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光：實現收入翻番過程中應注意三個問題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為了促進經濟總量和質量提升

　　金融是現代經濟制度的重要部門，從經驗上看，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金融業也越是發達，經濟活力也越是充沛。我們現在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最終目的并不在金融業本身，而是要促進經濟總量和質量的進一步提升。所以首先要明確的是，不能為了金融創新而創新，偏離了金融輔助實體經濟的根本，就容易出現問題。這一點，十八大報告已經清晰地指出。其次，在十八大的這段表述中實際上有兩對矛盾對立統一關系：一是金融改革與金融監管的關系，二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改革”和“創新”，基本思路還是逐步消除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漸進。而“監管”和“維護”，顯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自由。報告中有關金融體制改革的表述，體現出中央對于這些關系的謹慎態度。這樣看來，國家在未來一段時期金融領域所要采取的措施不會過于激烈，金融改革仍然是在市場拉力和政府回力兩個方向的博弈中前進。具體而言，在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過程中，非銀行金融機構必將會獲得更大的發展，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種類形式更加多元化，民間資本能夠進入的領域更多，金融市場的競爭性會更加充分。與此同時，金融監管體制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未來的監管職能將更加復雜，所要面對的市場主體更多樣，準入監管、信息披露、退出監管等方面只會更加嚴格而不會放松。而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反復沖擊之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步伐也會更加謹慎。

　　實體經濟：勞動創造需求

　　美國經濟學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有一個極有影響力的供給學派，這個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市場經濟能夠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通俗地說，即供給決定需求，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在政策方面，供給學派主張降低稅率、鼓勵生產。這個學派的理論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評，在里根政府的實踐中，效果也并不理想。但是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供給學派有其特別的借鑒意義。

　　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供給學派的批評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前提——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制度下，市場主體的進入和退出較為自由。然而這也恰恰導致了供給學派主張的那些刺激生產政策激勵程度有限，因為在較為充分的市場競爭條件下，對生產投資不存在抑制問題，政策和制度能夠提供的超額利潤是極少的。而在中國，我們由于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在市場的許多領域還沒有完全開放，大量生產性投資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投資的積極性依然十分高漲。一旦對生產性投資給予更多的政策空間，供給方面會呈現出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結果。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需要依靠“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中國未來經濟的動力，也依然要從三個方面著手推動。十八大報告敏銳地意識到了近些年來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帶來的挑戰，極具針對性地提出了相應地發展策略。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于自身而不在于貿易，中國經濟未來的競爭力應當來源于投資而不是消費，否則未來若干年內，我們會繼續不斷受到全球經濟的制約與影響，我們會繼續徘徊在世界工廠的價值鏈底端。只有做好“投資”和供給的文章，中國經濟才會獲得真正的長期發展后勁。

　　報告第四部分第一節“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論述的是如何鼓勵投資數量，其中“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第二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論述的是如何提升投資質量，只有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投資質量才能獲得根本性的提升;第三節“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既涉及消費，也關乎投資。黨和國家已經覺察到“虛擬經濟”蘊含的問題，明確指出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為未來的投資方向提供了指導;第四節“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關注的是三農問題，以工促農、工農互惠，實際上也包含了投資環境和投資方向的問題;最后一節“全面提高經濟開放水平”，重點指出要“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并且要“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這就表明，出口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要發生重大改變，出口不能再盲目追求數量，而是要更加注重質量，這同樣要從改變國內投資質量入手。

　　投資與消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在過去的三十多年時間里，中國人的消費逐步取消了計劃供給制度，百姓的消費能力得到了巨大的釋放，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未來中國經濟要想獲得持續的動力和活力，消費領域蘊藏的潛力可能已經比較有限，如何激發投資潛力，尤其是生產性投資，提高投資的數量與質量，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做出了深刻的回答。可以預見，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式，將更加以市場為基礎，更加注重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和積極性，政府的作用將更將傾向于培育市場、推動創新、縮小發展差距等領域。

　　收入翻番計劃：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