既然都亮明了各自態度，遮羞布沒了，知根知底了，這更有利于雙方做出理性決策。誠如布林肯先生所提到的三個方面：中美兩國要在應該競爭的地方競爭，在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因此，未來中美關系就是要圍繞“競爭、合作和對抗”這三個方面展開。從中國角度，肯定是希望管控風險，把沖突盡可能最小化；同時也希望基于規則開展公平競爭，促進平等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當然，這并非僅憑一國意愿就能實現。

　　在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中美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復雜的關系，實際上可以分成三個方面：首先是物質利益層面，即經濟合作。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貿易量很大。自特朗普單方面挑起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不平衡實際上并無明顯改善。特別是在過去一年里，中美貿易不平衡反而擴大了，說明加征關稅是藥不對癥。第二是價值觀層面。中西方價值觀尖銳對立，短期來看無法協調。“中國不吃這一套”，中國不認同美國價值觀就是普世價值，當然美國對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也不認可。第三是地緣政治。中美間的博弈，特別在亞太地區的博弈，異常復雜。這三個方面，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我認為，未來經貿合作作為中美關系的傳統壓艙石作用可能會有所恢復。還是那句話：一切都事在人為。但科技方面的深刻裂痕會擴大，這也是大國博弈和力量對比使然。現在，中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總和，中國致力于創新驅動經濟發展，但在技術上還有很多關鍵性、卡脖子環節，美國肯定會不遺余力地打壓，并聯合其盟友共同圍堵中國。在人權、價值觀方面，涉及新疆、臺海及香港等問題，中美存在尖銳的對立。過去一年，美國國內社會嚴重分裂，充分暴露了自身治理的諸多短板。因此，中國有理由、也有底氣批評美國：自己的事情都處理不好，沒有資格對中國說三道四。相比之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中國對疫情控制乃至后來復工復產、經濟恢復正常化，都是可圈可點的。

　　目前，中美經貿合作談判暫停，但美國新上任的貿易談判代表表示，短期內美方不會單方面降低關稅，可以此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在這一點上，拜登應該感謝特朗普。反觀中國，過去幾年里主動擴大開放，去年再次降低進口商品關稅，同時積極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特別是擴大金融服務業開放、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外商投資法》以及擴大市場準入等，都是快馬加鞭的。其直接表現，就是中國吸引了更多外國直接投資（FDI）和擴大對外投資（ODI），去年中國FDI和ODI都是逆勢上揚。我預期，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8.5%。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2.3%，全球一枝獨秀。今年全球疫情很可能會逐漸得到控制，我預期美國經濟反彈6%，這是一個好消息，將會拉動全球經濟復蘇。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元也在升值。下一步，美國積極財政政策還會加碼，特別是拜登出臺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主要是通過擴大投資增加就業和提高企業稅收等兩個方面。擴大投資是解決經濟增長動力問題，這和中國有相通之處，如在傳統基建方面，將加大對道路、橋梁等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通信基礎設施的投資。在民生領域，改善民眾生活也需要擴大投資，還有增加制造業領域投資，以促進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但是錢從哪來？解決這個問題，一靠印鈔票、發債，這需要寬松貨幣政策配合；第二是加征稅收，特朗普把企業所得稅從35%下調至21%，現在折中一下，又回到28%，比中國25%略高一點。另外，美國希望跨國公司回歸本土，并加強對“避稅天堂”的監管。

　　過去幾年，美國聯邦政府債臺高筑，美聯儲實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市場利率一直維持在0-0.25%之間，歐洲和日本都是負利率，未來低利率環境將延續，對全球金融體系會產生一定負面溢出效應。特別是美國擴大投資、全球資金流入美國，可能對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部分脆弱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有負面影響。未來全球資本流動、匯率波動會加劇。美元短期升值，中長期看是貶值趨勢。因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率上升、貿易失衡加劇，即所謂“雙赤字”擴大，將會加劇經濟不平衡，從而削弱強勢美元走勢。

　　總體來看，在今年美國擴張性經濟政策推動下，對中國是機會窗口，可以擴大出口。未來，美國需要加強跟中國合作，中國擴大開放對歐洲、日本及東盟等合作伙伴產生巨大吸引力。而美國工商企業、金融機構也不一定會聽從拜登的指揮棒，在利益驅動下，他們一定會與中國合作。在中美關系中，經貿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還會保持一個壓艙石的地位，至少起到半個壓艙石的作用。因此，我對未來中美關系持審慎樂觀態度。也就是要努力把可能合作的地方做大，在必須對抗的地方管控住風險，在應該競爭的地方建立合理的規則，促進公平競爭。

　　相當長時間內，美元都將是主要國際貨幣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元價值跟黃金掛鉤，1盎司黃金值35美元，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1970年代經歷兩次石油危機，促使1973年美元和黃金徹底脫鉤。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特里芬難題，即主權國家貨幣充當國際貨幣存在內在矛盾：一方面，該國必須輸出貨幣才能滿足全球流動性需要，另一方面，過多輸出貨幣會引發貨幣貶值，從而動搖其國際貨幣地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來，美元長期呈現貶值趨勢。美元作為信用貨幣，在充當商品交易計價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等方面，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國經濟地位卻在不斷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地位不斷提升。2020年，中國GDP占全球17%，但人民幣作為國際商品交易計價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等方面發揮作用僅約2%，與中國經濟地位極不相稱。

　　美元地位不會動搖。歐元排位第二，也難以與美元相提并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國際社會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應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但是變革過程會十分緩慢。例如，2016年10月1號IMF改革特別提款權（SDRs）籃子貨幣，人民幣在SDRs中的占比提升至10.92%，但現在人民幣實際發揮國際貨幣作用僅約2%。在全球金融體系中，資金流通管道——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受到美國控制，會影響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相應改革也需要時間。我預計2030年中國GDP超過美國，但是即便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均GDP仍然落后于美國，美元依然是全球第一，歐元第二，人民幣可能第三。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必擔心人民幣國際化會挑戰美元地位。人民幣分擔美元的國際責任，有助于全球金融穩定。

　　中美人文交流將會逐漸恢復

　　這次阿拉斯加會談，雙方對加強中美人文交流有共識。我曾經說過，中美貿易戰讓美國農民利益受損，硅谷高科技企業、華爾街金融機構、美國知識分子和主流媒體都對特朗普有意見，因此，拜登上臺是必然的。去年11月初，我公開預測，拜登將以306比232票獲勝，后來得到驗證。拜登跟特朗普有很大不同，他并不希望中美人文交流中斷。我相信中美人文交流將會逐漸恢復。

　　華爾街、硅谷與華盛頓的認知并不一致。目前，中美經濟合作受到政治方面的干擾，更加凸顯人文交流重要性。我建議，美國商界應該多做工作，幫助緩解中美緊張關系。不畏浮云遮望眼。很多事情，都要用長遠眼光來看。我們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在很多方面都要向美國學習。特別是年青一代在美留學人員，要在促進中美人文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

　　展望未來，有美國這樣強大對手結伴而行，將時刻提醒我們不要懈怠，這有助于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少數美國政客對中國有偏見，但我相信美國人民是好的，未來中美合作潛力巨大。既然要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在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間里，中美兩國就不必畏懼競爭。在科技方面，跟美國相比中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最終一定是制度的競爭。現在美國治理體系弊端充分暴露，但我們也不完美，需要戒驕戒躁，苦練內功，不斷完善自己。

　　（根據4月2日耶魯大學北京中心組織的中美關系對話會錄音文字整理。）

　　文章選自微信公眾號“洪才經濟”，2021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