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慶平：改革進程中的價值共識

黨的十八大發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宣言書和動員令，重申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十八大結束后不久，我在《民主與科學》2012年第6期上發表了《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前唯一出路》一文，光明網、共識網、財新網、北大網等10多家網站紛紛轉載。我之所以用以上題目撰文，主要是想貫徹落實鄧小平1986年在《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等文中所說的：“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政治體制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不能太遲。”

今天我重點從兩方面談談自己最近的思考：改革進程中的價值共識有哪些？圍繞這些價值共識最需要做什么？

第一方面我談談改革進程中的價值共識有哪些？盡管這方面目前眾說紛紜，分歧很大，但大致可概括為以下十點：

一是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我們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工作，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全面貫徹實施憲法也包括了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不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二是深化改革的關鍵是領導層真正展現改革魄力和領導力，全社會真正凝聚改革共識和合力。最高領導層的改革魄力正在展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李克強總理也強調：“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蹚，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需要勇氣、智慧、韌性。”

三是改革中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辨證統一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也要繼續鼓勵大膽試驗、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當然，目前應堅決杜絕有人只摸石頭不過河的現象，也堅決杜絕有橋不走或深水區摸不到石頭還假裝摸石頭不過河的現象。而加強改革頂層設計應有超越各種利益的改革頂層設計機構。

四是改革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的發展的最高形式，在強調以人為本的今天，當然也應該成為我們改革的目標。

五是重要領域改革亟需取得實質性重點突破。目前重要領域改革基本處于小修小補和不進不退階段，目前重要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重點突破需要沖破阻撓，打破僵局，凝聚力量，攻堅克難。

六是推動某些突出問題的解決。目前已暴露出的突出問題絕大部分都是因為改革不到位和改革不深化，所以推動這些突出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改革到位和改革深化。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往往包含很多政治因素，目前又包含很多社會、文化和生態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領域的突出問題不下功夫盡快解決，我們至今已達3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絕對不可能持續，我們擁有13.4億人口的大國也絕對不可能強盛。

七是政府積極有序向市場和社會轉移權力。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社會力量參與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維互動格局，改變政府萬能、“跑部錢進”、權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政府真正把管理職能集中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來。特別是社會組織承載著彌補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維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功能，今后政府應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社會組織。

八是加快建設社會價值體系。在中國現實中，不僅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并形成推進改革開放強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現，而且**結、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令人擔憂，信仰危機、道德滑坡、思想愚昧、法律疲軟時有所見。加快建設社會價值體系可適當參考借鑒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的仁、義、禮、智、信和公、和、廉、恥，以及西方價值體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在于：亡國是政權更替，與百姓利益無關，所以“肉食者謀之”；亡天下是道德淪喪，事關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匹夫有責”。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4句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黨的十八大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提出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國家層面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層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包括“普世價值”爭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確實引人注目。

九是當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思想觀念的禁錮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從當前某些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對既得利益集團過分讓步的角度，可以說當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阻力除了思想觀念禁錮外，主要來自既得利益集團。與倒退和前進相比，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期間的體制機制環境最有利于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既得利益集團既不想倒退而資本受限，也不愿前進而權力受限，必定會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調動所有政治經濟資源，最大限度運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種冠冕堂皇卻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極力阻止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的政治體制改革，以使當前的體制機制環境盡可能長久地持續或固化。

十是當前最大危險是出現暴力革命。17至18世紀，改革在英國成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法國成為革命的催化劑。20世紀初，改革在印度成為革命的替代物，。我們應該結合以上史實，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改革和革命的關系，特別是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如何以改革防止和替代革命。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目前讀過的人很多，而讀懂的人很少。我非常擔憂許多中國人對此書的誤讀和裝懂，而又極不恰當地用來影響和引導當前中國的改革實踐。鑒于民粹主義和缺乏理性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目前改革最好不大規模發動民眾，尤其是不把廣大民眾從市場發動到街頭和廣場搞大規模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贊成這樣的觀點：“這一次改革如果離開了民眾的參與，將一事無成。執政黨要把民眾吸納到改革的推動和改革的討論中來”。有人認為，中國今后最大的危險，與其說是激進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說是反改革開放的極左的“黑色革命”。權勢顯赫的伊朗巴列維王朝也搞過改革開放，但這場不成功的現代化運動，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于是伊朗原教旨主義宗教領導的黑色革命終于成功。

第二方面我談談圍繞這些價值共識目前最需要做什么？這方面同樣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我今天重點強調以下四點：

一是解放轉變思想觀念。政治學家鄒讜先生提出：“中國在20世紀中重建政治社會有兩個沖突的做法或構想：一個是重建權力集中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統一中國，維持政治社會穩定，占領控制社會與經濟的領域；另一個是發展與動員人民的精力、才能與創造力。結果是第一個做法構想壓倒第二個，有如救亡壓倒了啟蒙。”自1840年啟動的由專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學、由封閉到開放、由貧弱到富強的中國社會轉型至今已近200年，但民主、法治、科學等觀念仍然遠未深入人心，所以當前確實需要解放轉變思想觀念。當然對此也不能過分著急，但我們當前力爭少一點專制、多一點民主，少一點人治、多一點法治，少一點迷信、多一點科學，少一點統治、多一點治理，還是非常必要和至關重要的。俞可平先生對民主與專制有段妙語我很贊同：“民主就是總是有人批評你，說你這也不對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沒有人恨你；而專制呢，專制就是人們總在贊美你，歌頌你，你永遠正確，你光芒萬丈，你萬世垂范……從來沒有人批評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們恨你，你內心對此充滿恐懼!”當然對有人而言，改革已不是思想觀念問題，而是自身利益問題，他們很清楚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堅決不改革。正像托克維爾在《回憶錄》中所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并不熱愛民主。”

二是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我認為在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方面，“中國夢”的提法比“中國模式”的提法更明智和更有效。“中國夢”目前是凝聚我們全國13.4億人口，以至臺港澳和海外華僑華裔的一個最大公約數。有人對“中國夢”的提法也有非議，但我們現在確實想不出比“中國夢”更好的的提法。我不同意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中國改革已死，目前只剩革命一途；另一種觀點是中國社會已潰敗，即社會肌體的細胞已壞死而機能已失效，任何藥物都無法救治。如果真是改革已死和社會已潰敗，我們就沒有任何必要凝聚整合改革力量了，這顯然是不符合中國當前實際情況的。我在《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前唯一出路》一文中強調“正人心、敦風俗”，“給出信心，收拾人心”。“知識分子不是權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會的良知和正義的守護神，知識分子在推進順應時代和民意的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必過多在意自己意見能否被決策者采納和重視，而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撓，九死未悔，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應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社會責任感、高尚道義感、堅韌不拔意志和執著奮斗精神。”有人指出，如果社會有走向極端趨勢危險的話，必須迅速集結能夠對抗極端的社會力量。很多壞人都已聯合起來做壞事了，為什么我們好人就不能聯合起來做好事，不能聯合起來推進改革呢！

三是正視超越左右之爭。目前如果按左右分派，也許可分為七派：極端主義左派、右派，激進主義左派、右派，溫和主義左派、右派，中間派。這七派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當前應盡可能創造更多機會，使左右不同派別和朝野不同方面經常坐在一起面對面平等討論和理性對話。蕭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一書中提出了中道理性主義，很多觀點都極具理性和道理，也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作者原來的“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我認為既要正視左右之爭，又要超越左右之爭。但在目前的特殊情況下，我不太贊同蕭功秦先生對“新權威”的過分強調和先后五段式的發展邏輯，同時只講理性和道理也往往是無用的。其實超越左右的重點和關鍵不在于理論上講清道理，而在于實踐上如何超越。從以往改革的實踐看，超越左右的結果不僅無法奏效或走向反面，有時還會導致長期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進不退的改革停滯狀態。而這種改革停滯狀態在當前既有最大可能又屬極大風險，到頭來必然使革命跑在改革之前而出現大規模暴力革命，我們當然是要盡最大努力避免的。魯迅先生深諳中國政治文化，強調推進改革一定要有更激烈的主張。他1927年在《無聲的中國》中說:“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四是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當前只有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并在政治體制改革某些突出問題的解決上取得實質突破，才能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文化發展繁榮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我在《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前唯一出路》一文中提出，我們要以更大魄力、更強決心、更多智慧和更寬視野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并以此引領、帶動、推進和深化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回顧反思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轉型，需要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8.18”講話和黨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需要借鑒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需要研究制定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需要在解決以下九方面突出問題的具體制度上盡快取得實質突破：一是黨、政府、人大的關系，二是黨內民主，三是協商民主，四是基層民主，五是權力制衡，六是權利保障，七是司法體制，八是行政體制，九是干部制度。中國目前不改革的風險明顯大于改革的風險。當前不僅改革與災禍、改革與危機在賽跑，而且改革與革命、改革與戰爭也在賽跑。如果今后我們仍不深刻反思慘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十年浩劫”和“無產階級專政下改革開放”的教訓，我們仍不以實際行動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領導力不能真正展現，改革共識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則中國很難出現真正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真實局面。中國最可能出現的真實局面是政治體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或劫持而長期小修小補和不進不退，是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長期難以有效突破和協調推進。當然從歷史的長遠發展看，無論中國社會轉型多么時間漫長，多么艱難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驚濤駭浪”，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成功實現，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本文為2013年4月27日作者在“中國信用高峰論壇”上的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