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游客出發地，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是一個迅速富裕大國，老百姓從過去在本土玩，現在開始到世界各地去觀光，這是好現象。但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些不足，比如很多人旅游回來以后，談論最多的是到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些人甚至驕傲地宣稱，“紐約地鐵比北京地鐵臟多了，巴黎就那么回事，所謂的發達國家，我看根本沒有我們政府有錢”。這種想法催生出一個問題：那還有什么好學的，我們在當今世界上已經領先了，該輸出模式了……作為國際關系研究者，這些自大心態恰恰是讓我最為擔心的。整體上看，中國現在有優勢也有劣勢，我們的軟實力仍需要大幅度提升，我們在國際規則、國際公共產品方面仍然是一個新手。有些西方國家雖然財政收入不如我們，市場搶占能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它們在國際規則話語權上仍然具有巨大的領先優勢。
什么叫國際規則？什么叫國際制度？我舉個例子說明。比如在全球的高邊疆領域如何安排各種制度。再比如英語跟漢語相比仍是一種更具有全球性的語言，雖然中國有十幾億人講漢語，但大多數的國際規則都是用英語或法語書寫出來的。紐約、巴黎、日內瓦、維也納等地的奢侈品商店不一定比我們多，城市地鐵不一定比我們新，但是這些地方輸出的國際公務員比我們多得多，在這些地方發布的國際制度、國際公約比我們多得多，在這些地方所討論的重大國際危機的解決方案比我們多得多。這就是差距。
不久前，北京的一個朋友說，現在北京一些重要單位等遷往通州，那邊正在建北京市的新城，北京作為全球大都市，在規劃上更多的還是硬件安排，比方說城市的路網、各種各樣的電力、各種各樣的功能設施，唯獨缺的就是有多少是留給國際組織進駐的。北京市作為中國的首都，在全球主要都市中的國際話語權、國際方案、國際公約能夠提供多少呢，又有多少北京市的干部能夠到國際組織去任職呢？很多耳熟能詳的國際公約，如《巴黎氣候協定》《京都議定書》《維也納公約》《日內瓦公約》《奧斯陸和平進程》，這些在國際政治中耳熟能詳、盛名鼎鼎的大城市，以城市名推出的制度比北京要多得多。
如果從國際制度制定、從國際組織的入駐水平、從國際話語權來看，我們的一線城市競爭力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未來我們既要加大經濟投入，又要增加這方面的干部人力資源培養。
在全球科學技術發明、重大知識產權的締造領域，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方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內最好的大學，每年的收入、校務捐助都是非常大的。國際上的一流高校除少數美國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之外，如果從資本、從人的數量、從學校財政而言，中國這些高校都是領先的。但實事求是說，北大也好，清華也好，要真正成為國際一流大學還要幾十年。哈佛大學培養了上百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北京大學只培養出一位屠呦呦，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二戰結束70多年來，美國獲得 70%左右的諾貝爾科技獎， 這說明大學不光要有錢，它更多地需要有新的知識、新的發現、新的前沿課程。我們軟實力差距遠遠大于我們在硬實力上的差距。中國在核武器、高鐵、公共建設等硬指標上已經迎頭趕上，但在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國際話語權上還差得很遠，所以我想對那些從國外回來覺得沒什么好學習的朋友提醒一句，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要學習的。
在全球國際組織中如何更好地發揮影響力，比如全球難民危機、全球氣候變化、全球瀕危物種的保護、全球核擴散，我們能拿出多少現成方案？現在海洋成為大國角逐的“中原”，全球150多個國家爭先恐后向海洋出發，海洋的運輸、海洋的科考、海洋的資源、海洋的競爭已經展開角逐，海洋軍事沖突在未來會越來越加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提出方案？中國在南海、東海、黃海建造了大型基地，有更大的船隊，有三沙市、三沙警備區，這是國內的安排，但在全球海洋國際關系、海洋制度領域中，中國還遠沒有達到能夠制定規則、能夠讓全球跟進的水平。西方從硬實力來看是在衰敗、在下降，但是它在國際規則話語權方面仍然相當有優勢。中國在物質領域、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軟實力、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千萬不能夠過于自滿。
最近我在做一項研究，在全球大國和一些主要國家的國際排名中看一看中國處在什么位置。我的發現是這樣的，中國在某些領域相當搶眼、排名靠前，比如在糧食安全方面，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全球倒數幾位，到目前在被調查的 110多個國家中居第40位左右。20世紀70 年代后期，中國糧食危機非常嚴重，當時號稱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產值連全球的1.5%都不到，也可以說是用“不到 1.5%的蛋糕”養活全球 22%的中國人口，那個時候中國從最高領導人到普通人都得節衣縮食，糧油憑票供應。“文革”后期我下放到農村，感覺沒有吃飽過。有一年春節前夕從農村回城探家，父母親帶我去餐館吃飯，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餐館里面討飯的人竟有那么多。
中國在過去幾年消除了5億多貧困人口，60%以上的人吃不飽的時代已成為過去，這是最大的進步。近年來，中國的維和經費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這是中國自身發展的優勢，是我們最漂亮的成績單。
從社會性別平等方面看，中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強調男女平等，女性曾經特別不平等的地位得到了改善。當然今天還有很多隱性的歧視婦女現象，但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屬于性別平等指數改善非常快的國家，在近160個被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已經進入了前40位，居于第36、37位。中國的治理效率在全球成效顯著。什么叫治理效率？就是在城市面貌、環境改善等領域，只要中央有號令，只要各級政府動起來，效率之快是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完全無法比擬的，全球排名靠前。但是研究也表明，我們有很多領域成就居中甚至落后乃至墊底，而我們的媒體、研討會，談成就比較多，不足卻談得很少，我作為一個國際關系學者，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們有什么不足。如果我們干部出去考察一圈，回來說中國最好，國外沒什么可學的，中國的進步就停止了。
我最近研究各種各樣國際排名的指標，覺得還是有很大問題的，如在各種證照的辦理方面，中國的官僚主義，中國的低效率，中國所蓋的章之多，在被調查的190多個國家中處在第177位。普通老百姓辦照之苦、公章之多雖然有所改進，但中國在這方面仍是全球公認比較差的。
再比如法治排名，我們經常講中國要依法治國，特別近年強調憲法，強調法律，強調各級法院的作用，雖然中央這么號召，但很多人都認為我們的法治還有很大改進的余地，在全球200多個行為體、國家或者地區排名中，我們現在約在第110位左右。
從性別平等看，中國性別平等比過去有很大改進，但跟北歐相比還是差得很遠，在北歐，女性的成就、女性官員比例之高是我們望塵莫及的，當然也有文化差別，有歷史原因。
我們現在的管理體制還有很多有待完善之處，在有關新聞、出版、寫作、言論等方面的自由度、適宜度方面，中國也是相對比較靠后的。另外，中國的助人指數低，這出乎我的預料。什么叫助人指數？就是愿意幫助那些跟你素不相識的人，在他有困難或危難之時出手相助。按道理講，中國作為文明之邦、文化古國，過去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曾經令世界敬仰。但是目前在全球被調查的140個國家和行為體中，中國是最后一位。當然這個調查數據是不是完全可靠，是不是完全充分，可以討論，在志愿者所花費的時間投入指數方面，中國在140個被調查國家中處于第138位，也是很靠后的。中國人現在賺錢很多，但是做志愿者的人少了，這點要好好反思。
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國對非洲一些國家提供援助時，我們的領導人特別強調，一定要培養當地的干部，培養人力資本。尼日利亞、蘇丹在過去殖民主義時期，西歐國家去拉石油、拉資源，給一點點錢，等到石油等資源用完了就撤走。中國企業進駐后，在購買石油的同時，為當地培養干部、培養技術人才，比如中國在南蘇丹、尼日利亞等著名的石油產地，為當地培養了很多干部，幫助他們建立起相關的人力資源，這是我們援助有效性的另外一面。中國越來越多的央企，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給予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即便如此，我作為研究者發現相關的這些數據不太容易拿到，如果不是事先聽說，我即便到那個國家去也無法掌握這些數據。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研究者能夠便捷地獲得數據，能夠更好地做出比較研究，他們獲得資源的方便度比我們高出很多，網絡、資料庫、政府公開發布的白皮書，企業發布的各種圖表、報告、季報，都很容易獲取。中國這方面的工作有時即便做了，但透明度仍然不夠。
信息透明度不夠，與我們走進國際社會的不適應性有一定關系。我們一方面要去搶占市場，另一方面要按照國際慣例執行契約，發布相關報告，同時還要去保護應該保護的一些數據，此外像納稅、生存質量、環境績效，保護中小投資者、監管的質量等等，其中有些我們做得很不錯，有些還有很大的問題。我們在各種制度性安排、在各種“走出去”的步驟方面，還有哪些環節的缺失，是未來中國在國際格局中需要特別注意的。
現在，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從綜合指標來看越來越接近第二大國，或者說已經處在第二大國位置上，中國的 GDP、軍費都是第二位。我們在很多領域，如鋼鐵生產、高鐵、投資建設、旅游都是屬一屬二的，有些樂觀的經濟學家甚至估計未來5到10年中國好好反思。將全面趕超美國。我覺得要冷靜地看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化，既不能夠喪失信心，又不能虛驕之氣太盛，把我們的一些差距、把我們需要改進的方面給掩蓋住了。
在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25年里，中美兩個國家發展的軌跡是完全不同的。美國跟中國相比，處于由盛到衰越來越乏力的狀態。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時，美國人高興壞了，覺得傳統的對手——紅色帝國沒費一槍一彈就這么瓦解了。興奮之余，美國認為自己是天下無敵手了，而且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克林頓總統執政那幾年是美國戰后發展最快的時期，叫“克林頓盛景”，美國人賺得盆滿缽滿，但是美國人很快就開始犯錯誤了，在其頂峰期開始揮著棒子到處教訓人，到布什總統時期，美國在中東地區推翻了塔利班政權，收拾了本·拉登，推翻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并把他給絞死，推翻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一系列的強人政權在美國大棒下一個個倒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整個中東地區亂象橫生，美國人似乎是打一場勝一場，沒有任何軍隊能夠跟美國對抗。但是這個過程也讓美國逐漸地陷入了泥潭，美國大量地透支了軍費、透支了人力、透支了美國一度有的黃金盛景。近年來美國開始出現了無法持續的局面，因此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要從中東等地撤出，
原先那些高調的口號都不喊了，美國新總統特朗普更是直截了當說，我不要什么全球化，也不到別的地方去幫人家做什么事，美國人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美國的戰略收縮是其由盛而衰的結果。
中國近25年的發展軌跡與美國剛好相反，25年前的中國可以說是比較困難的，當時中國在國際社會是比較邊緣化的，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改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加速改革的景象，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開始了一個新的崛起期。2008年北京奧運提出更高更快更強的目標，更是彰顯出中國崛起的勢頭。2009年，我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2010年，我國軍費成為世界第二，而現在我們的科技投入，我們在全球推進的“一帶一路”發展倡議，中國政府掌握的外匯儲備，使得中國逐步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大國。
現在中國仍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但其他國家看到中國這么大的氣勢，這么多外匯儲備，在全球推進“一帶一路”，積極地引進技術，引進管理經驗，引進資本，并且開始大規模地輸出游客，輸出各種各樣的船隊，國民更加自信。這個過程看上去，是中國從一個相對比較孤立的、比較邊緣化的、低水平的困難局面，一步步地走向崛起。如果說美國是戰略收縮，中國則開始了針對全球的戰略出擊、戰略擴展。這 25年，中美之間發展軌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多國家都談論中國什么時候取代美國，中國是不是要做新的超級大國的問題。我們作為中國人是很高興、很自豪的，很多學者認為我們要輸出模式，輸出中國發展經驗，輸出中國在聯合國的提案。但我想說的是我們要警惕，要小心，越是這個時候越要避免過度的虛驕之氣。美國人犯的錯誤恰恰是在美國發展最好的時間。
大國興衰的軌跡證明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有周期，沒有哪個國家永遠只有發展，也沒有哪個國家永遠只有衰敗，所以中國過去講戰略機遇期，現在講歷史機遇期，我覺得領導人其實很清楚的，不可能一百年一千年永遠是你的盛景，在歷史機遇期如果能抓住自身的不足進行改革，修正自身與世界的差距，才能在世界舞臺上更好地發揮作用。
在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影響力以及對外部利益的獲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的眼界、社會的和諧程度、經濟成長及公正性的持續平衡推進、國民的民心向背以及在國際上提供公共產品、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這是一個非常綜合的復雜的動態的平衡的過程。而且大國跟中小國家的區別在于，中小國家完全有可能隨波逐流，有可能是被裹挾者，經常身不由己。隨著國際體系的動蕩而飄移，大國像中國、印度、美國、俄羅斯，如果成功了，主要不是外部的出手或機遇，而是它的體制、戰略以及領導人的眼界。反過來說，大國的失敗跟小國不同，小國哪怕干得再好，領導人再優秀，也有可能身不由己被大國所裹挾，被世界“風浪”所淹沒，大國是不可能被外部的風浪所淹沒的，大國如果出了問題一定是其內部的體制機制出了問題，一定是戰略思維出了問題，一定是這個民族的盲點最終妨礙了國家的崛起。
我們一定要明白真正的輸贏在內而不在外，未來中國的崛起，動力主要不在外部，比方說在南海跟美國較勁，或者把釣魚島奪回來，或者把周邊某個還存在矛盾的地方一舉拿下。現在很多人在推著領導人要把這里拿下來，把那個揍一頓，我認為這缺乏理性，我國最重要的還是應該看清全球的趨勢，冷靜地審視自身的位置，看到長處和不足，一方面繼續發揮優勢，更重要的是去彌補短板。
在國際上，我們在軟實力、國際公共產品、規則的制定等很多領域還有差距，在社會方面也有差距。我們外部的很多問題、差距，恰恰是國內體制機制問題的折射，國人素質不高，在海外旅游中的一些不良表現，實際上還是我們自己發展不足。在未來的世界，中國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自身的改革，取決于中國的發展和穩定，比如貧困問題能不能徹底消除；政治腐敗是不是能夠根除，能不能從運動式的變成制度性的；從前期重視發展速度、忽略生態環境到現在兩者并重如何落實；社會和諧程度、公正程度、透明程度、言論的通暢程度等領域中間的提升、改善，才是中國提升自己世界地位的最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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