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午：企業如何做得干凈

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做一個干凈的企業是很正常的。市場經濟應該就是一種道德經濟，當沒有其他資源如權力資源可以利用的時候，道德資源的利益就是最大化的。大午集團做到今天，其實沒有什么可說的，它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利用，只有憑道德資源。

孫大午指出，這種道德資源，就是童叟無欺，買賣公平，貨真價實，我們就是這么做起來的。一做做了21年。而自己沒有搞大的原因有三點，一是沒有貸款，二是不打廣告，三是不賒欠，全是現錢現貨。

孫大午：很高興主持人給我這樣一個機會，我也很愿意和大家借此機會交流。前天我還在蘭州，到蘭州理工大學接我的孩子，準備全家去旅游，但是在得到這個信息后，急忙往回趕。因為天水至寶雞的路段封著，就繞道秦嶺。晝夜兼程到了徐水高速路口，整整用了28個小時。我和司機輪流開車，我的妻子和孩子坐車28個小時到家，都疲憊不堪。

我為什么這么珍惜這個機會呢？這是因為2003年事件當中，媒體以及在座和很多記者給了我很大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心里覺得，我欠這個社會的，欠這個媒體的，我很愿借此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流。在座的媒體對我是有恩的，也可以說對這個社會有功，將來，在這個社會的轉型中，會起更大的作用。太陽每天都出來，但是每天都有陰云密布的地方，甚至有下冰雹的地方，在太陽照不到的角落里，我們的調查記者們可以說就是勇士，就是天使，你們會像閃電一樣劃破陰霾，能給大家帶來一種希望。我是深有體會的。

今天給我的題目是企業如何做得干凈。其實企業如何做干凈，不是技巧問題，而是一種境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這里面沒有體會也沒有經驗可談，要我談點教訓還可能說出來。就像傻子賣粥，大碗盛就行。應該說，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做一個干凈的企業是很正常的。市場經濟不僅是法制經濟，它還是道德經濟。因為道德是利己的，通過利己而利他；崇高是利他的，通過利他而利己。

道德，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比如，開商店的寫明“童叟無欺，貨真價實”，那么做到“童叟無欺，貨真價實”對誰有好處？哪個商店做到這一點，大家都會去他那里買東西，他會大發其財。但是問題是，如果“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壟斷專營，愛買不買，道德就不存在了。所以市場經濟應該就是一種道德經濟，當沒有其他資源如權力資源可以利用的時候，道德資源的利益就是最大化的。

大午集團做到今天，其實沒有什么可說的，它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利用，只有憑道德資源。這個企業做了21年，總資產也有兩三個億了，但我們卻貸不到款。我在銀行人事部門干了10年，難道我不知道其中的運作機制，沒有朋友、沒有關系嗎？但是，在這個社會里，做點事業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大午集團剛起步的時候，從老百姓手里借糧食，給老百姓打條子，半年以后，你可以把糧食取回去，也可以把糧食換算成現金取回去，價錢是隨高不隨低。如果當時5毛一斤，到期漲到8毛，就按8毛給他，如果降為3毛，仍按5毛給他。這樣，雙方都合適。這就是我的發家史。

后來，老百姓不要糧食也不要現金了，他們直接作價，把糧食款借給我們，讓它生息增值，到期我們支付利息。這就是大午集團非法集資的由來。所以我們沒有貸款，也沒有任何資源可利用，周圍的老鄉親們，就是我最大的資源。這種道德資源，就是童叟無欺，買賣公平，貨真價實，我們就是這么做起來的。一做做了21年。我沒有搞大的原因有三點，一是沒有貸款，二是不打廣告，三是不賒欠，全是現錢現貨。

2003年，我在北大有過一次演講，有人問我，你敢說你沒有做過虧心事、沒有做過不干凈的事嗎？我說，我敢說，我說我敢脫光了屁股往街上走一趟。2003年我們遭遇了滅頂之災，集團高層被抓了20多個人，我的弟弟，我的妻子，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處長，三個財務人員被拘，七臺財務微機被查抄，保險柜都給撬開了，所有的銀行帳號都被封，但是審查結果，我們沒有事。

中央二臺做了兩期節目。審判長在審判我的時候說，不能說你孫大午為人正派就不審判你，你道德高尚就不處罰你。我當時就哭，法律是道德的底線，用法律來審判道德，本身就說不通。后來我和我的兩個弟弟都在里面坐了半年的監獄。2004年1月，我們重新建賬時，半年當中，6個子公司、17個分廠，一筆筆對下來，六七千萬的流水帳，只差2000元。

我每次說到這里都有些感動。讓我感動的是我這個企業團隊，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中層干部沒有一個掉隊。所以我出來以后，就搞了一個“私營企業君主立憲制”，把這個企業的命運交給民主，把職工的生活交給了自由。我在搞一個桃花源的社區，桃花源不是烏托邦，烏托邦是公有制，桃花源是共有制。

我出來以后的第三天，我們的縣委書記請我吃飯，說給我提三點希望，一是希望你正確對待這次對你的訴訟，二是希望你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這些人和這些單位，三是希望你回去以后好好搞你的企業，少接觸媒體，你接觸媒體多了，你說你有罪，你個人形象不好，你說你沒罪，政府形象不好。我覺得他說得這幾句話非常到位。

我說，前兩個希望我完全能做到，因為我心里很坦然，就當它是一場玩笑；第三點我得保留，我可以不提這個案子的是非，但是我不能不接觸媒體。媒體對我幫助太大了，它幫助了我，也救了我，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可以在接觸媒體時，不說我有罪也不說我無罪，我答應了不上訴，我就不上訴，我一要把企業搞好，二要在說話時有分寸，盡可能不犯錯誤，我是這么答應的，也是這么承諾的，如果今天講錯了，各位同仁朋友多多關照。

另外我還想圍繞著咱們這個主題“商業和公共利益”說一說。這個主題非常好，我同意秦朔先生說的“商業影響世界，商業將改變這個世界”，我要談的是公共利益，也就是公、共這兩個字。

按我的理解，“公、共、私”，這三個字大有名堂。我理解的共產主義，不是公產，它有四個內涵“共產、共有、共和、共享”，我理解的“公共利益”，這個“公”，不是社會的常態，社會的常態是“共”，我在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的起源”。家庭怎么是私有制的起源呢，家庭是共有制的起源。社會的常態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比如，我和郭宇寬、秦朔三個人開公司，秦先生占50％的股份，郭先生30％的股份，我占20％的股份，你說這個公司是公有還是私有？我們3個不是私有的概念，也不是公有的概念，而是共有一個公司。所以公司在股份上是不等的。比如一個家庭，父母的財產大于兒女的，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經濟權利，都不是平等的。

所以不能說公有一個家庭，也不能說私有一個家庭，只能說共有一個家庭。所以我理解社會的常態是共有制，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起源就是共有制的起源，可以這么說，一人為私，2人為公，三人為共，一人獨立，兩人講自由，三人講民主。一人為私，兩人為公，大家好理解，三人為共就不好理解了，因為三人為共的時候，要講民主，那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時候，這個共字就不能丟掉了，丟掉了共，社會就會走向邪惡，“大公無私”和“大私無公”都是反人性反社會的，必須有這個共的概念。所以我理解，這個共是社會的常態。

大午集團正因為已經做成了一種社會常態，所以能歷盡苦難備受打擊而不垮。因此我就說，私營企業不姓私，它是一種經營形式，創造的是社會財富，是私的積累，公的發展。

當大家共同擁有一個大午集團的時候，當集團發生這么大的事情，那些工人就說，我們從來不認為這個企業是大午個人的，它和我們都有關系。當年的大學生到大午集團，都娶妻生子十幾年了，他怎么會不認為這也是他的家園呢？何況我也在灌輸這種共有制的理念。正因為這種感悟、這種實踐，使我也不斷得到升華。我體會到，企業家從道德會走向崇高。

怎么叫由道德走向崇高呢?比如我孫大午掙幾十萬、上百萬、一個億的資產，我不偷漏稅，沒有假冒偽劣產品，我掙的錢干干凈凈，不就是道德的嗎？我不需要修路架橋，也不需要敬老扶貧，也不需要去做一些公益事業，這就是道德的。但是我必須要做崇高的事情，因為我這樣做對我有益，窮有人緣富有威望，威望來自道德和崇高，大家會圍著你轉，否則大家會恨你，為什么就你一個人富起來了？

比如一個家庭，老大和老三打工，供老二讀書，老二上了大學，畢業到外企工作，月薪一萬，那么這個老二實現了他的價值，能說這一萬塊錢都是老二創造的財富嗎？他的哥哥和弟弟的努力呢？一個家庭舉全家之力把你供出來，你個人富起來了，那么這個財富怎么分配？所以我覺得，一個家庭有一個能人，這個家庭都不應該有貧窮的人，一個企業有一個能人，這個企業里就不應該有窮人，一個社會有一個能人，這個社會都不應該有一個窮人！

好在商業會改變中國，我對未來充滿信心。（本文系作者2006年7月1日在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第二屆中國調查記者研修班”上的講話實錄，摘自作者個人主頁，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