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改革開放是逐步釋放市場主體活力的過程

　　董志勇教授認為，政府和市場永遠是市場運行的兩大核心主題。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釋放市場主體活力的過程。

　　以下是演講實錄： 《疫情防控期間，我對經濟學幾個問題的思考》

　　董志勇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感謝李稻葵教授邀請我來參加第二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論壇。

　　新中國成立71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一直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實踐密切聯系，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的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40多個年頭，在改革開放的征程中，有多少艱辛的探索、偉大的創新，有多少可歌可泣、蕩氣回腸的故事。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科學，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也取得了以下新的發展。

　　經濟學學科發展越來越國際化，表現在越來越多的本土師生擁有了SSCI的論文，越來越多的青年經濟學者擁有了Field Top發表記錄，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學生前往世界頂級學校學習和交流，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在世界組織里任職，一些本土博士生可以在世界名校獲得教職。

　　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規范化，表現在我們的學術交流平臺越來越規范，論文發表的程序越來越規范，學術成果的發展和傳播機制越來越規范，高校里終身教師職位的獲得越來越獲規范，本土博士和海歸博士也開始正面競爭。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發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國際話語權有限?，F在全國大約有20萬人在從事經濟學的研究。我們國家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在15%-20%之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以上。但是在經濟學的五大頂刊中，從2015年1月到現在發表的1000多篇文章里，關于中國經濟的論文只占論文總量的2.5%左右，這個比例是相當低的。在金融學的三大期刊里面，同期關于中國金融的論文占論文總量的比例也僅僅在1.5%左右。

　　第二，我們很難觸及國際的前沿。我們缺乏理論創新，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大多還是用中國的數據去檢驗西方的理論。我們研究的很多問題不是特別寬泛就是特別細節，研究的重點方向不夠聚焦。舉個例子，在過去關于人口流動的數篇頂級文章里面，沒有一篇是關于中國人口流動研究的。這里面有評價機制扭曲的問題，海歸博士到海外學成回國，用國外的數據做模型，在國外的雜志上發表文章，回中國評教授。我想這里有一些導向問題，需要深入地思考。

　　第三，我們很多研究沒有扎根中國大地。服務中國的現實經濟發展，總結和提煉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講好中國故事是我們的使命。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得到了普遍的稱頌，如何從經驗中總結和提煉出一種獨特的命題，并使之升華到理論的高度，從而對經濟的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仍然是中國經濟學界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沒有自覺地賦予歷史的眼光，再看似天衣無縫的解釋也會失去其應有的籠罩力和說服力，更無法建立真正的話語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向學術界提出了建設和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歷史任務。習總書記還給出了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的實施路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

　　經濟學的未來是什么？我覺得“過去未去，而未來已來”，讓中國讀懂世界，讓世界讀懂中國。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法度和中國的制造都曾經深刻地塑造中國和中國人，雖然歷經風雨和強勢沖擊，但仍然是活著的傳統。

　　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必須要貢獻出一種高深的學問、嚴謹的學問。但是光有學問還不夠，我們還必須要關注中國現實的喜怒哀樂。光有對現實的關注還不夠，我們還要有擔當。

　　回到今天論壇的主題，就是政府和市場。

　　這是一個太老的題目，但是賦予我們很多新的思考。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看到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發揮到一定程度是有情可原的，因為行政力量有時候雖然簡單，但對突發事件行之有效。

　　但疫情過后，我們還是應靠那只看不見的手來恢復我們的市場秩序。應當注意劃清政府、企業和市場的權責界限，著力培育有助于企業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外部環境。

　　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我們要反思什么？我個人覺得，我們要反思是否還存在一些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我們要反思政府是否通過所有制、財政支持，對資源分配進行直接和間接的干預；我們要反思生產資料是否根據市場的原則進行定價和分配；我們要反思主要企業是否從根本上具有非市場的屬性；我們要反思是否利用了過多工具，來實現所謂的產業目標。上述行為是否導致出現嚴重和持續的產能過剩，而這種產能過剩給全球的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在政府方面，我們學界還是需要更深入地分析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度，為什么更愿意進行大規模的長期建設性投資？第二，為什么應該鼓勵內需還是應該擴大投資，又成為我們今天的熱門話題？第三，實際上凱恩斯學派在上個世紀60年代都已經日漸式微，可是到了本世紀（2008年以后），該學派為什么又再次抬頭？這些問題帶給我們很多新的思考。

　　回顧西方發展史，美國經濟為什么繁榮了150年？是因為美國在工業時代產生了鋼鐵大王、石油大王和汽車大王，在消費年代產生了好萊塢、迪斯尼、可口可樂，在新技術時代產生了比爾蓋茨、喬布斯這些偉大的企業家。所以，美國通過它的工業浪潮、消費浪潮、科技浪潮推動了民族進步。

　　在過去40多年里，如果把我們中國的改革比喻成一部電影，我個人覺得在這個電影里的男一號應該是企業家。他們雖然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是應該向他們致敬。因為沒有他們的不屈不撓，就沒有中國經濟的今天。所以市場經濟等于企業家加自由價格。

　　企業家精神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牽引作用。這在企業家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商海沉浮讓他們的嗅覺更加靈敏，敢于冒險和創新讓他們搶到先機，敢于拼搏和勤奮工作使得他們更具號召力。

　　未來的政企關系或者政企博弈會出現一個怎樣的新格局？

　　第一，只有當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誰在裸泳，所以一定要注意這是一次遲到的出清。未來幾年市場的大勢已定，對于不遵守規則或者自身不過硬的玩家來講千萬不要心存僥幸，因為歷史告訴你總有一種方式讓你離開。

　　第二，不管你準備好了沒有，經濟下行周期已經拉開帷幕。消滅風險最好的辦法就是要風險暴露，你將見證去泡沫、去杠桿。過去的10年貨幣跑得比實體快，金融跑得比產業快，結果必然是脫實向虛。你將見證金融監管的正?；?，金融監管正在經歷的不是微調，而是三四十年來的一個大變革。

　　第三，當今時代是不進則退，以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都可能發生，你必須有所準備。也許過去灌下的水，就是你明天要流的淚。

　　最后，還應該思考一下民營經濟。

　　在過去40年多里，對于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曾經有幾次大辯論。80年代有雇工之爭，后來到90年是姓資姓社之爭，姓公姓私之爭。到21世紀以后，原罪之爭，企業家能否入黨之爭，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新自由主義的神話是否破滅之爭，到前幾年的產業政策之爭。

　　所有的爭論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一路走來，披荊斬棘，非常不容易，這也是我們經濟改革留下的一筆非常巨大的精神遺產。

　　我們會看到民營經濟到目前為止仍然有很多的窘境，有的政策無法享受，有的空間無法進入，有的機會無法把握。

　　我們要思考，政府的權力失范可能表現在哪里呢？要注意防范：

　　第一，是不是給國企和民企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環境。平等競爭，優勝劣汰。

　　第二，是不是根據價格而不是指令配置資源。

　　第三，是不是過分地扶大壓小。

　　第四，產權保護是否有效，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打破行政性的壟斷，著力降低土地、通信、能源、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放寬基礎產業的準入。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同時要減人、減稅、減補貼、減管制、減特權。

　　我們要有很多的思考。我們要思考從哪些利益方來看待和處理公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要考慮社會資本進入，政策應該如何處理利己動機和利他的行為。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激發市場活力，才能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如果我們弱化了對市場的信念，中國的未來就面臨更多的曲折和危險，相反，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中國的未來會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