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這也不是個“新聞”，差不多兩個月前的舊事兒了。結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曹德旺耿直無比，說了一堆大實話，比如“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國貴”、“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投資化的重復建設，拖一年嚴重一年”、“整天講明年會好，明天會好。誰不想明天好。不切實際的去做那明天會好嗎？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我們應該改變這個方式。特別你們這些做傳媒的”，等等。（視頻在文末）
一席實話下來，有人心頭納悶：曹德旺這是要“跑”的節奏？
在島叔看來，當然也不是。只不過，在李嘉誠拋光國內資產上岸的新聞后，大家對此多少會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國內營商環境的問題，我們認為倒是一個真問題。換句話說，民營企業、尤其是實體企業們，究竟為什么要“跑”？
稅負
遠看李嘉誠，近看曹德旺，投資海外在企業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東太陽紙業將投資超過10億至13億美元在美國阿肯色州建廠，中國天源紡織也將投資2000萬美元在阿肯色州設立服裝制造廠……和特朗普所言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機會”不同，曹德旺此次從通用手中低價收購的廢棄工廠，滿負荷狀態下能給當地提供2500個工作崗位。
企業家們為什么紛紛往外跑？原因很多，細細想來，卻也在情理之中。
先說最直觀的，稅負。近幾年，國內企業利潤增長乏力，利潤率能做到10%以上，已經相當惹人艷羨。但歷經國家幾次減稅，仍然有諸多企業叫苦不迭。
國內企業的稅負主要來自哪里？除了25%的企業所得稅，還有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增值稅，更別提印花稅、車船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費等其他稅種、費用。
中國的稅負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業、機構，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驗證，給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說，美國對企業征收的所得稅是35%，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5個百分點共40%，而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給出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非常大的負擔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1995年，宏觀稅負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業的宏觀稅負率已將近37%；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測算，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其觀點更為激進：中國的稅率讓企業老老實實交稅，基本上處于死亡的邊緣，這就是“死亡稅率”。
島妹整理了過去十年的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趨勢大體一致。但在絕大多數年份，稅收增速都遠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經濟增速下滑，下行壓力增大，企業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潤下降的現實困境，然而除了稅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隨著大量企業盈利能力繼續下降、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更為嚴重，稅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個百分點。
由此，即使各方數據由于口徑、測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斷一致：目前企業的稅負成本的確居高不下。
更現實的問題是，在企業稅負普遍較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常常處于更不利的地位。對于國有企業，國家經常給予返稅。一些壟斷型央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環節，稅負主要轉嫁給了中下游企業和消費者；若剔除企業規模和業務類型特殊的央企，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率，明顯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屬國企。
出逃？
除了稅負，中國企業選擇往外走，還有諸多原因——
國內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這樣的稀缺資源，宗慶后就曾吐槽：現在工業用地的價格需要幾十萬、上百萬一畝，這么大的投資成本誰去投？
與此同時，水電氣等能源價格卻始終堅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穩定甚至下降時，這類成本在企業總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報就曾報道，一些企業即使一個月不用電、同時向供電部門報停，也要交變壓器基本電費數百萬元。
制度性成本，如環評、能評、清潔生產等一系列審批，無論是時間成本還是費用成本，哪項都低不了。
產權保護。長久以來，產權保護不到位成了企業家的心病。無恒產者無恒心，產權得不到保護，誰又能認真經營？一些地方，國有企業欠民營企業的錢可以作為商業糾紛草草處置了事，民營企業欠國有企業的錢就被認為是侵占國有資產，叫人如何不心寒？
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PPP項目中，簽約前答應得很好，簽約后卻遇到承諾缺失、不講信用，讓一些民營企業吃了虧，對營商環境更缺乏信心。還有的是前任地方領導簽的合同，新官不理舊賬。雖然根據法律原則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條文內容沒有違反法律前提下，代表個人簽訂的與是否在政府任職無關，若存在法律履約能力的應當執行合同。然而在現實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勢，想要主張權利常常豈是那么容易？所以，企業前期投資打水漂的事情屢見不鮮。
執法隨意性。島妹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創業當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現在的許多企業，單說消防設施這一項，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齊備了，恐怕沒幾個能活下來的。現實情況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關部門檢查時，自由裁量權很大，會不會被處罰，就看企業自己怎么“運作”了。
還有許多看不見的成本。當年贓款燒壞點鈔機的馬超群，身為地方供水公司的總經理，區區科級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贓款一億多？媒體報道，企業落戶當地，不掏錢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見的成本，這看不見的成本更讓企業心驚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態度也不得不說，“寵愛”虛擬經濟，而對周期長、回報率低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愛答不理。雖然發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時依然有“穩增長”的考量，怎么能夠既生態綠色、又有高利潤？于是，金融、房地產等“高富帥”行業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寶。
看完這些，再對比美國“制造業回歸”政策、美元升值、資產吸引力增強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說的，為什么在美國白領、藍領成本各自是中國2倍、8倍的情況下，依然能比中國多賺百分之十幾。
故土難離，但資本與企業都總要逐利。
實體
中國的企業、資本出海，優化配置全球資源，本是好事，政府還長期提倡過中國企業“走出去”。為何如今，卻變得五味雜陳起來？
一方面，國內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投資主要靠“國家隊”撐著；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速則頻頻躍升，國內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正面臨“空心化”的危險。
形勢有多嚴峻，從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可窺一斑。“著力振興實體經濟”、“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等表述，無一不是為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如島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經濟工作會的問題意識、針對性都很強，更可見國內實體經濟增長乏力、“脫實向虛”的問題已經到了無法回避的程度。
企業家出海大舉建廠，有其自身的無奈。我們需要提倡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但企業只有先活下來，才能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假如在目前國內的多重壓力下，無法獲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續發展，走出國門尋找更合適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場經濟邏輯的自然選擇。 我們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各級政府為企業減負了那么久，稅負還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數過高，目前減的力度有限？還是稅負雖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費用閘門又重新打開，變相增加了企業負擔？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爭取企業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說說，還得有實打實的效果。中央經濟會議精神句句說到企業家心坎里，中央很急，但難在落實，切實給企業減負，還將有一段痛苦的較量與博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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