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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訊(記者 肖隆平)美國當地時間1月20日,民主黨人喬·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和國際事務中會出臺什么新政策,對中國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新京智庫為此組織多位國內研究學者進行線上研討。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趙可金教授表示,在分析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時要充分注意其兩面性和復雜性。盡管美國政府主要人員在變化,但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結構、美國面臨的全球挑戰是既定的。盡管人的因素在雙方關系中起著很大作用,但是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趨勢和國際關系的戰略競爭態勢所決定的美國的國家利益結構才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最根本因素。
趙可金認為,我們不能過于夸大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戰略重要性。在美國全球戰略全局中,對華政策在美國對外政策整體的確很重要,但決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改善中美關系,中國不是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塑造者,中國做什么樣的政策反應可能直接影響到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走向。
以下為趙可金教授演講內容:
改善中美關系,雙方都不能是缺席者
我們判斷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時,不能把對華政策看得過于重要。美國對華政策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很重要,但還不是最重要的。這點一定要意識到。看清楚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走向,我們應主要考慮以下三個因素。
首先是美國國內因素。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政治極化是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美國國內黨派間的政治矛盾已經非常激烈,前任總統和新任總統交接時不同臺,這在美國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現象。而在美國選民中,也還有近一半支持特朗普。這就決定了拜登的對外政策會呈現出“內重外輕”的特點,即首先要解決國內激化的問題——特朗普主義和現在拜登開啟的拜登主義將會如何呈現出一個“團結的美國”。這是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任務。
至少在其執政的前兩年,拜登政府將會以應對國內事務為主,對外政策上更多依靠盟國幫助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因而,中國政府可能面臨著要跟“兩個美國”打交道的局面,即“臺上的美國”和“臺下的美國”。我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戰略準備和能力準備。
其次是國際關系因素。從美國與世界的關系來看,當今世界呈現為中美兩強并立的格局,甚至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中美也在出現“政治分化”。這樣的態勢使得在美國政府看來,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毫無疑問是中國,而且競爭的核心是技術、經濟、制度甚至包括地緣政治等方面。這逐漸促使美國政府在戰略上形成了新的“中國共識”。
最后才是人的因素。與特朗普政策團隊的反建制派不同,拜登政府的政策團隊是主流建制派。對主流建制派而言,維護中美關系的存量利益,可能是他們更在乎的。拜登本人也是典型的主流建制派代表。他的團隊成員如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強調規則,強調傳統外交藝術,也強調美國的戰略利益和競爭優勢。這幾年,布林肯比較關心地緣政治、國際市場和能源等問題。這就決定了他在對華事務上也會傾向務實。
從這三個因素看,中美戰略競爭格局將會保持穩定。但是,對于拜登政府而言,可能會改變的是戰略的先后次序,而非戰略本身。民主黨是有政策議程的,他們會按照自己的節奏向前推進。中國需精準把握拜登政府的政策議程,積極主動地營造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因此,改善中美關系,中國不是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塑造者,中國政府做怎樣的政策反應,可能直接影響到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拜登政府將以解決國內事務為重
如果考慮美國國內因素,總體上可以得到兩個結論。雖然特朗普于美國時間1月20日離開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但是特朗普主義政策不會離開。在很多問題上,這次大選表明特朗普主義政策在美國民眾中具有很高的認可度。盡管拜登也發布了十幾條行政命令試圖調整,但是調整遇到的阻力會非常大。他在100天的蜜月期內能否有一兩個政策落地,現在還是未知數。
因而,我更傾向于拜登在政策議題上,會更集中精力解決美國國內問題,短期內對華政策不會有太大改變。這是因為,首先拜登不能左右中國,其次即使在對華政策上能夠收回一些管制措施,對美國國內的影響畢竟也還遠,除非他沿著特朗普的軌道繼續前行,把整個局勢搞得很僵。但這樣不符合拜登的利益訴求。
所以,拜登可能會集中精力,用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在疫情防控上,拜登提出了“100天戴口罩”的倡議,但是美國的疫情防控很難照搬中國經驗。而美國如果不采取中國這種雷厲風行的手段,現有的辦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目前還看不出來。如果靠疫苗,現在疫苗的接種能力還非常有限。所以拜登在疫情防控上可能會維系現有的格局,再做一些微調,比如說加強科學界的力量,加強國際合作。
此外,拜登政府可能會繼續推動美國制造業的回歸,現在無論是五大湖地區還是其他地區,面臨的都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問題。因此,制造業的回歸還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特別是像賓夕法尼亞州的產業界,會向拜登政府施加壓力。
就中美關系而言,美國國內社會各界對中美關系判斷是相對穩定的。美國國內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所以在經貿、高科技以及南海等問題上,拜登很難推翻特朗普政府出臺的政策。很多政策已經通過國會立法,以總統簽署的形式確定下來。拜登要想逆轉,非常艱難。
盡管拜登可能想在對華事務上有一些新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恐怕要排在后面,且調整的幅度不會很大。因此,我們在對美事務上需要保持一定的戰略定力,既要認識到中美關系不會因為拜登的上臺發生根本的好轉,但也不會有太大的意外發生。
不過,拜登上臺對中美關系的改善可能是一個機遇,因此,我們要厘清在哪些事務上中美有機會合作,哪些事務上會繼續處于競爭狀態。比如,在應對國際事務和全球性挑戰方面,中美兩國在拜登政府時期會有機會合作。因為拜登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而且制定了目標宏大的氣候變化計劃和政策,設置了很多內容,包括工廠零排放、推廣新能源汽車、重返《巴黎協定》等議題。
同時,拜登政府會堅持多邊主義和印太并重的戰略。在多邊主義上,美國會重新強調其領導地位;但同時會繼續把重點放在印太地區,并在這個框架內加強印太地區實質性的政策機制形成。雖然特朗普時期也重視印太地區,但主要集中在軍事領域;但如果我們從白宮國安會提名坎貝爾為印太地區協調員來看,就可以知道,拜登的印太戰略不會僅局限于軍事領域,可能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開展。
從戰略手段上看,拜登政府尋求合作和競爭并重,關鍵是看哪些問題上合作,哪些問題上競爭,不同領域的表現可能不一樣。要知道,拜登的支持力量很多是來自美國的主流教育界、學術界智庫。這些人贊成進行中美戰略交流,支持兩國人員的交流、接觸與合作。因而,拜登政府會繼續加強與世界的接觸,包括與中國的接觸。
總的來說,拜登上臺對中美關系改善是一個機會。這不僅取決于美國,更取決于中國。我們在處理中美關系時,要對過去四年中美外交關系中存在的不足進行反思,在政策上進行調整,以維護和鞏固中美關系穩定的大局,為延緩或者推遲中美的戰略斗爭創造條件,為中國國內的發展打造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