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為什么我們會覺得不幸福？

Managershare：來看看社會學家怎么說。

定義幸福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南方日報：您怎樣定義幸福？

孫立平：根本上說，幸福是一種滿足感，是對社會狀況滿意的一種感覺，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時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很難完全洞察人們的幸福感。

以北京為例，政府可能會認為半年來北京沒有什么變化，但是對于一個上班族來說，這段時間他可能會常常感到煩躁不安，因為半年來北京塞車嚴重，他花在路上的時間又多了1個小時。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時是從社會這個整體來考慮的，往往關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會把交通堵塞程度當做一個權重很大的指標。但其實這段時間來，塞車對幸福感影響很大。所以我想，在測量幸福感的時候，真是很難做到具體和細化。不如選擇籠統地在一個整體上測量人們的滿意度。

具體來講，我們目前所說的幸福包括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把幸福作為整個社會追求的一種理念；第二個層面是把幸福作為一個宏觀的目標，對整個國家的政策有一個基本的導向；第三個層面是將它作為官員和政府考核的指標。進入第三個層面是需要非常謹慎的。因為把幸福作為一個政治指標來考核的時候，有一定的風險。最典型的就是和諧社會這個理念。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它讓我們的社會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但是作為一個考核的指標的時候，個別地方的官員就會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種不正當的方式把沖突壓住。所以建設“和諧社會”就變成大家調侃的“被和諧”，和諧變成了一個動詞，這反倒對解決社會矛盾起了有害的影響。同樣，我們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變成“被幸福”的結果。

南方日報：您認為目前哪些國家實現了相對的幸福。

孫立平：相對的幸福的國家可以分兩種類型。一個是在非常傳統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個是現代意義上的幸福，例如丹麥、英國、法國。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報：說他們幸福，是因為他們做到了什么？

孫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況下產生的，這種特殊條件是：經濟發展水平雖然不高，但與外界隔絕，還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麥則不同：擁有發達的經濟與高福利待遇，是貧富分化最小的國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清廉指數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測性強、生活方式輕松。

今天我們中國討論幸福應置于現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認為，現代幸福的條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榮的經濟，健康的社會和綠色的生態。

建設幸福公平正義當為主線

南方日報：現在我們談幸福，恐怕是因為我們不幸福。您認為是什么造成了這些不幸福？

孫立平：的確是這樣。我覺得最基本的還是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現在收入、住房、就業壓力都很大；另一個是這個社會缺乏公平正義造成了人們生活的不幸福。

其實，關于幸福的建設可以有兩條線，一是民生，當然這很重要，現在我們政府在建設幸福社會過程中，主要在圍繞這條主線。而另一條主線是公平正義。依我看，公平正義比民生還重要。

南方日報：為什么更重要？

孫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沒地方說理，令好人寒心的社會就是最壞的社會。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道德的基礎，道德的底線就會喪失；沒有公平正義，不滿和沖突就接踵而來；沒有公平正義，每個人都覺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合理的財富分享；實際上，沒有公平也就沒有真正的民生；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的穩定。所以，我認為公平正義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

但是現在我們談幸福的時候，主要還是強調民生，對公平正義的強調還是非常弱的。我覺得如果沒有公平正義，民生狀況也是改變不了的。

南方日報：能不能這樣理解，當人們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不是公平正義的環境時，再好的民生也難以增強人們的滿意度。

孫立平：沒錯。幸福感是相對的，產生于比較，要緊的不是我們有什么，而是我們有什么而我們的鄰居卻沒有。幸福來自相對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對剝奪。所以，你看現在幾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還比較羨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說自己是弱勢群體。普通公務員、領導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說自己是弱勢群體。他們都是弱勢群體的話，工人、農民怎么辦呢？其實這個現象意味著幾乎所有人都對自己的狀況不滿。為什么？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狀態當中。我認為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義。

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人們可以注意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我把它叫做“牽出現象”。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行為的失范：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同時，政府公信力喪失，道德優勢弱化，只能越來越依賴強力與強制。

南方日報：這是最可憐的。

孫立平：是的。所以我認為政府的第一要務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維護公平正義。我想，如果在建設幸福社會的時候，強調這一點，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事。

當務之急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潰敗

南方日報：您認為當前中國要建設幸福社會應該做些什么？

孫立平：我認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經濟發展的成果?，F在的社會矛盾產生于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團把持資源分配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包括：獲得相關信息的機制、利益訴求表達的機制、訴求凝聚的機制、施加壓力的機制、協商談判的機制、矛盾調解和仲裁的機制。

第二，要營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會生態。要建立一種制度，給人們提供安全感，通過制度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降低人們的焦慮感。比如，財富的穩定性、職業和收入預期的穩定性、通貨膨脹與貨幣穩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改變我們剛才談的目前社會上普遍的弱者心態與社會生態。而公平正義的社會有賴于社會組織的發育。社會組織是社會自組織能力的載體，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這些社會組織，以應對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從而使社會生活能夠有序進行，降低社會轉型的風險。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價值觀。我覺得營造幸福感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肯定的是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還是那句話，幸福來自于比較，一個社會有一種恰當的成就觀是至關重要的。

南方日報：您剛才講到了在建設幸福社會時，政府和社會的作用，您認為它們應當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孫立平：我覺得這是邊界的問題。比如幸福，政府關注人們的幸福感，但不能進入人們的私生活領域。如果兩口子吵架，他們感覺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這兩口子吵架，這就涉及權力擴張的問題。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為理由而干涉他們的私領域。因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應當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間，在這個自由的空間當中，社會能形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報：您曾提出“社會潰敗論”，認為維護公平正義面臨很多困難，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團對現有政治框架的影響等等。那么現在我們能做什么？

孫立平：從歷史上來看，很多國家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比如當年的美國，19世紀末的美國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政治上腐敗嚴重、經濟上寡頭壟斷、權力和資本勾結等現象普遍存在，整個社會生活沒有規則、道德墮落。但是它通過三個非常重要的步驟，使社會得到了重要改變。這三個步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進步運動；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社會改革；20世紀60年代建設“偉大社會”的運動。通過這些社會進步運動，美國社會潰敗的勢頭得到了明顯的遏制。

我認為，中國也需要一場社會變革，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社會進步運動的目標是什么？三句話：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的潰敗。這是中國現在要解決的很重要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建立一個有公平正義的社會，最主要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