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營制度的后果

　　HISToRY NOTE

　　在讀中國史書的時候，當一個朝代被認為是盛世的時候，史家就會用這兩句話來形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天下的財富日漸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稅賦卻沒有增加，國庫里的錢越來越多，可是老百姓卻沒有覺得自己被剝奪了。

　　這是多么好的情況呀。可是如果你要鉆牛角尖的話，就會生出一個疑問：天下的錢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錢沒有少，那么國庫里的錢是怎么多出來的呢？這絕對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大秘密。

　　從有關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馬光就對于“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一理念提出過嚴厲的質疑，他在《邇英奏對》中寫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于民，將焉取之？”

　　桑弘羊是漢武帝時期的財政大臣，他的“老師”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管仲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征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囂號”反對。

　　看到這里，你應該就恍然大悟了，原來管仲所實施的是變相的“人口稅”，他在正常的稅賦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塊龐大的專營收入。用他的話說，表面上，國家并沒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當今所有熟悉經濟學理論的人都知道，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賦，數百年來的西方經濟學家似乎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如卡爾·馬克思就曾經論述說：“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而當代的制度經濟學也認為，國家是“一種提供保護和公正而收取稅金作為回報的組織，即我們雇政府建立和實施所有權”。

　　然而在中國，自管仲、桑弘羊以來，政府收入卻是由稅賦和專營收入兩項構成的，后者的實現，是通過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以壟斷專賣的方式來完成的。在這種體制內，政府其實變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這種不同的經濟理念，其實正是中國與西方諸國最大的差異所在。

　　從管仲、漢武帝到今天，中國的朝代換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講的這種治理邏輯卻從來沒有改變過。

　　千年以來，除了朱熹產生過懷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過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個叫劉師培的學者對之進行了系統化的批評。他寫過一篇《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對專營制度進行了詳盡的解讀，在他看來，這些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其專制”，其手段則是“以國家之手操縱商業”，就是將搶劫變成一種公開合法的國家制度，其最終達成的結果是“利歸權家”—由權勢階層獨享經濟利益。

　　劉師培進而指出，從歷史經驗來看，國有化制度的名義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貧民，其實，它非但不能平抑貧富，甚至將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公。因為，“國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奪取，不得不假以特權，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國家之勢以劫民財。”這里所謂的“富商”其實已出現了性質和身份上的轉變，他們不再是以市場化的方式獲取利益，而是通過獲得政府的授權以壟斷的方式分享專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徹底地喪失自主的能力，變成專制機器中的一個寄生階層。

　　劉師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說的話到現在還很新鮮。有時候，夜深人靜之時，我翻讀舊書，常常無言以對。

　　作者：吳曉波（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常年從事公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