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德國哲學家愛德華·斯普蘭格寫的那樣,我們現在正在面臨宗教的最后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每個人的內心都肯定無疑地缺乏價值標準的時候,不知接下來會出現什么狀況。
任何不把上帝稱為上帝的人,就必然投身于魔鬼的懷抱!而這個上帝,就是科學發展規律。
企業發展的生態邏輯
我相信,中國企業正處在分水嶺上,一方面,我們目擊著計劃經濟與僵化的傳統觀念的終結;另一方面,企業以賺錢為導向,以業績為英雄,只問結果,不問過程與方法的發展模式,也正在走向它的盡頭。
與那些認為中國企業會自然進入世界五百強,并最終與美國、日本共同主宰世界經濟的看法相反,我從來不認為任何一個經濟單元可以憑著“業績”主宰世界,主宰世界的從來都是一個綜合體或系統,而絕對不僅僅是一個“銷售額或利潤”的問題。
在我看來,現代市場的主宰,或者說在市場經濟中,控制游戲規則的超強企業,遵從著一個“三位一體”的生態發展邏輯。這三個生態分別是:一、企業的產品生態,企業的組織生態,企業的文化生態。
這三個生態都有著自己獨立的軸心原則,都有著自己獨立的演化邏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同時又相互矛盾,而正是這些矛盾、沖突與融合,決定了一個企業在整個市場經濟中的未來。
產品生態主要是由客戶與企業為客戶提供的產品功能組成,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產品生態的軸心原則是“合法性”——市場經濟下最大的規則就是 “效率”,也就是說,產品生態最大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效率性。在這種規則之下,產品生態的調節方式是“消除浪費”,從本質上說,“消除浪費”就是效益,即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
組織生態主要是由企業的權力與地位構成,組織生態的軸心原則是“合理性”,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這種合理性體現為,在規定的時間內,員工自愿地把自己的時間與行為的控制權交給企業管理者,同時交易換來經濟收入、個人成長以及人際關系的和諧。從本質上說,企業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員工“人性”覺醒的過程,這一過程,就必然伴隨著對權力平等與地位公平的要求。這是企業組織生態中不得不擴大員工參與權、強調尊重客戶(實質上就是強調尊重員工)的由來。
文化生態主要是由企業行為的價值所構成。企業為什么要選擇做這樣的行為,而不是那樣的行為,本質上,這些選擇都代表著企業的價值觀。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行為。而價值觀又由什么決定?由此時此地的人們對自己幸福感的追求決定,因此,文化生態的軸心原則是“合情性”,即類似每個人的“喜好”。從本質上說,企業的文化生態,反映著企業成員的價值觀,而如果金錢利益就是價值觀的時候,企業的文化生態可以說就被產品生態消滅了。企業就成了沒有文化的軍隊,比如今天相當一部分中國企業,無疑就是這樣一幅景象。
增長來自三種力量的協調
一旦我們懂得所謂企業,無非就是這三種力量作用的一個綜合體,那么,我們就立即會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企業正在被這三個體系拉著走,而大多數時候,這三種力量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三種力量前進的速度是不一樣的,這就意味著,企業無時無刻不在被肢解著,在表面的整體背后,實際上早已被分裂成一塊塊碎片。
比如產品生態的變革路線是直線型的,由于有市場交易規則的驅動與控制,盈虧指標所代表的效率原則,給產品的演變提供了明確的標準,盈利能力好的產品自然會淘汰盈利能力差的產品,從而使得產品生態的發展呈直線型。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企業被產品拖著往前走,或是因為某幾款產品大紅大紫,或是因為某幾款產品的落伍而虎落平陽。
文化生態的變革路線始終存在著一種邏輯:輪回。即人們在物欲的沖動帶領下往前沖,但物欲過后的虛無主義卻會摧毀眼前的大廈,從而迎來傳統新一輪的復辟。社會學稱這種現象叫“文化滯后(culture-lag)”,但實際上,這遠不是一個滯后的問題,文明并沒有高低之分,這意味著,新的觀念并不能夠完全代替傳統觀念。觀念的載體是“自我”,而對“自我”的找尋卻并不遵守合法性或合理性,它遵循的是“合情”,也就是說,個人追求的是情緒性的感覺體系,這種特點會導致企業的文化生態追求不受限制,為所欲為,甚至直至摧毀自已。
組織生態的變革路線遵從著“官僚化”邏輯,這也就是所謂的帕金森定律,一個科長,一定要制造出兩個以上的副科長,而一個副科長,有動力去創造出兩個以上的員工,這樣權力才能夠被下屬爭奪。
結論是:企業的產品生態系統創造的是資本家,企業的文化生態系統創造的是藝術家,企業的組織生態創造的卻是政治家,他們都在貪婪地創造著。資本家創造利潤,政治家創造權力與地位,而藝術家則創造著“自我放大”。
在每一個失敗或死亡的企業尸體上,我們都見證著資本家、政治家與藝術家之間的戰爭。比如通用公司在金融危機中的破產,便是死于組織生態與文化生態,員工把自己當成“政治家”、“藝術家”,追求權力與地位,以及自我放大的結果,使企業走向衰亡。
而歷史也將會證明,中國相當多的優秀的民營企業,將會死于組織生態,企業家把自己當成政治家,追求權力與地位的結果,最后也將使企業走向衰亡!
事實上,歷史也早已證明,世界一切優秀公司的成功,無疑都是產品生態、組織生態與文化生態協調的結果。不用說,早期新教倫理與清教的約束,賦予了企業以節制的文化生態,從而導致了英美經濟帝國的崛起,而現在世界五百強的的絕大多數,無疑都把文化生態、組織生態的建設放在產品生態建設之上,從而獲得這三位一體的協調。
這就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基本管理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