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

人類過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說500年，有這樣一個循環。從500年前哥倫布去美洲開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類市場在不斷地擴大，分工不斷地深化，技術不斷地進步，財富不斷地增加。在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業家。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看到的，沒有微信的時候，沒有微信市場；沒有手機的時候，也沒有手機市場。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也是企業家創造的。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么帶來新的市場，也可以說是企業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產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將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地生產，市場上已經飽和。為什么會是這樣？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紀前些年的時候，仍然是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那時候，“低垂的果實”就是生產其他國家已有的產品——我們叫山寨——就可以賺錢，久而久之就不會思考怎么創造新的東西來滿足市場。

另一個原因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們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使得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創新。相對而言，套利風險不那么大，不確定性也沒有那么大，我們只要敢冒險，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賺錢。而創新卻是完全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看到沒有的東西、誰都看不到的東西。甚至當你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你的神經有毛病。

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每個人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確定的回報的時候，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

更簡單的說，創新企業家比套利型的企業家對制度更為敏感，當一個國家沒有很好的法制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業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游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每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因為創新需要的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年兩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現在任何一個新的產品，除了互聯網時代的概念之外，沒有若干年的積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刮胡刀。有一個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這個人是一個小商販，當他到處走街串巷去賣一些小產品的時候，自己面臨了一個困惑：他經常刮胡子，動不動就刮破了，能不能生產出一個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謂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臉刮破，所謂便宜，就是刮鈍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

當他找了好多個技術專家，這些人都說，No，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辦法把合金或鋼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來。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時間才做出來這個產品。6年的時間對一個創造性的產品來說也許是很短的，我們可以想象幾乎所有的創造性的產品面臨的都是這樣的問題。200多年前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他面臨多少次的失敗？

要是中國真的從過去的依靠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么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

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

為此，我們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學者，當他們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才真的會有新的想法。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所謂“新”，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們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 ，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需要的改革太多了。

從中國歷史上講，什么時候有創新？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有創新，19世紀20年代、30年代我們也有創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時候。我們現在講的改革開放制度創新什么時候出現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沒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來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輕一代企業家每個人都可以胡思亂想。我們的創新對人類的貢獻，一定要超過我們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問題。一個人坐在那兒是很難創新的，應該是人口規模越大創新的速度越快。中國人口占世界大約20%，但我們為世界貢獻的創新到多少？有20%嗎？我們歷史上有過好多的創新，但在近現代，我們連2%、甚至1%都不到。按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來看，中國為世界創新的貢獻應該是40%左右。我們應該在這點上感到慚愧。

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說的話來比喻我們制度改革為什么這么快？我們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采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我們自己栽樹，讓世界其他人也能從我們種的樹上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