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資治通鑒》中的治世智慧

　　領導的內在品質:

　　仁、明、武

　　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點固然沒錯,但司馬光更強調“人君”尤其要對家國興亡負主要歷史責任,重視人君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于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因此選擇什么樣的人擔任領導人,就攸關事業的成敗。他給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國之要有三”。今天讀來,發現其實對各級領導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鑒意義。

　　所謂“修心”,就是要加強思想與政治修養,提高領導素質和領導能力。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資治通鑒》開篇關于“三家分晉”背景交代中,用倒敘法記述了公元前453年,趙、魏、韓三家聯合消滅智伯的故事,說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為此寫了長篇的“臣光曰”,提出選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論斷。

　　司馬光所謂的“德”,并不局限于個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領導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給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馬光解釋說:“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馬光認為“仁”包括兩個部分:“修政治,興教化”是指領導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動員群眾的能力;“育萬物,養百姓”是指在國家建設中,做到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能力,要為黎民百姓謀幸福,讓他們看得見增長實惠。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這種仁政,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小康,還有禮樂文明的精神富足,社會治理的和諧美好。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現而彪炳史冊。

　　在現實操作層面,“大仁”體現在各項政策和法令之中。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獲得廣泛擁戴。項羽在咸陽屠殺無辜,火燒宮室,隨后又放逐天下共主“義帝”,分封也充滿了私利算計,結果失去民心。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二個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領導的判斷決策能力:“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義,識安危”,是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對事物性質屬性的判斷,對風險的管控。比如,劉邦在漢中,韓信提出“漢中對”,制定“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攻取關中,東向爭霸天下的發展戰略,成為劉邦建立漢朝江山的關鍵轉折點。劉秀在河北,鄧禹的“榻下對”建議劉秀在河北招納人才,對更始政權的未來走向及其應變提出卓越預見。孫權即位江東之初,魯肅的“江東對”對于如何處理東吳與北方政治勢力的關系,提出不凡見解。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對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總之,“明”的第一個方面是指領導者集思廣益的決策能力、判斷能力。

　　“明”的第二個方面“別賢愚,辨是非”,是對人才的識別能力、對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智伯當初脅迫韓魏攻打趙氏時,智伯身邊的謀士一再指出其所處的危險局面,提醒他防止韓魏兩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縱容安祿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險,玄宗卻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傾頹,無不與領導人剛愎自用、諱疾忌醫有關系。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三項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馬光說:“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這里的“武”,不是粗暴蠻力,而是指領導者勇往直前的堅定信念,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還包括抵御各種誘惑、欺騙的能力。唐太宗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領導者由于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各種巴結諂媚、討好逢迎,撲面而來,在為人處世時,能否不為所動,把持住自己,堅守原則和底線,這就需要“武”的品質。唐太宗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鄒忌與齊威王的故事。

　　鄒忌是齊威王的輔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問妻子:“我與城北的徐公比,哪個更英俊?”妻子回答說:“當然是我家先生最帥氣,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齊國出了名的大帥哥。鄒忌雖然心里很得意,還是不自信地問侍奉自己的侍妾:“我與城北徐公,誰更英俊?”侍妾說:“您當然比徐公更帥啦!”次日鄒忌接待一個來訪的客人,也問了客人同樣的問題,客人毫不猶豫地說:“徐公不如您帥啊。”

　　不久,城北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端詳了一下,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攬鏡自照,更是覺得差遠了。這天晚上,鄒忌失眠了。他覺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說我美,是對我有偏心;侍妾說我美,是對我有懼怕;客人說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討好我嘛!我怎么能當真呢?

　　第二天來到朝堂上,鄒忌把自己的感悟與齊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長地說:“如今的齊國,疆域遼闊,方圓千里,城池多達一百二十座,您身邊的侍姬、近臣,無不偏愛大王;朝廷里的大臣,無不懼怕大王;舉國上下,無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來,您一定深受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真話了呀!”治國理政,沒有比領導者聽不到真話更可怕的了。

　　領導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賞、必罰

　　司馬光所說的“治國之要”也包括三項內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么,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方式。這些治理方式的一個共同交集點就是“用人”。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以“漢初三杰”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項羽連一個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導致失敗。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總結他為什么能成功時,提出五條用人經驗:一是用比自己強的高人;二是用有缺點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即所謂“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講真話的人;五是華夷一家,用人不講出身,不搞小圈子。

　　劉備臨終前說馬謖不堪重用,諸葛亮卻派馬謖守街亭,導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馬謖是參謀型人才,“南蠻之人,以攻心為上”就是馬謖的意見,諸葛亮采納了,七擒孟獲,平定南中地區。但是,這次守街亭,諸葛亮卻犯了用人不當的毛病。

　　《資治通鑒》也記載了趙括“紙上談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紙上談兵一類的人才,是領導用人的大忌。《資治通鑒》作為一部重點討論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史書,其中所蘊涵的領導智慧,絕不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毛澤東稱贊說,《通鑒》寫戰爭,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用兵尚權,所謂“充滿了辯證法”,就是不搞教條,在解決復雜問題時,“行權立斷”,應該有隨機應變的靈活而果斷的決策能力,有駕馭復雜問題的謀略和操作技巧。

　　東漢末年,何進在袁紹的鼓動下,要誅殺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對。何進暗中慫恿董卓等軍閥進京來逼太后讓步。對此,陳琳很不以為然,因為這樣雖然表面上沒有違背太后的懿旨,實際上卻是用軍閥來脅迫太后同意誅滅宦官。何必繞這么大的圈子呢?他說:“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資治通鑒》寫作“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陳琳的意思是:你軍權在握,先把宦官辦了,然后再慢慢與太后解釋。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為什么去找外軍入京脅迫太后呢?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外軍入京,你能掌控得了這個局面嗎?

　　這一段話,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經”與“行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哲學基礎,唐人趙蕤的《長短經》里有系統討論。其主要觀點是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永恒不變的治國理論和方針。王道、霸道、強國之道,都是為了構建一種治理秩序,因時勢的需要而改變。不可以認為有一種永恒不變的治理模式或處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經”,很可能膠柱鼓瑟,犯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就因為反對教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1978年改革開放,就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始的。

　　軍師龐統建議劉備入蜀,徑取益州,劉備猶豫地說,現在我全靠與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龐統就說:大亂之時,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寬與急、剛與柔,要變通運用。

　　其實這是《資治通鑒》的一種價值觀。不過,這種價值觀被司馬光包裝在儒家的“政治正確”里,曾國藩獨具慧眼,看出來了,他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窮物之理,執圣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所以,讀《資治通鑒》,不光要讀它“正”這一面——大仁大義、社會責任;還要讀它“奇”這一面——兵家講用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如果說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國之要三“官人、信賞、必罰”,重點要求領導者修煉內圣外王的領導資質,那么,“窮物之理,執圣之權”,就是一種很深刻的實踐型政治智慧,是有豐富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軍事斗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資治通鑒》在推崇大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謀略與辯證法的智慧,這也是它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