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輕重術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管子的輕重術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管子是齊國的宰相，所以他在治國中要解決很多經濟的問題。管子所處的這個時代，中國春秋的早期，這個時代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點，正好冶鐵技術上來了，因為鐵器的使用，使得原來沒有辦法對付的樹根可以對付了，農田的面積就可以大大的擴展，農業就發展了，這是管子的時代。

在管子的時代里，就有很重要的經濟的發展，我們今天叫輕重術，輕重術就是掂一個商品。我們經常說貨幣貶值，票子變毛了，我們說東西變貴了，貴重，輕重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今天通過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中國的經濟高速成長，其中得益于什么呢？就是我們引進了市場經濟。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學校園里風靡了一套書，叫《走向未來》叢書，有一本叫《看不見的手》，實際上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事關重大。亞當·斯密是英國人，他的《國富論》出版發行于1776年，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前期。我們都知道，歐洲啟蒙運動開創了人類現代化的時代。整個現代的所有思想價值觀，那是從啟蒙運動開始的。在啟蒙運動里，從法國開始的，最后燃遍了整個歐洲，席卷了整個世界。

啟蒙運動干兩件事情，第一，反對宗教神權，張揚人的理性，第二，反對封建王權，宣揚民主與自由精神。法國的啟蒙運動熊熊大火燃起來的時候，里面誕生了一個著名的宣言，叫做《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而當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誕生的時候，在美國還沒有思想價值。所以美國人看到以后覺得很不錯，就把人權精神引入到了美國的憲法里面去。

法國人為了向美國表達敬意，就送給了美國那尊自由女神像。我們很多人都見過自由女神像，跟她合過影，但是你內心應有的東西未必當時有。就是當你看到自由女神高擎的火炬，但你看到火炬上熊熊燃燒的圣火的時候，你心中沒有燃起應有的自豪感，為什么呢？因為火炬的圣火是在中國點燃的。

早期的思想家都非常熱愛中國的文化。亞當·斯密畢業于英國的牛津大學，畢業之后他就到了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擔任了道德哲學的教授。他在講課的時候，把講課的課堂講義整理出版，就是著名的《道德情操論》。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是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讀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為亞當·斯密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望。以致于有一位英國的公爵，看到這個書以后，就一定要請亞當·斯密做他兒子的家庭教師。

大概是在1763年，他就找到了亞當·斯密，當時亞當·斯密還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他就跟斯密說，請他去擔任公爵兒子，也就是未來繼承公爵爵位的小公爵，給他做家庭教師，兩年半。這兩年半的任務是什么？陪著那個孩子游歷歐洲大陸，主要就是法國，因為那個時候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就是法國。這個時候也正是英吉利海峽兩邊，剛剛結束了長達七年的英法戰爭，實現了和平。

亞當·斯密就面臨著要辭去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而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是非常豐厚的報酬，一年150英鎊，那是非常高的。但是這個公爵告訴他，我給你一年300英鎊，比在大學拿到的年薪還要翻了一倍。同時，兩年半以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你退休之后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每年都給你300英鎊的退休金，這給亞當·斯密很大的吸引。所以，亞當·斯密最后到大學辭去了教授的職務。

他從英國到法國，大概在1764年年初。他們踏上法國的土地之后，因為英國的公爵是很有身份的，所以他得以能夠見到很多法國重量級的人物，這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學者，就是法國重農主義學派。

法國重農主義學派的開山鼻祖，魁奈，在法王路易十五那是很有地位的，魁奈做他的御用醫生。這個時候，重農主義學派里面的二號人物，叫杜爾閣，是法國的財政大臣，也做過法國的總檢察長，所以，地位都非常高。亞當·斯密到了法國以后，就和重農主義的這些著名人物來往密切。

我們今天看到他的《國富論》，他是1764年到法國以后，才開始動筆寫《國富論》的，《國富論》可以說成為我們經典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也是自由資本主義的開山之作。

我們今天說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這本書往上長出來的，還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評價說，因為亞當·斯密，使得政治經濟學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成為了一個完整的學科，評價也是非常高的。

《國富論》有三十多處跟中國有關

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富論》里面有三十多處都跟中國有關，都在討論中國的問題。為什么在《國富論》里面，有這么大的比重在說中國的問題呢？是因為亞當·斯密在法國的時候，1763年，法國有兩個中國的留學生，到了1763年底，這兩個中國留學生學期已滿，就面臨著要回國。而杜爾格作為英國的財政大臣，以這樣的身份向英國政府申請挽留這兩位中國留學生，在法國繼續多待一段時間，因為杜爾格有問題，要向這兩個中國留學生來討論。

他寫了52個跟經濟有關的問題，他希望這兩個中國留學生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替他考慮。他怕這兩個中國留學生不能夠完全了解，所以他在這52個問題之外，寫了很長的解釋性的文字，這52個問題就是著名的《中國問題集》。

而此時，1763年年底到1764年，在這個過程里，亞當·斯密來了，而且跟杜爾格過往甚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亞當·斯密是見過這兩個中國留學生的。這兩個中國的留學生，一個叫高類思，一個叫楊德望，他們是在那里學神學的。但是，法國人向他們請教經濟學的問題。

杜爾格的《中國問題集》在1766年得以在報上連載，后來變成書出版了。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在1766年之后的十年，1776年在英國出版了。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的那一年，正是美國《獨立宣言》誕生的那一年。所以在大西洋的兩邊，還有這樣的巧合。

當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的時候，法國人怒了，尤其是重農主義學派的學者怒了，他們說亞當·斯密抄襲了杜爾格的東西。重農主義學派有個重要人物叫奈穆爾，他甚至說凡是抄杜爾格的都是對的，凡是沒抄杜爾格的全是錯的。

重農主義學派是法國思想界非常重要的學派，他們的論文絕不引用希臘人的句子，他們只引用中國圣賢的句子，因為他們熱愛中國，他們不喜歡希臘。不僅如此，他們每年出版的年鑒、論文集，都在上面標上出版印刷地：中國北京。這是十八世紀，重農主義學派對中國是非常的熱愛，以致于他的開山鼻祖魁奈號稱是歐洲的孔子。

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誕生在這樣的環境里，充分地和重農主義學派進行交流。所以我們今天看《國富論》，對重農主義學派的思想是持極大的認同與同情的，而堅決反對重商主義。

關于這一個對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找到我，向我預約了一個命題作文——對比亞當·斯密與中國的管子，所以我就寫了《管子與亞當·斯密》，在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在這兩個人之間，做了一個跨文化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