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數字快速發展，但也面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首先，全產業鏈數字化有待加強。數字經濟伴隨消費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當前企業數字化改造整體呈現“偏消費端”，即“偏產業鏈后端”的特點，企業自發行動，各自為戰，存在低層次重復建設，傳統行業轉型遭遇瓶頸，數字產業鏈不完整，暢通經濟循環還存在諸多難點和痛點。
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數字經濟的催化劑。
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了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任務。4月份以來，各地政府紛紛發布2020年新基建項目投資計劃，推動疫后經濟恢復、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5月13日，國家發改委和中央網信辦等部門聯合啟動“數字化轉型伙伴行動（2020）”倡議，鼓勵政府和社會各界攜手推動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深化普惠性“上云用數賦智”，激發企業數字化轉型內生動力。目前，數字經濟被寄予更大期待，正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抗疫期間，“數據”作為新基建的核心地位充分顯現。可以說，“云”服務幾乎無處不在，遠程辦公、在線教育和互聯網醫療等新業務也從原來的可選項變成當下的必選項。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科技也在抗疫中大顯身手，從流動人員健康監測，到疫情態勢分析，再到機器人配送和紅外人體溫度快速篩檢儀等，這些都快速刷新了人們對數字經濟的認識。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產值占到GDP三成，其增速遠遠超出GDP增速，從業人員約兩億，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驅動經濟增長、吸納就業的新引擎。數字基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可直接拓寬數字經濟廣度，挖掘數字經濟深度，延展數字經濟長度，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實體經濟的數字化和數字技術的實體化，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正在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優勢。作為“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數字基建快速發展必將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和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供堅實的支撐。
我國數字快速發展，但也面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首先，全產業鏈數字化有待加強。數字經濟伴隨消費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當前企業數字化改造整體呈現“偏消費端”，即“偏產業鏈后端”的特點，企業自發行動，各自為戰，存在低層次重復建設，傳統行業轉型遭遇瓶頸，數字產業鏈不完整，暢通經濟循環還存在諸多難點和痛點。
其次，信息安全風險呈上升趨勢。后疫情時代，整個社會全速重構，萬物互聯、“全在線”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常態。高危漏洞、網絡攻擊日益增多，基礎設施面臨威脅，金融和能源行業成為重災區。各種網絡犯罪、攻擊對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更嚴重的是，受疫情和美國對我國科技制約的影響，發展安全可控的信創體系顯得尤為迫切。
最后，缺乏數字化創新人才。不僅缺乏IT工程師、數據科學家、數據分析師、AI算法工程師、產品經理等傳統技術精英，更缺乏跨行業、跨平臺的復合型人才。而法律法規滯后，治理體系落后也掣肘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數據產權方面，相關主體責權邊界不清，難以得到法律保護。
應對不足，我們有一些工作亟待開展。一是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底座。數字經濟時代，在線的每一次點擊，都牽動著大量的數據調用，產生海量數據，亟須擴大數據中心的建設。數據中心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算力基礎設施，加快建設全球領先的云計算數據中心，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抓住數字時代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機遇，引領中國實現全面趕超。
二是構建產業數字化平臺，發展工業互聯網。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應用為手段，進行商業模式和產品服務升級、實現智能化、平臺化、品牌化發展；以新興信息技術應用為基礎，推動經濟活動由線下到線上的轉型，實現產業上下游在線上的無縫銜接、配合聯動，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消費者與生產者無縫對接，促進產業鏈整合和價值鏈優化，發展先進制造。
三是完善網絡治理體系，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催生一些不正當競爭行為，導致詐騙、傳銷、非法集資等網絡犯罪和侵犯隱私現象頻繁發生。應建立和完善監管體系，明確網絡平臺責任，厘清政企治理權責，規范相關主體行為。強化政策引導，創新政策支持。建立系統性風險防范機制和風險監測、預警、處置體系，及時發現潛在風險，提升風險控制能力。
四是培育數字型人才，提升全民數字化素質。加快推進面向數字經濟的學科建設，發展數字領域新興專業，促進計算機科學、數據分析與其他專業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擴大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人才培養規模。加強對全體公民的數字技能普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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