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蘊含的生活智慧，對于我們的當代生活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性智慧，對于我們今天放松心靈、緩解社會緊張、葆有平常心具有直接的人生啟示，需要我們很好的予以發揚光大和借鑒。
中性智慧是中國人獨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處世態度
在中國傳統哲學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為豐厚的資源，亦可說是中國人獨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處世態度。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把“中”與倫理道德、人生觀、價值觀相聯系，將其升華為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成為“中道”，這些概念構成了中國哲學的核心范疇。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人，把中庸稱為“至德”，這既說明他把中庸作為道德的最高準則，也說明中庸是他的哲學基礎。他反對“過”與“不及”，認為要在“過”與“不及”的兩極之間把握一個適中點，以保持事物的常態不變；他反對過分的拘泥，堅決拒絕過分的臆斷與固執己見的極端行為；而且，孔子還認為對“中”的把握，可以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將此稱之為“君子而時中”。孔子的這種倡導，也這正是中性思維的基本要求。
統攬孔子的思想體系，我們可以看到“中”性思維貫穿于各個層面：“大同”社會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學追求、“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內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學對中華民族精神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庸》作為秦漢之際的作品，以孔子思想為底色又大量吸收易學思想，對于中性智慧又做了深入的闡發。《中庸》一書重點發揮孔子“過猶不及”的思想，要求人們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中庸的基本原則就是“允執厥中”。“允執”就是平心靜氣、靜觀執守、不離自性，“中”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點。把握適當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標準。
中性智慧的精義在于克服兩極對立思維，達到天與人和諧、人與人感應、人與物均調，它不提倡感情的過分激烈與外露。不論是內在的思想理論，還是外化的審美實踐，都崇尚含蓄、適度、克制，強調情感與理性的合理調節，以取得社會存在和個體身心的均衡穩定，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中達到主體人格的完善。這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兩千年來延續下來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性思維在中華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現就是對“和”的價值追求。“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和”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目標，是一種“執兩用中”的方法論。“和”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認識自然。如《易經·乾卦》上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意思是依據自然規律的變化，人獲得自己的命運和本質，變化會有差異和沖突，但是沖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二是以“和”的心態去處理人際關系。如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強調和諧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三是把“和”的理念作為一種辯證方法。如《易經》講“一陰一陽謂之道”，宋代哲學家張載認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凡此等等，所強調的都是陰陽互補、剛柔相濟，如此才能發生變化、促成和諧；四是以“和”的標準去處世生活。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關于“和為貴”、“和衷共濟”、“家和萬事興”的思想，重視建立融通的人際交往、有序的社會秩序、和諧的社會關系。提倡人與人之間重誠信、講仁愛、求友善、修和睦。
當代中國建構和諧社會的歷史實踐中，我們要善于發掘這種中性智慧
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哲學精神中，涵蘊著豐厚的中性思維的思想資源，我們在當代中國建構和諧社會的歷史實踐中，我們要善于發掘這種中性智慧，使之發揚光大，增宏今天的社會生活，使社會更富于彈性。
在當今時代，應該增弘中國傳統中庸思想的時代精神，以中道情懷協調當前社會的沖突與矛盾，以公心處事，謀求誠信與和睦的交往，以實力彰顯賢能，擺脫無謂與無聊的爭執，大家各行其是。正如費孝通先生倡導的“文化自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才能抵達“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從生活世界的理想旨歸角度來看，中性智慧企及日常生活中文明秩序的構建，使可能的對抗在適中的文明秩序面前轉化為對話。失去“友誼”的競賽絲毫不值得稱道，因為缺失“貴在參與”的其樂融融的人文景觀，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同樣如此。我們不能在人生的競技場上盲目地追逐，而無視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隨之而來的代價。
與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不同，中性思維方式立足于建設，強調事物對立雙方的互養相成、共生共存，強調把握事物的平衡支點，做到不偏不倚，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去觀察事物，把握其發展態勢。
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傳統哲學精華的基礎上延伸出的現代人的生存哲學追求
不難看出，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傳統哲學精華的基礎上延伸出的現代人的生存哲學追求，這種智慧所著眼于主體生存發展的全體性，其基本價值訴求體現為如下三個層面：
首先，在思維方式上，它立足于建設，自覺尋找事物的平衡支點，去整體性、動態性把握對象世界，尤其強調事物對立雙方的互養相成和共生共存；
其次，在人生態度上，中性智慧倡導積極的人生，要超越浮躁與迷茫的功利心態，在對日常生活多重感知與審慎思辨的過程中敞開本然之心，以通達天地之境界，提升人生的質量；
第三，在行為方式上，它強調避免極端的行徑，以中道之智慧踐行于日常生活世界，與他者展開和諧的交往與對話，去解決因極端思維方式而導致的現實問題。
總之，中性智慧是一種生成智慧而不是完成智慧，它不拘泥于思維向度的某種具體規定性，超越日益技術化的生活流程與程式化的思維僵滯，在思維方式、人生態度、行為方式三重維度上確立和諧、適當與豁達的人生境界。
中性智慧提倡人們保持平和的心態，以平常心把握事物的本質，平穩持續地推動社會發展和個人的成長。當科學發展意識深入人心的時候，我們在戰略制定的過程中，必須均衡協調地處理社會發展各領域的問題，避免無視代價而導致社會生產力的負增長。當代企業管理同樣要建立符合中性智慧的文化價值觀，充分考慮市場的變化，以雙贏心態與經濟伙伴合作，而非以武斷冒進的態度遭遇發展的困境。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應該自覺地以“貴和”、“執中”的態度促進改革與發展事業的完善。特別是形成適應和諧社會的文化心態，以中性智慧的思維方式審視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探求文化實踐層面的“視域融合”，融洽對話。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
延伸閱讀
唐太宗的彈性處事方式
“開元之治”與“貞觀之治”使唐朝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是封建社會中和諧社會的樣板。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實行重儒政策，恢復了國家和地方各級學校以教授儒經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對中國的和諧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在對待君臣關系、民族關系及君民關系等方面，都能處理得比較得當。他提倡大臣進諫，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關系。對民族關系，他也處理得比較恰當，認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把君民關系比做是舟與水的關系，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能均田于民，輕徭薄賦，促進生產發展，和諧社會關系，從而締造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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