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層中的富二代

這是被祝福的一個群體，也是被桎梏的一個群體。“富二代”這個原本中性的詞語在當代被賦予了某些特別色彩。

父輩的財富對“富二代”來說，是一種幸運；但同時，很多“富二代”終身奮斗的目標，不過是為了撕下從出生起就被貼在身上“某某人的孩子”的標簽。

JP摩根公司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家族企業能成功傳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傳到第三代的也就一成多點；能傳到第四代的，僅千分之一。

歐美有不少百年歷史的家族企業，對“富二代”、“富三代”的教育，早已有淵源。而中國，雖從春秋戰國起就有杰出的商人，但一脈傳承并最終成為百年老店的例子并不多見。直到變革 開放后，逐漸開放的商業環境才讓“富二代”這一社會焦點話題在中國逐漸凸顯。因為這是共和國成立以來，商人們第一次面對這一問題。

據一項調查，中國的民營企業中有90%的企業創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真正有意愿且有能力接班的“富二代”不到10%。

在大眾眼中，“富二代”們生活優越、個性突出、不知人間疾苦。然而，我們真的了解真實的他們嗎？很多時候，幾個玩世不恭的個體會掩蓋一個群體的努力與奮斗。在2009年的杭州飆車案過后，有一位“富二代”在看到網絡評論后說：“還真拿我們當外星人了。”

無法選擇的出身

多年后，已經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澤楷把戶口里父親當年給的讀書基金連同利息一起還給了父親。

在“富二代”身上，人們看到的是物質的富足，看不到的是精神上的壓力。人們常常不理解：生下來就那么有錢的人，為什么還不快樂？事實上，“富二代”的壓力不是生存，而是自我實現：做得好，是應該的，是靠老爸；做得不好，就是敗家子。

從出生開始，“富二代”就背負起了向父母、向社會、向家族名譽負責的十字架。一位80后“富二代”甚至將這種與生俱來的責任視為夢魘：“其實我最大的噩夢，就是怕因為自己的愚蠢，或是不負責任，而毀了父母這十幾年來創立的一切。”

這是很多“富二代”都做過的噩夢，是一個擺脫不掉的魔咒。小約翰·洛克菲勒也無法從心里破解這種魔咒，他常常感覺“自己像是被困在一個王朝巨大期望的鐵籠子里，艱難地跋涉”，他只能用一生的時間來實現父親所傳予他的理想。

對于自己的命運，大多數“富二代”很少有選擇的自由。最終的歸宿只能是回家接班。即使到其他公司鍛煉，目標也是為日后回家做準備。他們活在父輩的陰影之下，渴望被父輩和社會認可。他們渴望自由，又無奈地妥協在對家族的責任和義務之間。

李澤楷算是兩岸三地“富二代”中一個特別的范本。

然而，經過這些年的奮斗，如今若是再給他簡單地冠以“富二代”之名，不免顯得有些唐突，因為他本身已是“一代出世”了。

經常聽到有人說“我又不是李嘉誠的兒子”，但身為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最不希望被人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假如你的父親不是李嘉誠，你會怎樣？”顯然，有此一問的前提已經被假定好了。但在李澤楷看來，在血緣、情感上他是李嘉誠的兒子，而在事業、工作上他是他自己。

13歲時，李澤楷就被送到美國舊金山讀書。不論在學習上還是生活上，他都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英文不夠好，就花比別人多幾倍的時間讀書；雖然父親在他的銀行戶頭上存了足夠的錢，但李澤楷并不動用，而是靠著在麥當勞打工、在高爾夫球場撿球養活自己。多年后，已經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澤楷把戶頭里父親當年給的讀書基金連同利息一起還給了父親。

曾經在主持《頭腦風暴》節目時專門討論過“富二代”話題的袁岳(博客)說：“‘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關。有些‘富二代’被父母管得很緊，導致他們腳下的路其實并不是自己想要前進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這最容易有迷失感。另外有一些‘富二代’，父母管得不夠，他們對自己選擇也會有迷茫。最常見的狀況是，父母對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國外，但是一旦送出國，父母就顯得既沒有管理能力也沒有管理方法。”所幸，少年李澤楷并沒有迷失。

可以選擇的出路

建立并出售衛星電視、收購香港電訊，是李澤楷在事業上的兩個高峰。這兩次出手，既是自我實現，也是使命使然。

2008年9月，一個名叫“接力中國”的組織在上海成立，這是由一群江浙滬地區的80后“富二代”組成的創業組織。

“接力中國”的組員大多從小就被送到國外，既難以真正融入西方文化，回國后又發現國內的圈子也進不去，干脆自己組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里，他們可以討論看起來與他們的年齡并不符合的“大人們的商業問題”，也可以分享不被信任、壓不住陣腳的煩惱。

富一代們白手起家，經歷無數磨難才成就今天的江山，這讓他們性格堅毅、行事果斷。但同時，這也意味著一種“強勢權力人格”，他們往往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對自己的判斷超乎尋常的自信，對旁人、哪怕是子女的異議也難以接受。但同時，他們對子女又有著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將來能夠將家族事業發揚光大。

這樣的矛盾，讓“富二代”仿佛生活在夾層中。什么都不做，固然不行；做點什么，父輩又不放心。而且，父輩的光環越奪目，子女的壓力越大。對早年的李澤楷來說，只有在國外，才能放松自在，一旦回到香港，就變得神經緊繃，甚至不能思考似的。很多方面都有沖突。這種狀況下，把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風險更大。

“一代對二代的期望值很高，總是不放心，不肯放權。只有第二代超越他們時，他們才會認可你。問題是如果你不放權，他們怎么能超越呢？”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這樣分析兩代人之間的關系困境。

不過，李澤楷或許并不認同“只有放權才能超越”的觀點。少時父親就領他參加董事會，對他疼愛有加。他不用擔心父親的放權問題，他選擇的道路是獨立創業。其實，“富二代”也不是完全沒有選擇余地。

他們可以子承父業。李兆會就是一個接班的典型。在2003年震驚全國的海鑫集團李海倉槍殺案后，李海倉唯一的兒子李兆會倉促間成為家族企業的掌門人。一夜之間，年僅22歲的李兆會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和質疑，所幸，他很快就向世人證明了自己。如今，海鑫集團進入了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李兆會本人也成為“山西最年輕的首富”。

他們也可以另起爐灶、自己創業。雖然管理學家認為，家族企業傳承存在著一種“代際鎖定效應”，即代與代之間通常會鎖定在同一個產業上。然而，這是一個變化太快的時代，年輕人與父輩的教育背景、視野可能已全然不同，相對于傳統行業，IT、通訊、傳媒、投資才是他們的“美麗新世界”。

小時候的李澤楷，興趣在機械方面，甚至覺得開電梯是理想職業。長大后，他才逐漸發覺機械能做到的很有限，而科技和資訊才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李澤楷建立的衛星電視Star TV，是全亞洲的第一個衛星電視，現已在亞洲各國及內地蔚然成勢。在看到了科技力量帶給電視媒體的新機會之后，李澤楷在亞洲率先開創了衛星電視產業，創辦成功后又適時出手。

收購香港電訊也是李澤楷獨立操作的大項目。香港電訊是家英資百年老店，擬出售時，許多機構都志在必得，而香港人則希望香港電訊能落在香港人手上，這也是香港左、中、右各派一次少有的愿望一致的事件。

出售衛星電視、收購香港電訊，是李澤楷在事業上的兩個高峰。這兩次出手，為他帶來的不僅僅是商業上的利潤，更重要的是自我實現，是對自己的證明。雖然人們給他的“小超人”美譽仍然帶有父親的影子，但李澤楷已經可以坦然宣告：我是我自己。

當然，眼下“富二代”最普遍的現象還是蟄伏在家族企業內，經歷歷練，以等待最終的一飛沖天。就算是經營同一家企業、同一項生意，前后兩代的經營理念甚至手段，往往也大相徑庭。

父輩的艱苦和勤奮或許是“富二代”無法復制的。但是，在不同的時代，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徑。

當然，“富二代”也可以遠離商界，不必將自己“捆綁在財富創造的戰車上”。歐洲的“財富后裔”中，有不少是音樂家或藝術家；而洛克菲勒的后代，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各類慈善基金以散財。

新生活方式

與歐美企業家不同的是，亞洲企業家做慈善，大多選擇較為低調的方式。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我給兒子留下了萬能的美元，無異于給他下了一個詛咒。”

事實上，財富既可以是詛咒，也可以是祈福。股神沃倫·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其新書《人生由你打造》中，引用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作為總結：有能力的父母應該給子女留下一筆財產——夠做任何事，但不夠無所事事。

如今，彼得成為知名的音樂家，而沃倫·巴菲特則把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捐給了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會，這對父子成為所有財富傳承故事中的美談。

歐美家族企業一向有建立慈善基金會的傳統，洛克菲勒、卡內基……都是著名的慈善家族。而亞洲，如今正成為新興慈善家的誕生地。據美林公司和凱捷咨詢公司公布的世界財富報告，2007年，亞洲慈善家們用于慈善捐款的財富比例占其總資產的11.8%，這個數字要高于美國的7.6%、歐洲的4.6%。

與其他歐美企業家、亞洲企業家做慈善不同的是，李澤楷選擇較為低調的方式。在做公益時，李澤楷不講“慈善”這個詞，只說是“回報社會”。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李澤楷就曾連續數年做義工、給香港邊緣少年教英語、資助他們出國讀大學；他花費數百萬美元，請哈佛大學學者為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咨詢報告；北京申奧時，他曾自費邀請知名導演拍攝宣傳片，又耗資千萬，在CNN、CNBC等電視臺買下廣告時間播放……汶川地震，他馬上指示同事計劃 捐出2000萬元人民幣。這些善舉，鮮少見諸報端。有一些甚至是近十年后才被人獲知。

隨著社會的不斷開放和進步，隨著新財富觀的萌芽和形成，慈善，越來越成為財富擁有者的一種生活方式。

事實上，無論是“富一代”，還是“富二代”，終究只是一個符號。更重要的是，財富品質是否能隨著一代和二代的轉移交替而隨之“升級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