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朋榮：勤勞人的經濟學

 

　　20多年的經濟學觀點，可以歸結為兩句話，即：國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如果說我想建立什么經濟學體系，那就是勤勞人的經濟學。

　　世上兩類人：勤勞人與懶漢

　　世上的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勤勞人，另一類是懶漢。當然，更多的人是處于二者之間，相對于懶漢來說，他們或多或少地也在做一些事情；但相對于勤勞人來說，他們做的事太少了。

　　一個典型的勤勞人，他從來不閑著，一生也沒有閑過。他或者手腳不停，或者腦子不停，總在做事，總在想事，總在想著怎樣將事情一步一步做得更好。

　　典型的勤勞人很少休息，起早貪黑，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他們走路的步子比一般人也快，他們吃飯、睡覺的時間比一般人也短。他們惜時如命，從來不在無味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勤勞人總是與自己過不去，總是不斷地給自己設定一個又一個的目標，并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這些目標既是他前進的方向，也是他勤勞的動力。一開始，他可能是為了實現某個目標而不得不勤勞；久而久之，勤勞成了他的習慣，成了他的重要品格。

　　勞動是財富之父

　　社會的財富是勤勞人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精神產品概莫能外。早在17世紀，英國的經濟學家威廉•配弟就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在一個國家、一個階層或某一個具體的人那里，財富有兩種辦法取得：一種辦法是創造；另一種辦法是掠奪或正常的再分配。掠奪是非法的、是無理的；正常的再分配是合法的、合理的。

　　但從整個人類社會來看，財富只能來自創造。勤勞人是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一個社會勤勞人越多，財富的創造者就越多，財富也就越豐富；懶漢越多，財富的創造者相對就越少，這個社會的財富就比較貧乏。

　　如前所述，勤勞是相對的。一個人一天工作12小時是勤勞；一個人一天工作4小時，相對于沒有工作的人來說，也是勤勞。但前一個勤勞人所創造的財富是后一個勤勞人的3倍。

　　在中國，為什么廣東、浙江等沿海省份那么富，為什么許多內地省份那么窮？有地理環境、自然條件、歷史沉淀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但不可忽視的是由于這些原因造成的人們勤勞程度的差別。《北京青年報》曾發過一則報道，說廣州人每天看電視的時間比內地某城市平均要少3個小時。所以，在沿海與內地富裕程度差別的背后，是兩地的人每天忙碌程度的差別。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內地人生來懶，沿海人生來勤，沿海和內地的“勤”和“懶”是由上面提到的原因形成的。

　　在同一個地區，也存在著不同人群之間富裕程度的差別。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很復雜，但中一個重要原因，仍然是勤勞程度的差別。我們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鉆政策的空子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偶然的機遇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邪門歪道致富，但從總體上看，在富裕的人群中，勤勞人的比重更高些，勤勞的程度更高些；在貧窮的人群中，勤勞人的比重更低些，勤勞的程度更低些。?

　　所以，鄧小平同志當時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其客觀效應是讓一部分人先勤勞起來。正是這一部分人在當時給予的政策空間內先勤勞起來了，所以先富起來了。

　　三種不正之風

　　中華民族本來是個勤勞的民族，但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一個勤勞的民族變成了一個懶惰的民族。“十億人民八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這話過于夸張，但這句民謠也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即賭博的人太多了，跳舞的人太多了，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人太多，總而言之，不創造財富的人太多了。

　　都說中國社會不正之風比較嚴重，其實，中國的不正之風不光在官場，也大量存在于民間。所謂民間的不正之風，至少有“三風”，即賭風、炒風、“偷風”。

　　所謂賭風，即打牌、賭博成風。在西南某城市，打牌已成一大景觀。特別是在周六、周日，到處都能看到打牌的盛況。在河邊、街邊，一擺就是幾十桌或上百桌，場面非常壯觀，麻將聲此起彼伏。

　　所謂炒風，即炒房地產、炒股票、炒郵票。小小的北海市，1992年的房地產公司只有幾家，到1993年猛增到上千家。全市一年之內賣地幾十平方公里，似乎有很多人準備在北海投資辦實業，使房價、地價猛漲。有的人上午花300萬買了一張紙(所謂的紅線圖或藍線圖)，到下午，這張紙可能賣到400萬或500萬。據說北海在一年之內產生了幾個億萬富翁、幾十個千萬富翁和不計其數的百萬富翁。然而到1993年下半年中央銀行一抽緊銀根，整個北海立即人去樓空。人們突然發現，其實沒有幾個人準備在北海辦實業，沒有幾個人打算在北海安家，是炒房的人在買房。

　　炒股票是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文獻中新出現的概念。所謂炒股票，就是今天買明天賣。至于這個企業效益如何、發展前景如何，人們都不關心，甚至有沒有這個企業，人們也不在乎。人們在乎的首先是消息。他們從來也沒有想到從上市公司那里得到什么分紅或回報。 因此，他們不叫股東(如果其中有人炒成了股東，那就是“四大傻”之一)，他們叫股民， 其實就是炒民。他們的目標就是從別人口袋里掏錢，股票只不過是從別人口袋里掏錢的工具 。一個國家幾千萬人不好好地去創造財富，不想通過創造財富賺錢，而是整天盯股市，希望

　　從別人口袋里掏錢，這種風氣也可說是一種不正之風。

　　所謂偷風，即有的地方偷盜成風。說偷風，其實有所夸張，只是順著前面講賭風、炒風，一起講下來的。這幾年來，通過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嚴打”，偷的問題絕對沒有賭的問題那 么普遍。

　　但應看到，中國經濟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板塊，即防盜經濟。前幾年，中央電視臺較多的廣告是山東的酒；這兩年，中央電視臺較多的廣告是東三省的防盜門，特別是早間廣告。東三省每省都有一個名牌防盜門。防盜門多，當然是因為偷盜多。

　　無論是賭、炒還是偷，本質上都是不想創造財富，只想分割財富。這些人所賺的錢，都不是通過創造得來的，而是從別人的口袋里掏來的。只不過，賭、炒、偷三者掏錢的方式不一樣，因而合法、合理的程度不一樣。?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這樣一個大國要走向富強，既不能像18世紀、19世紀的帝國主義列強那樣，通過掠奪殖民地的辦法致富；也不能像科威特這樣的國家，靠石油資源致富；更不能像某些非洲小國，靠援助生存。中國要走向富強，只能靠全體中國人的創造。

　　建立激勵勤勞的機制

　　一個社會，要讓更多的人成為勤勞人，成為財富的創造者，首要的一條，是要有對勤勞人的激勵機制。最直接的激勵機制，就是收入與勞動貢獻掛鉤。計劃經濟體制也稱“大鍋飯”體制。所謂“大鍋飯”，就是兩個“一個樣”，即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

　　在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里，其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在馬克思的設計中，按勞分配 是激勵人民勤勞、激勵人民創造的最主要的激勵機制。但我國自5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按勞分配從來就沒有很好地實施過。當時，城市經濟80%以上都是國有經濟，以國家為核算單位，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工資標準。無論你在哪里工作，無論你干的是什么工作，無論你干了多少工作，工資都是一樣的。這當然不能激勵勤勞。

　　中國經濟的另一大塊是農村經濟。農村經濟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對農民個人實行工

　　分制。一般情況是，一個成年男性勞動力每天為10個工分，成年女性勞動力每天為5個工分，大家上工一天，就按上述標準計一天的工分。到年終根據生產隊的總收入計算每個工分的分值。比如，有的生產隊一個工分的分值為3分錢，有的生產隊一個工分的分值為5分錢。由于全國所有的生產隊都很少有貨幣收入，因而工分的主要作用不是分錢，而是分糧。但由于糧食的分配辦法有兩種：一部分是按人頭分配的基本口糧；另一部分是按工分分配的浮動口糧。在全部口糧(當時南方每人每月平均約40斤稻谷)中，按人頭分配的部分約占70%～80%；按工分分配的部分約占20%～30%，即三七開或二八開。由于每一單位的工分所能分得的錢和糧都很少，因而許多人對工分的多少也不在乎，工分對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用很小。7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推行所謂的“大寨計分法”，即不是按農民的實際出勤計工分，而是各人憑覺悟自報工分。結果，工分對于農民的那一點點激勵作用也沒有了。由于沒有激勵機制，在廣大中國農村造就了一大批懶漢。所謂“出工像鴨子，干活像公子，收工像兔子”，就是對當時部分中國農民的寫照。8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又是從分配制度開始。當時在農村實行所謂大包干的體制，這種體制在分配上即“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其余是自己的”。這就不存在工分和按工分分糧的問題，而是自己給自己分配。這樣，農民的勞動和所得就緊緊連在一起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句喊了幾十年的口號，在1980年以后的中國農村才真正成為現實。有了激勵勤勞的機制，勤勞人自然就會多起來；勤勞人多了，糧食自然也就多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頭幾年糧食連續大增產，就是廣大中國農民勤勞起來的結果。在糧食增長率背后，就是中國農民勤勞的增長率。

　　把中國建成低稅負國家

　　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勵勤勞的作用，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實行低稅賦政策。

　　就每個人來說,他們創造財富的動力不是來自于總收入,而是來自于稅后凈收入。同樣多的總收入，稅收越高，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少，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小；稅收越低，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多，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大。

　　國家為什么要收稅?收稅的目的是為了集中一部分資金去干一些必須由國家干的事情。哪些事情應該由國家干，哪些事情可以不由國家干?比如，一條公路應該由國家修還是應該由民間修；一個電站應該由國家建還是應該由民間建；一所大學應該由國家辦還是應該由民間辦。這其中顯然有很大的彈性。我們可以選擇一種高稅賦政策，比如每年增加兩千億稅收，而作出這種選擇，意味著更多的事情由國家來辦；我們也可以選擇一種低稅賦政策，不但不增稅，還要減稅，比如將增值稅的稅率由17%降到10%以下，將所得稅的稅率由33%降到15%以下。作出后一種選擇，意味著更多的事情不是由國家辦，而是由民間辦。

　　以上兩種選擇，說到底是整個社會的資金誰來分、誰來用的問題。即更多的錢是由財政分、政府用，還是更多的錢是由市場分、企業用?

　　作這種選擇，應當考慮三種因素：一是融資成本，二是資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怎樣更有利于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征稅成本高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成本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國家為征稅而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是直接成本。我國有一百多萬稅務大軍。這個群體的全部顯性收入和隱性收入以及他們的各項開支之和，則是稅收的直接成本。其二，稅收的間接成本。我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了中央稅和地方稅兩套征收體系。這兩套體系的工作人員，就是一般的征管員到企業征稅，企業的負責人常常也得出面接待。他們光接待兩套稅務體系的征管人員，也要花費大量時間。花去大量時間，用于經營管理的時間自然就會受到影響。由此造成的損失則是稅收的間接成本。

　　而國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所收上來的錢——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再通過各級財政部門層層分下去，分配的過程就是一個來回的公關過程。為了要這筆錢，大家跑北京、上省城，坐飛機、住賓館所花費的資金總起來甚至超過所分配的資金。大家為著爭那一個億，所花的交通費、住宿費、公關費加起來可能超過一個億。為什么那么多人跑北京，為什么全國每個省、每個城市，甚至許多縣市和企業都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為什么北京的高檔飯店和高檔歌舞廳那么火爆，就是因為北京的資源豐富。北京一不產煤，二不產金，北京的主要“產品”是政策和資金。而這些資金不是北京創造的，是從全國各地收上來的。收上來花很大的成本，分下去又花了很大的成本。收和分的成本總和，則是國家集中財力的總成本。集中財力的結果，不僅造成北京人滿為患，車滿為患，塞車、污染等問題難以解決，而且也為治理腐敗增加了難度。

　　國家花那么大的代價集中資金干什么？不就是為了修某條高速公路嗎？不就是為了建某所大學嗎？如果不用這種收和分的辦法來修，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過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學人民建的辦法，讓老百姓直接向這些項目投資，這樣顯然會減少很多中間環節，從而會節省一大筆收錢和分錢的成本。

　　選擇高稅賦政策還是選擇低稅賦政策，除了比較融資成本外，還要比較資金的使用效益。高稅賦政策的結果是，把企業賺的錢收到政府，交給政府官員去花，比如交給縣委書記，交給市長們，交給廳長、局長們去上項目，去辦企業。低稅賦政策的結果是，將更多的錢留給那些會

　　賺錢的企業家自己花。那些賺錢多的企業家，說明他本事大，說明他無論投資決策還是經營管理的水平都比較高。既然如此，那就少收一點，將更多的資金留給這些人花。由這些人選項目，應該比廳長、局長、市長們選項目的水平高，選得準。因為他們的職業就是選項目，經他們選的項目，一般不會出大錯；而市長的主要工作是一個地方的社會管理，光這些社會管理就夠他日理萬機，選項目只能用業余時間來做，業余的當然不如專業的。

　　除了選項水平外，還有花錢的感覺不一樣。企業家所花的錢是自己賺來的，賺錢不容易，是血汗錢，花錢自會精打細算，亂花一分錢都會心疼。而政府官員所花的錢是上面分來的，或者從上面要來的，或者從企業收來的，就是一個責任感再強的政府官員，他在花錢時也很難有企業家那種感覺。只要我們稍作統計就會發現，在全部“豆腐渣工程”中，由某些不負責任的政府官員所生產的“作品”必定會比企業家生產的“作品”多。

　　將資金集中在政府，還是將資金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學人民建，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創造財富的激勵機制的差別。

　　張先生夫婦辦了一個小小的企業，一年賺10萬，如果其中8萬都作為稅費交給了政府，張先生夫婦就沒有多大的動力把企業辦得更大。今年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明年他們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準備每天工作8小時，反正賺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張先生一年所賺的10萬元，其中只有2萬元交給政府，8萬元自己留著，兩口子就會商量，把企業再辦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時，明年每天干12小時。應當看到，政府少收了6萬元，張先生夫婦多留了6萬元。這6萬元張先生夫婦一般都不會增加消費，一般都不會把這6萬元都吃掉、花掉，他們會增加投資。比如，政府要修一條路，組建了一個股份公司，向他們發股票，而這條路的前景很好，張先生夫婦就會將這6萬元用于買公路股票。結果，這6萬元還是用到了政府想做的那個事上。惟一的差別是，張先生家里多了一張“紙”，即公路的股權證書。這張紙可是一張魔紙。張先生夫婦感到自家的財產又多了6萬元，即多了一張面值6萬元的股權證。正是這張“紙”，激勵著張先生夫婦更加努力地工作，也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結果促使更多的人勤勞起來。我們可以把這張“紙”稱為造就勤勞人的魔紙。要在中國造就更多的勤勞人，很需要增加這種魔紙；而要增加這種魔紙，就應當實行低稅賦政策。

　　在這里，我們要轉變一個觀念，即認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錢，只有收上來，收到國家財政那里，才是社會的。其實，國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消費，而是買了那些公路、電站之類項目的股票或債券。結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個虛擬的東西，只是一張紙，真正的財產是公路，是大型項目。這樣，國家該上的項目并沒有因減稅而受影響，但是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張“紙”——股票或債券，這張紙成了他們進一步創造財富的巨大動力源泉，因為他們會感到自家的財產因全家人的勤勞和節儉而增加。老百姓作為這些項目的股東或債權人，他們會從這些項目的盈利中分紅或派息，但這些紅利一般又會投入到新的項目中，他們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張新“紙”。結果，整個社會的項目越來越多，每個家庭所持有的紙——債券或股票越來越多，在這些“紙”的推動下，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有增無減，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

　　保護勤勞，首先要保護勤勞的成果

　　每個人，其原始資源都是時間。時間對于勤勞人和懶惰者來說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結果。勤勞人是把時間的流量轉化成創造的流量，進而轉化成財富的存量；而懶惰者則是把時間的流量轉化成消遣的流量。鼓勵勤勞，保護勤勞，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保護勤勞的成果，即個人的合法財產。

　　與懶惰者相比，勤勞人一般會獲得較多的個人所得。個人所得有兩種用法：一是用于消費，二是用于積累和投資。因此，勤勞人又會派生出兩類：一類是節儉者，另一類是奢侈者。

　　奢侈者賺錢不存錢，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的日子過得很瀟灑，但沒有財產積累。勤勞而節儉者是這個社會最“想不開”的人，他們一方面拼命地掙錢，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花錢，結果大量的勞動收入轉化成了財富積累。?于是，整個社會出現了三種結果：第一種，因懶惰而貧困者；第二種，因勤勞但奢侈而無產者；第三種，因勤勞且節儉而有產者。

　　以上三種人是比較一般的情況。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有的人因能力很差或運氣很糟，勤而不富；也有的人或者是運氣，或者是投機，富而不勤。這兩種人的存在，并不能否認上述三種結果的成立。?勤勞使一部分人富有，節儉又使富有者中的一部分成了有產者。于是，怎樣對待有產者就成了怎樣對待勤勞人的一個焦點。

　　關于財產，我們以前只是從所有權上進行劃分，即將其劃分為公有和私有兩種。其實，僅僅從所有權上觀察和劃分財產并不全面，我們還應當從財產的實際使用和客觀歸屬上進行劃分。如果這樣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公”有財產不見得都是公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私用。最典型的是公款請客，吃掉以前是公有財產，吃了以后是什么財產？是裝在每個人肚子里的公有財產。私有財產也并非都是私用，私有財產在所有者消費之外的部分，名義上歸他個人所有，客觀上為他人、為社會公用，包括為社會提供就業，為社會創造使用價值，為國家提供稅收。因此，整個社會的財產應該分為四塊，即公有公用財產、公有私用財產、私有私用財產、私有公用財產。對國家、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不是公有財產越多越好，而是公用財產越多越好。正因為如此，我們應提出這樣的口號：不求歸誰所有，但求為誰所用。

　　有人會這么理解：私人財產只有捐獻了、發生了所有權轉移，才是對社會的貢獻。只要沒有捐獻，他死了以后由他兒子繼承；兒子死了以后由他孫子繼承，這樣繼承下去，財產永遠歸他所有。因此，一個有產者將私有財產捐獻給國家，或捐獻給某個福利組織，就會博得大家的喝彩。

　　其實，只要我們把這個問題想得更透徹些就會發現，對于社會來說，捐獻不捐獻差別不大。如果沒有捐獻，這些財產由他的兒子、孫子繼承，只要他的兒孫不是游手好閑的花花公子，只要他的兒孫不是連自己都養不活的低能兒，他的兒孫是不需要也不會靠父輩的財產為生的。相反，他會在父輩財產的基礎上，加進更多的私有公用財產，使私有公用財產的量得以不斷擴張。因此，他給兒子、孫子的遺產與其說是財富，不如說是責任，即父輩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好不容易創辦了一個企業，你必須繼續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把這個企業進一步辦大、辦好，千萬不能讓它垮掉。?

　　任何人辦企業，起初都是為了一個比較自私的目的，即養家糊口，發財致富。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財富的增加，他自己會不知不覺地發生異化，即使他是一個再自私的人，也逃脫不了這種異化的邏輯。?

　　產生異化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是隨著企業的創辦，生存問題，甚至“小康問題”早已解決。企業的擴大，資產的擴張，利潤的增加，已經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而是為了成就一番事業，或者是為了滿足一種個人追求。這時，無論人們從事何種事業，都是為八個字而奮斗，即“實現自我，奉獻社會”。主觀上是實現自我，客觀上奉獻了社會。只不過，不同的人實現自我的方式不一樣，奉獻社會的內容也不一樣。

　　第二個因素是，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每個創辦企業的人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企業的循環之中。企業資產多少算大?1000萬元?身邊還有1億元的；10億元?身邊還有100億元的。大魚吃小魚，這是市場競爭的規律。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得拼命地做大。競爭的壓力和做大的動力，使那些有產者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貪圖享受，不得不一心撲在事業上。

　　榮譽感則是產生上述異化的第三個重要因素。當人們把企業辦到一定規模，財產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已經不是為了金錢，為了享受而辦企業。這時，與其說是圖利，不如說是圖名。100億元、10億元與1億元的區別是首富、十大富翁之一與十大富翁之外的區別，是當政協常委、政協委員和進不了政協的區別，絕不是花錢多少和享樂高低的區別。這時，積累財富與其說是為利，不如說是為名。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公式，即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

　　正是以上這些，促使那些勤勞而節儉的人不斷地創造財富，不斷地積累財富，但又很少消耗財富。大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被積累起來，名義上歸他私人所有，實際上為社會公用，成了私有公用的財富。

　　受保護的私人財產是鼓勵勤勞的獎牌

　　沒有考分制度，學生就會喪失學習熱情；沒有金牌制度，運動員就會缺乏訓練的動力；沒有對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人們就會缺乏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考分是激勵學生刻苦學習的杠桿，金牌是激勵運動員拼命訓練的杠桿，對私有財產的合法保護制度是激勵人們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杠桿。正是在這一杠桿的推動下，人們才拼命創造、拼命積累。

　　因此，我們的社會輿論，包括我們的經濟學理論和文藝作品都有一個重新認識和正確對待中國富人的問題。

　　我們的文學作品往往把人寫得富而壞，貧而良。一位漂亮的小姐，嫁給富家子弟，下場悲慘；經過幾番掙扎，終于逃脫虎口，回到了他的戀人——窮家子弟的懷抱，劇情由悲而喜。這是相當多的文學作品共同的情節。

　　在我國一部分人的觀念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殺富濟貧”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這些人有個很奇怪的心態：外商來了，畢恭畢敬，把最優惠的政策給他，把最好的土地給他；而自己的同胞發了財，特別是在本鄉本土發了財，他們就另眼相看，恨不得合起伙來把他掐死。

　　因此，鼓勵民勤而富，要有一個輿論環境。我們經常講輿論導向，對13億中國人來說，最大輿論導向就是在勤勞和懶惰之間，是導向勤勞還是導向懶惰？在節儉與奢侈之間，是導向節儉，還是導向奢侈？之所以說這是最大的輿論導向，因為它關系到把我們的國家導向何處，是導向貧困還是導向富強？關系到把我們的國民導向何處，是導向勤勞節儉，還是導向懶惰奢侈？講到這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我國的國民應重新認識有產者，重新認識有產者的“產”，從整個國家富強的角度，用更加大度的胸襟看待私有財產，對待有產者。中國現在不是有產者多了，而是有產者少了；不是有產者大了，而是有產者小了。我們應該幫助和鼓勵更多的人，通過他們的辛勤勞動和合法經營，由無產者變為有產者。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消化數以億計的就業人口；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才能為國家提供更多的稅收；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社會穩定才有更堅實的基礎；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我們這個國家才能進入世界強國之林。

　　政府的高效就是保護勤勞

　　政府的廉潔高效，是鼓勵勤勞、保護勤勞的重要條件。政府的作用在于千方百計地為人們創造財富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如果不是這樣，政府的存在對于財富的創造就是無益的。

　　993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論審批經濟》。文中曾引用幾個案例，如浙江麗水地區某企業投資一個小小的項目，需要蓋幾百個公章，企業的廠長跑了一整年，所蓋的公章不到一半。因此我提出，中國的經濟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審批經濟，是辦芝麻大的事也要蓋一大堆公章的經濟。

　　政府部門的審批有兩類：一類是必要的審批，另一類是多余的審批。多余的審批純屬某些部門、某些個人謀取私利的行為。這種謀利行為的結果是，將許多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扼殺在萌芽狀態。

　　人們創造財富的行為有時來自一個念頭，或者來自一個沖動。當這種念頭或沖動產生后，經過投資、經營等活動，就會變成現實的物質財富。但由于辦一件事要過幾十道、上百道審批關，在審批過程中，有的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不少被審批者過了幾關就不想再過了。這一道道審批關，把許多人的滿腔熱情給審沒了，使不少勤勞人變成了懶漢，其中少數人甚至走到了社會的對立面——他寧可去偷、去搶，也不愿自辦公司，自謀生路。

　　由于過多的審批，延長了辦事過程，降低了辦事效率。某些部門不僅審批環節多，更重要的是辦事效率低，要辦成一件事，少則幾個月，多則兩三年。當企業將所有公章都蓋全時，市場機會早已喪失。

　　某些政府部門或工作人員蓋章和審批的目的就是為了攫取好處。而人們為了企業的正常運轉，又不得不打通環節，不得不請吃、請玩，不得不賠吃、賠跳、賠桑拿，既耽誤了勤勞人的寶貴時間，又敗壞了社會風氣。更有甚者，人們為了把事辦成，有時被迫行賄，結果，財富的創造者反而成了罪犯。

　　應當看到，公章過多和某些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是社會財富創造的一大障礙。我們政府部門如果下決心將公章減少50%甚至80%，把蓋章的時間縮短50%甚至80%，中國社會每年所創造的財富會增加好幾個百分點。

　　鼓勵創造還是鼓勵分割

　　就單個人、單個企業來講，增加財富的辦法有兩種：一是創造，二是分割。

　　創造與分割相比，前者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而且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后者則可以不勞而獲，而且可能一夜暴富。

　　目前，分割財富的主要方式是炒股。中國現有6000多萬股民，據說虧損、持平和賺錢的比重為8∶1∶1，即10人炒股，有8人虧損，1人持平，1人賺錢。2000年，全國1000多家上市公司共向投資者提供了200多億元的回報，而國家從投資者身上收走400多億稅收，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從投資者身上取走400億元～500億元中介費。也就是說，6000多萬股民凈虧損600億元～800億元。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斷定，中國股市是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因而是一個大賭場。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看到許多證券營業部黑壓壓的幾百人整天在那里盯股市行情，教師不好好備課，記者不好好寫文章，大家都希望天上掉餡餅，都希望通過股價上漲將別人口袋的錢掏到自己的口袋來。這樣既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也在某種角度上損壞了整個社會風氣，使越來越多的人都不想當財富的創造者，只想當財富的分割者，只想通過轉移財富而一夜暴富。

　　過度投機會導致社會扭曲、人心扭曲。臺灣島是個很好的教訓。臺灣島在經濟發展初期，人們還是比較重視工農畜等實業，即重視財富的創造。到了20世紀80年代，投機狂潮席卷全島。隨著股價、房價、地價的飆升，使許多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富翁，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放棄自己的抱負，拋開自己的事業，投身到金融投機的狂潮中。在投機狂潮的籠罩下，人們似乎不相信“勞動是財富之父”的古訓，似乎所有的財富都可以從天而降。然而好景不長，90年代初泡沫突然破滅，股市和不動產相繼崩盤，人們原以為已經握在手中的所謂財產，已經變成一紙空文。

　　大陸股市的投機性雖然沒有當時臺灣島那么嚴重，但2000年股市的市盈率已達到60倍左右，流通股的年平均換手率分別為499.1(滬市)和503.85(深市)。這其中已經包含了嚴重的泡沫和投機。

　　股市能否創造財富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對這一問題應區別回答：一個健康的股市，通過適度的投機和對優秀企業、對有前途的行業的價值發現，并將社會資金迅速引導到這樣的企業和行業，使這樣的企業和行業盡快創造出價值，這就是股市對財富創造的貢獻。但如果股票價格嚴重脫離價值，這樣的股價既不能反映企業的價值，也不能揭示行業的潛力，這種股票是投機者賭博的賭具，它對財富的創造幾乎沒有什么幫助。

　　中國社會分割財富的方式很多，除了炒股票，炒郵票外，某些企業過度做廣告，過度造名，也是分割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有的企業投資1000萬，恨不得拿900萬做廣告，拿100萬生產產品。因此，這些企業不是在制造產品，而是在制造概念。結果，消費者花掉昂貴的價格，不是買使用價值，而是買概念。這種經濟現象，我把它稱為“概念經濟”。比如，有一種化妝品，每瓶售價20多元，但據該企業的一位負責人講，每瓶的成本只有8角錢。像這樣的企業，一夜之間賺來的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主要不是通過創造財富賺來的，而是通過分割財富賺來的。他們通過鋪天蓋地的廣告向消費者所推銷的那個東西，究竟有沒有用、有多大用，只有天知道!他們所推銷的與其說是產品，不如說是從廣大消費者口袋里掏錢的工具。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可能沒有財富的轉移。一個善于利用市場機遇的人，既通過創造財富賺錢，也通過轉移財富賺錢，對此應無可非議。現在的問題是，在全體國民中，想通過分割財富或轉移財富賺錢的人太多了，想通過老老實實地創造財富賺錢的人太少了。我們應該提倡后者，而不鼓勵前者。

　　為勤勞人多造幾個保險柜

　　一方面，我們要鼓勵老百姓通過自己的勤勞去創造財富，通過自己的節儉去積累財富；另一方面，老百姓所創造和積累的財富，要能得到比較安全的保存。而更好地保存財富，也是激勵人們進一步創造和積累財富的動力。

　　老百姓的個人財產，一般都以兩種方式保存：一是實物資產，二是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包括住房、廠房、機器設備、賓館飯店、汽車、家具、金銀飾品等等；金融資產包括債權性金融資產和股權性金融資產。債權性金融資產有：現金、國庫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等；股權性金融資產有：股票、股權證等。

　　實物資產的保存純屬個人行為。為了調動人們積累財富的積極性，財產稅應盡可能低。以房產為例，如果房產方面的稅賦較低，許多人就會減少消費，如少抽煙、少喝酒、少上歌舞廳，多存點錢買房子。更多的人把買房子作為保存個人財產的方式，房子的需求就會大幅度增加。而他們買房子是為了保存財產，而不是為了居住，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房產租給那些急需住房而又買不起房的家庭。這樣就同時解決了幾個問題：第一，拉動了房產市場，為一大批建筑工人和建材廠家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市場；第二，擴大了房源，而房源多了，房租就會相應降低，那些無房戶、缺房戶可以用較低的租金租到房子；第三，私人買房租給私人住的模式，可以減少財政開支，而財政開支的減少，又可以進一步的降低社會賦稅。

　　目前，我國的房產無論是出租或轉讓，都要繳五六種稅，所得收入交了這些稅后，所剩無幾。這是影響人們把買房和建房作為財產積累的一個重要障礙。如果房產方面的稅種少一些，稅率低一些，人們買房建房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

　　債權性金融資產是人們保存個人財產的重要形式。這種財產的主要威脅來自于通貨膨脹和銀行倒閉。

　　債權性金融資產體現的是債權債務關系。如現金體現的是持現人與中央銀行的債權債務關系，某人持有1萬元現金，意味著它是中央銀行的債權人，中央銀行是它的債務人，現金實際上是中央銀行向持現人開出的欠條；國庫券體現的是財政部與持券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其中，財政部是債務人，持券人是債權人，國庫券實際上是財政部向持券人開出的欠條。同理，企業債券體現的是發債企業與購債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金融債券體現的是發債銀行與購債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

　　通貨膨脹本質上是債務人剝奪債權人。只要通貨膨脹率高于債權資產的利率，實際債權收入就為負數，則意味著資產的貶值和損失。對老百姓來說，通貨膨脹等于政府的變相稅收，特別是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老百姓辛辛苦苦積存的血汗錢，一夜之間就會化為烏有。這對人們積累財富的積極性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大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所以，實行通貨相對穩定的政策，是鼓勵人們積累債權性金融資產的重要貨幣環境。

　　債權性金融資產的另一個最大的威脅是金融機構倒閉。近年來，銀行等金融機構倒閉的消息紛紛傳出，人們的存款或者只能取出一部分，或者完全泡湯。我國金融資產的質量總體來說不是很高。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一是由于我國吃“大鍋飯”的金融體制；二是由于我國金融領域管理的不嚴，一個行長乃至一個信貸員，幾個億的貸款隨便的發出去，收不回來，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造成大量的腐敗現象和老百姓的巨額資產的流失；三是金融領域長期堅持惟成分論，而不是惟效益論。對某些國有企業，哪怕是虧損數億元，大量的貸款已收不回來，銀行也照貸不誤；而私營企業，即使是效益再好，銀行是照樣不貸。這樣到頭來只能是銀行破產，百姓遭殃。這種對儲戶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應當立即得到糾正。另外，隨著加入WTO，也存在一個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待遇的問題。現在，全國買股票的人越來越多，目前已有了6000萬股民，且隊伍仍在迅速壯大。因此，股權性金融資產將會成為人們的重要資產形態。一般來說，股權性金融資產不會因為通貨膨脹而受損。但它卻直接依賴于企業的經濟效益和資產質量。近年來，我國有不少股份企業上市后大幅虧損，有的甚至在幾個月內虧掉一半。之所以造成這種狀況，一是由于當前股票上市中的計劃經濟操作方法和大量的政府行為；二是由于在股票上市中仍然堅持所有制至上，而不是效益至上。

　　所謂股票上市中的計劃經濟操作和政府行為，是指股票上市實行規模控制和層層分指標，而這些規模和指標不是通過市場行為和拍賣機制分配到企業，而是由政府官員分配和敲定。結果，許多效益好的企業不一定能拿到指標，有些很糟糕的企業通過包裝、公關，經批準后照樣可以去騙股民，將股民的血汗錢拿去塞他們的黑洞。

　　正如銀行貸款堅持惟成分論而不是惟效益論，在公司上市過程中同樣如此。民營企業該不該上市，在中國曾經成為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問題。惟成分論、惟所有制論，真是把中國人害苦了。

　　企業上市為什么要控制規模？如果不控制規模，只控制上市條件，只要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都可以上市，則我國的上市公司就不是幾百家，而是幾千家、幾萬家。結果，股票一級市場上就會出現買方市場，許多上市公司就會像保險公司推銷保險一樣推銷股票。老百姓就不會像現在一樣，見股票就搶，而是貨比三家，選擇那些效益非常好、回報率非常高的企業進行投資。股票價格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被炒得那么高，多數股票的價格就會等于或低于實有價值。老百姓再從這樣的股票中百里挑一，一般不會有大的風險。用這種股票作為保存財產的方式，老百姓才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老百姓在眾多上市公司中百里挑一，把自己多年積累的血汗錢交給那些真正是最好的企業，自然也能得到較高的回報。結果就會形成這樣的循環：老百姓買了好企業的股票——投資回報率高——老百姓的投資積極性更高，繼而進一步減少消費，提高積累率——整個社會的資金積累更多——老百姓親手把這些錢交給那些百里挑一的好企業——好企業發展更快……國家由此會盡快富起來。

　　治窮先治懶，治懶必須逼

　　通過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通過形成鼓勵人們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輿論環境，消除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后顧之憂；通過高效、廉潔的政府建設，掃除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行政障礙；通過盡可能低的稅收政策，增強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動力；通過對各種社會犯罪的嚴厲懲處，建立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增加財富創造和積累者的安全感。所有這些，會使那些愿意創造財富的人有一個很好的軟環境，他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就會被充分調動出來。但是，對于那些根本就不想創造和積累財富的人來說，無論國家對私人財產如何保護，無論你政府辦事的效率多么高，無論你稅收降得多么低，都是無用的。

　　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一部分中西部地區，之所以長期貧困，除了自然環境、地理環境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外，人們惰性較強，開拓精神較差，是一個重要原因。不少地方長期以來沿著3個字循環，即“懶——窮——要……”我在某西部地區調查，無論上午九十點鐘，還是下午兩三點鐘，幾乎在每個村子都可以看到幾十個身強力壯的漢子坐在村頭曬太陽。他們那里有一句名言：“雖然我餓著，但是我坐著。”意思是說，雖然你比我富，但你那么辛苦，你還不如我。他們對溫州人、廣州人一天干十幾個小時感到不理解。

　　懶惰的結果就是貧窮，窮得過不下去的時候，就向政府要救濟，救濟吃完了，仍然是懶。有相當一部分人就是沿著“懶——窮——要”三個字，世世代代，循環往復。

　　對于這樣一些地區，對于這樣一些人來說，要讓他們脫貧致富，不單是靠創造良好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先要幫他們治懶。治懶像煙民戒煙一樣，靠自己主動戒很難，需要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比如由他太太逼他戒，或者把他送到戒煙俱樂部去戒。對于一些習慣于懶的人來講，治懶同樣需要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這種強制力量來自政府，即由政府采取種種強制性或半強制性的措施，幫助他們治懶。

　　例如，河南濟源把農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沒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另一部分是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對于后一種家庭，必須上項目，否則會受到各種處罰。所謂項目，如1畝塑料大棚、2畝果園、10頭豬、20只羊等等，都算項目。低于這個數就不算項目。經過各級干部的努力，凡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基本都上了項目。而這些上項目的家庭，大部分都已經脫貧致富。濟源市的這種做法，我把它稱為“官逼民富”。當然，以上上項目的做法，只是濟源特例。“官逼民富”，具體怎么個“逼”法，各地應根據自己實際情況來尋找。

　　“官逼民富”，首先表現在“逼”上，同時也表現在幫上，即幫助那些想致富但不知道怎么富的人找項目，請師傅，打市場。

　　“官逼民富”是中西部地區大批農民脫貧致富的路子。在沿海地區，多數人的敬業精神比較強，一不要政府逼，二不要政府幫，政府要讓他們致富，最好的辦法是無為而治。中西部地區一部分人惰性比較強，沒想著要富；或者，想富不知道怎么富。這兩種人都需要政府幫助：對于因惰性強而不想富的人，政府要通過治懶逼他富；對于那些想致富又不知道怎樣富的人，政府要千方百計地幫他富。所以，中西部地區需要一個更加有為的政府。

　　治窮先治懶，治懶必須逼，逼民先逼官，這就是我關于“官逼民富”思想的基本內容。我一直認為，“官逼民富”是我國許多地方致富的必由之路。我甚至主張，中國應該出臺一部治懶的法律，通過這樣的法律，促使許多人由懶變勤，由窮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