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的角度出發,企業家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具有同一種氣質;企業家不是一種職位或頭銜,其實質是一種精神;企業家是參與企業的組織和管理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指出:透過任何一項事業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發現有一種無形的、支撐這一事業的時代精神力量;這種以社會精神氣質為表現的時代精神,與特定社會的文化背景有著某種內在的淵源關系;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精神力量決定著這項事業的成敗;資本主義的興起源于將工作視為天職的新教倫理精神。根據韋伯的假設,企業中的工人同樣需要一種“文化”化了的道德理念的支持。
來一場徹底、廣泛的精神洗禮
研究企業家精神的國際權威學者吉爾德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精神與觀念”,“精神和信仰才是企業家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企業創新、區域發展研究領域中炙手可熱的詞語。經濟學家試圖用它來解釋中小企業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管理學家也想用它來揭開企業創新、持續發展的深層機理。企業家精神描述的是企業家的一種特有的氣質,它能夠使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通過有效的管理和創新跨越企業成長過程中存在的種種障礙。企業家精神的精髓是企業家對組織成長的持久不斷的渴望以及所具備的隨需應變的能力。正是這種渴望使得企業家不斷追求技術和制度上的創新,而隨需應變的能力則幫助企業家敏銳地把握市場的脈搏,并迅速在通過管理和創新推出最適應市場的產品和服務。這就是市場經濟下,企業生存壯大的一幅驚險刺激的圖景。
真正的企業家賺錢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業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種一般企業家難以企及的境界——能夠不斷探索、不斷學習、不斷創新,并對自己認定的價值觀如宗教般堅定追求。
天福茶莊的老板、閩籍臺商李瑞河,經營茶葉賺了不少錢。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報桑梓,不辭勞苦,終于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種夢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樹,證明了茶的原產地是中國,而不是國際上有人說的茶葉產自印度。據說,李瑞河當時對著這棵2700年樹齡的野茶樹頂禮膜拜老淚縱橫,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李瑞河還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國最大的茶博物館,面積達8000多平方米。這個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經營茶葉賺錢,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茶葉是他的一切,茶葉是神,是一種宗教。
柯達公司的創始人喬治?伊斯曼終生都在研制、改進、生產、銷售感光膠片,賺的錢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按理說他應該很滿足了,但他覺得自己追求的并不是金錢,而是感光膠片事業上的完美。到了晚年,當感到自己的事業再也無法突破時,他采取跳海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典型的企業家。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不過人們仍然可以從中窺探到一個真正企業家的內心世界,那種對理想如癡如狂的追求。
當代中國企業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業家精神在中國企業處于埋藏狀況:2008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23家企業,很少有人知道其企業家是誰。由于企業家精神的缺失,中國企業家的能力難以得到應有的提升,甚至導致阻礙與削弱。而中國未來如果沒有自己的摩根、羅斯柴爾德,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吳春波教授指出:“遍尋中國企業,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壟斷而‘名’的國有企業外,我們很難找到一家企業家精神為統領,依靠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真正做大、做強的中國企業。……自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雖然有了為數不少‘國’字頭的世界500強,但還沒有一家被國際承認的世界級企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按照歐美、日本人的經驗,打造一個世界級企業,三十年足夠了;而打造一個世界級‘企業群體’,六十年亦足矣。”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將把我們引向何處,并不是某一黨派的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有著最重大意義的問題。”現實的中國需要一場徹底而廣泛的企業家精神的洗禮。
我們緊抱《國富論》,
卻拋開了《道德情操論》
商業社會需要有商業社會的信仰。進入商業社會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要有商業規矩。中國沒有商業規矩,名和利很容易成為人們唯一追求的東西。而且對于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來說,進入商業社會,一定要經過一個“水與火”的年代,誰都擋不住。而中國的傳統道德又被毀掉了,致使人們沒有任何的心理底線。面向未來,中國以道德治國肯定是不夠的。不管中國的傳統道德恢復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國面向未來。智慧橫無邊際,決非人的世俗胸量與一般經驗所能包容。一切文化傳統的生機,無不首先表現為破除現實迷霧,滌蕩現實塵沙,燭照現實誤區。只想在傳統中尋找身心的歸宿,卻不想讓它及早歸正現實的言行、風氣與力量,傳統便只是一個幌子,于人于世毫無益處。因為我們現在不僅僅是在中國這個平臺上,而且是在整個世界的平臺上做游戲,需要有世界平臺的游戲規則。
一個自稱是偉大民族的民族,連信仰都沒有,靠什么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發展的。因此,中國必須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所謂核心價值觀指的是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并且至少是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能認可的道德標準,它能夠成為人們的精神路標。中國歷史悠久,文化豐厚。中國的媒體、政府和企業,要問一下自己,我要塑造的中國的文化認同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是什么。《娛樂至死》一書的作者曾警告過: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也由于核心價值觀的缺失,變革 呈現無機膠水的膠著狀態,最佳狀態一直沒找到。整個社會呈現著一種集體無意識感,漫延空虛、寂寞、失去精神寄托、虛無主義以及荒誕主義。
一個精神萎靡的民族無法實現現代化。多少年來,中國西部成了一個落后的代名詞。即使在變革 開放30余年、東部漸入變革 與發展佳境的今天,西部卻仍然在千百年來的自然經濟和農耕文化濃厚的封閉氛圍中酣睡。企業家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實踐主體。盡管我們堅信西部的企業家個人與自我同樣具有無窮大的潛力,但在長期的農耕社會秩序和經濟文化的壓抑與麻醉下,其企業家精神被掩蓋到了無意識的最底層,似乎連西部企業家自己都感覺不到了。在現實的中國西部大開發中,西部人太需要擁有這種能夠給予他們足夠自信和創造力的精神力量了。克萊因在談到美國西部開發的成功經驗時指出:“良好的基礎設施、便利的通訊和水上運輸是美國西部開發成功的重要客觀因素,但客觀條件的具備只是經濟發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人的因素比如企業家精神和經濟創造力至關重要。……因此,中國在西部大開發中,必須注意金融信貸、企業家精神和技術知識三者之間的有機結合。”長期以來,我們在忽視企業家成長對中國西部大開發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作用的同時,也嚴重忽視了對企業家創業內在精神的分析。激活中國西部創業的企業家精神應該成為西部大開發理論與政策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
列奧?施特勞斯認為:西方的危機既是現代性的危機,更是政治哲學的危機,即“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正義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會秩序”。西方的危機同樣也是東方的危機。我們的制度之所以存在著很大的漏洞,是由于我們的精神觀念一直都沒有改造過。變革 需要從表層的日常生活、中間層的制度、深層的精神觀念一起進行操作。其聯結點可能還是產權和道德問題。我們喜歡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帶來的物質享受,但是我們沒有體會到他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們緊抱著《國富論》,卻拋開了《道德情操論》。
企業家精神,
就是企業家的宗教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馬克斯?韋伯考察了16世紀宗教變革 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的親和關系,韋伯強調新教倫理產生的勤奮、忠誠、敬業、視獲取財富為使命,這些新教精神促進了美國經濟。信仰和職業精神,是美國成功的關鍵所在。同樣,在《企業之魂》中,吉爾德認為,“宗教文化將塑造關乎企業家興衰成敗的道德體系”,企業家的樂觀主義和信用,獻身與信念,自律與利他主義都只能在具有宗教基礎的道德體系中才能發揚光大。正是由于企業家的生活被救世觀念深深影響,驅使企業家不斷奮斗和創新的動力,所以他們才會傾泄信念、信仰、資金和犧牲。在企業史上,西方的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教會企業,所以從一開始,教會企業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感就是隨著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長而成長,那就是職業經理人要發揮對“上帝”的信托責任,替整個社會和上帝所愛的子民創造財富,這是他們想的事。
20世紀80年代,變革 開放后的中國企業歷史類似于美國19世紀末財富快速累積的企業歷史。首先都是新的商業秩序建立的過程,游戲規則改變了,所以會有那么多財富爆棚。再一個,這里的后半段,體現的是一個經濟秩序的變革,以美國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的崛起,傳統產業發展工業信息的模式被徹底顛覆。到了2009年,發生在中國的變革并未結束,還在很劇烈的變革中,這其中互聯網是巨大的變量。中國產業模塊處于此起彼伏地生長,還在劇烈的動蕩過程中。19世紀末期的那批美國企業家,他們有焦慮:從窮人家的小孩到有一天成為首富,富可敵國。現在,中國的企業家都是什么心態呢——強烈的家國情懷、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于內心的不安全感和對官商文化的膜拜。我們在沒有信仰的年代,其實是最失落的,只不過我們不愿意相信那樣的失落感宛如夢魘一般在不斷地困擾著我們,所以,我們拼命用金錢打發剩下的余生。身處劇變的時代,若將中國企業家的行為加以觀察,便可感到一種苦悶無能的情形。什么事情都好像由于眾人犯了一樁巨大的謬誤,而這個謬誤卻是大家都參與的,大家都想阻止,而實際上終于莫名其妙地受著謬誤的行為的影響。
Adobe公司和Macromedia公司都靠面向專業人員出售編創軟件賺取利潤。它們的軟件廣泛使用于世界各地的PC機上,而且兩者之間的互補性很強。就產品而言,它們更像是出生時才分開的雙胞胎,而非競爭者。作為PDF先驅,Adobe公司主攻文件處理領域,而Macromedia公司在發展迅猛的網頁設計和移動領域大顯身手。
然而,就企業文化而言,這兩家公司卻風格迥異。Macromedia公司位于舊金山的總部毫不起眼,一些職員戲稱其外觀“看著像家銀行”。Adobe公司則位于圣何塞的兩棟大樓內。Macromedia公司崇尚創意,其狂熱的工作節奏讓許多職員不得不經常奮戰到深夜。Adobe公司的高管們則相對寬松平和得多,這也使得他們能有更多時間與家人共進晚餐。
2005年12月3日,Adobe公司和Macromedia公司實現了合并。Adobe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布魯斯?奇曾(Bruce Chizen)在合并后首先采取的運作是將原Macromedia公司的職員放在一些關鍵職位上,其目的就是讓新企業繼續秉承Macromedia公司的優良傳統。奇曾說:“我們希望能從Macromedia公司挖掘出那種偉大的創業精神,并把這種精神帶到Adobe公司來。”
柏拉圖指出:“當一個人真正覺悟的一刻,他放棄追尋外在世界的財富,而開始追尋他內心世界的真正財富。”我們應該檢討,除了賺錢,企業還應該做什么。過去30多年來,中國一直強調經濟,而不是文化、哲學和反省,結果是人們沒有固定的價值觀,經常感到迷茫,但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水平后,人們就會開始思考。任何一名事業有成的商人想做的事情都不再僅僅是為了錢,像中國現在的富有階層,到了這個階段一定會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我跟錢有什么關系,二是我跟社會有什么關系,能不能用這些錢為社會做點實事?
在人的一生中,正是思想和精神讓我們超越環境,戰勝阻礙。成敗不是取決于身體素質,而是思想和精神——人的心智。這種力量來自內心,如果當一個人依賴外部環境的時候,久而久之,他會變得軟弱。只有他毫不猶豫地投入到自己的想法之中,正確看待自己、挺直腰板、堅定立場,就會產生奇跡。
無論是在此岸還是彼岸,企業家精神,就是企業家的宗教!
道不通,則術不行
《德魯克日志》在論述“精神的價值”時指出:“人絕不僅僅是生物生理學意義上的存在,而更是一種精神存在。”正如德魯克所指出的:“只有同情能夠拯救認知,我所擔負的無以言傳的責任的認知,是對精神的認知。社會需要一種精神價值的回歸,——并不是說要拋棄所有物質的東西,而是為了使物質充分創造價值。”
企業家是誰?從何而來?因何而來?要到哪里去?為何而去?如果將企業家能力喻為“術”,則企業家精神應是“道”。道不通,則術不行。
企業并不僅僅是個利潤的實體,它首先得是一個精神的載體。一個偉大的公司的必要條件,是建立起自己的企業家精神主導的獨特的管理模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學,并受到這種哲學的主宰。無論一個人從事的是什么工作,事業成功的真正本質經常不在于其技術方面,而在于他所擁有的哲學思想。在企業家身上,這種哲學思想便為企業家精神的基本內涵。企業家不僅要在推動社會經濟增長方面起到火車頭一樣的作用,還要以自己的精神為社會塑造一種氣質。
一個缺乏積極企業家精神的人,即使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不可能將其內在的潛能變為創造社會價值的實際能力;不僅如此,還有可能利用其“才能”對企業、對社會價值的創造產生負作用,甚至是巨大的破壞作用。反之,一個具有忠誠、守信、責任感等精神素養的人,即使是力量弱小、天賦不強的人,也完全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人力資本價值的最大化。
企業家精神本質是一門智慧科學,也是一門有關“道”的科學。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企業家精神是領導者的圣經,是企業家的達?芬奇密碼。對于一個在著五千余年厚重歷史、亟需煥發青春與創造力的國度來說,沒有什么因素比企業家精神更具核心價值的了。
中國,打開企業家精神這扇通往光明的大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