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的商業倫理精神與商業倫理文化建設

在中國歷史上, 儒商早已有之。但儒商群體的出現和“儒商”概念的形成, 當在明清時期, 時稱“儒賈”。新安儒士汪道昆指出: “余唯鄉俗不儒則賈, 卑議率左賈而右儒, 與其為賈儒, 寧為儒賈。”(《太函集》卷五十四) 汪氏使用“儒賈”一詞, 本意是對當時儒與商的社會現實和儒士與商人相互關系的評說, 但因其針對傳統士農工商的貴賤、本末次序, 提出了儒賈相通的新模式, 所以實際上肯定了“儒賈”這一新的社會群體的職業身份, 確認了“儒商”這一社會現象的存在。

儒家道義論的價值觀與商人致富聚財的功利追求是相悖的還是可統一的, 在傳統看法上一直存有分歧。儒商群體的出現, 意味著在道義和功利、儒士和商人之間架起了一座“由此達彼”的溝通橋梁, 實現了儒士和商人在價值觀念上的認同和結合。因此就本質而言, 儒商是儒家倫理文化與商業經營實踐契合的產物。儒商在商業經營理念、經營管理哲學、人格形象塑造等方面承續和實踐了儒家倫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倫理文化與商業經營實踐的契合有一個歷史過程, 從而決定了儒商也有一個從孕育到形成的演變過程。其中先秦是儒商的孕育階段, 唐宋有了一定發展, 明清是儒商群體的正式形成階段。

先秦時期, 隨著社會的發展, “士大夫不雜于工商”(《逸周書·程典》) 的狀況已發生了改變, 同時在商業經營理論的評述、總結等方面, 也呈現出百家言商的局面。特別是管子提出“士農工商四民分業”的觀點, 確認商為社會基本分工之一以后, 除法家外, 先秦諸子大都認為商與士、農、工并無社會地位之貴賤。這為儒士與商人之間的溝通以至結合打下了思想根基。孔子作義利關系論, 并經孟子和荀子的傳揚, 客觀上也在道義和功利、儒士和商人之間開辟了相互溝通的渠道。孔子尊重商人, 對春秋時期自由商業的興起持肯定態度。他曾多次談到如何獲得財富和對待世俗職業的問題。他倡導富民、惠民政策, 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 (《論語·堯曰》) , 認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論語·述而》) 同時他又告誡人們: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論語·里仁》) “義然后取, 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 。

荀子強調從事商業是一種必要的社會分工。他說: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 一也。”(《荀子·王制》) 社會成員要分為士農工商四類人, 這與君臣父子兄弟一樣, 都是“與萬世同久”之“大本”。他還把是否以義經商作為區分“良賈”和“貪賈”的標準。先秦儒家對商業的肯定和商業活動應貫徹“據義求利”原則的主張, 對后世儒士突破“崇農賤商”的傳統束縛, 勇于兼有商人身份, 以及商人在經營活動過程中貫徹儒家道義論價值觀等都具有重大影響。

唐宋時期, 儒家重商意識進一步興起。唐韓愈提出了農工商并重的理論, 認為發展商業符合圣人之道和社會發展需要。他說: “有圣人者立, 然后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韓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 為儒士經商提供了合理的理論依據。兩宋時, 民間商業繁榮。

在學界, 新儒學以天理人欲之辯為核心, 汲取了先秦儒家思想的遺產。程朱理學一方面把倫理道德提到了宇宙本體的高度, 另一方面也闡述了義利結合的觀點。程頤認為,“人無利, 直是成不得, 安得無利?”“夫利, 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河南移民遣書》卷十八、卷十九) 朱熹認為,“義利之說, 乃儒者第一義。”(《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 “圣人豈不言利?”他還認為“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今去計較利害, 定未必有利。”(《朱子語類》卷三十六、卷三十七) 但朱熹片面地夸大了道義的作用, 進而走向了“存天理, 滅人欲”的反人道之途。事功學派則強調農商俱利的功利思想。如陳亮在《龍川文集》中指出: “重商一事??商借農而立, 農賴商而行。”農商之間, 應該“求以相補, 而非求以相病”。這一時期思想界的對話, 既是先秦儒商關系、義利關系論的繼承和發展,也為明清儒士與商人的溝通和結合以及儒商群體的形成作了鋪墊。

明清時期,“儒學獨茂”的社會文化氛圍繼續延續, 傳統“崇本抑末”、“崇農賤商”的觀念發生了新的調整和轉折。如明張居正倡導“厚農而資商”、“厚商以利農”的農商關系論, 頗有新意。王陽明明確肯定士農工商在“道”面前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認為“雖終日作買賣, 不害其為圣為賢”(《傳習錄·拾遺》十四條) 。明末清初, 適應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現實, 黃宗羲、顏元等發展了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 開始容納各種“實測之學”而使儒學演變為實用。王源則從工商為本的思想出發, 直接提出了在政府六部中設立商部、統一管理全國商業事務的主張。他說:“置大司均以備六卿。貨財者, 與食并重者也, 烏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平書訂》卷十一《分民》) 甚至還提出由商人代表擔當大司均。這既把商提高到了與農并重的地位,又把商人視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階層。這些思想見解,與這一時期十分濃重的民間經商風氣相配合, 使儒士經商之風盛行。時有“三原之士半為商”, “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賈游四方”之說。儒士經商以后,“以儒術飾賈事”, “用儒意以通積聚之理”, 有力地推動了儒業與商務的溝通、儒士和商人身份的互相轉化, 以及儒商群體的形成。

明清儒商在構成上, 既有“先儒后賈”者, 即在社會身份上由儒士轉化為商人, 但在價值導向上仍執著于儒家倫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也有“賈而好儒”者, 這類商人或本身受儒家倫理思想的熏陶, 或入商海后深切意識到高潔的名聲和德性是獲得良好商業效應所不可或缺的, 所以“雖為賈者, 亦近士風”(《戴震集》) 。這兩類人的出現, 標志著儒商商業倫理價值觀的形成及其在商業活動中的貫徹推行。

 

(一) “成德”和“立業”相統一的商業職業意識

從表面上看, 儒家道義論的價值觀與商人致富聚財的功利追求是相背離的, 亦即“儒為名高, 賈為厚利”。但是, 作為一個兼有儒士和商人雙重身份的特殊群體, 儒商既不同于只為利來的純商人, 也不同于只求名高的一般儒士。他們對儒士和商人各自的價值觀進行整合, 以儒家的價值判斷來理解和規范商業經營活動, 從而確立了新的職業觀念, 實現了儒士和商人這雙重身份在價值層面上的統一。

“成德”是儒家倫理的要義, 它的具體內容是成圣成賢。按照儒商的職業理解, 成圣成賢并非儒士之專利, 商人和儒士雖然從事的職業各異, 但都具有相同的意義和價值。他們認為, 第一, 商人經商的成功便是“成德”的一個方面。明晚期婺源商人李大祈說: “丈夫志四方, 何者非吾所當為? 即不能拾朱紫以顯父母, 創業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470 頁) 第二, 商人雖身處商業經營的俗世生活, 然其心其行仍不忘修德。即“雖游于賈人, 實賈服而儒行。” (歙縣《潭渡黃氏族譜》卷九)“借令服賈而仁義存焉。”(《太函集》卷二九) 明代儒士王文顯也曾通過“善商者”和“善士者”的比較, 來說明商人和儒士的平等價值。他說: “文顯嘗訓諸子曰: ‘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 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 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 名以清修, 各守其業, 天之鑒也。如此, 則子孫必昌, 身安而家肥矣” (《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這種職業理解反映出儒商力圖在商業經營活動中踐履儒家“盡職盡倫”的觀念, 通過對價值名分和功利效應的雙重追求, 實現“成德”和立業相統一的目標。

(二) “財自道生, 利緣義取”的經營價值理念

儒家主張“據義求利”、“義然后取”。儒商把這一倫理思想貫徹于商業經營活動, 創設了“財自道生, 利緣義取”的商業經營價值理念。儒商認為, 商業經營活動不應只局限于聚財致富, 在聚財致富的同時還應表現出對德性的追求, 要合乎道義原則, 做到“以義求利”。

明嘉靖萬歷年間, 婺源商人李大　常以“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來教育他的晚輩(婺源《三田李氏統宗譜》) 。

清道光年間的徽商舒遵剛曾用泉、流之喻闡述財與道、利與義的關聯性, 在儒商中極具代表性。他說: “圣人言生財有大道, 以義為利, 不以利為利, 國且如此, 況且家乎!”“錢, 泉也, 如流泉然, 有源斯有流。今者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 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 與夫奢侈而濫于財者, 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 ‘以義為利’。又言: ‘見義不為, 無勇也。’則因義而用財, 豈徒不竭其流而已, 抑且有以裕其源, 即所謂大道也。”(《黟縣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剛傳》) 他對商業經營中的狡詐者、吝惜者、奢侈者都作了批評, 認為這些人不懂生財有道而自塞財源、自竭財流,故主張商業經營活動應遵循圣人“以義為利”的價值理念,以義“裕其源”, 使財富泉源流而不竭。

(三) “仁、和、誠、勤”的經營管理哲學

儒商結合商業經營實踐, 汲取儒家的倫理思想, 提煉出了系統化的經營管理觀和經營管理方法論。

主要包括:仁愛管理。儒家的“仁愛”指親親之愛、對他人的愛和對自然的愛, 即孟子所說的“親親, 仁民, 愛物”。儒商將這一倫理要求轉化為商業經營管理哲學。儒商的仁愛管理, 涉及內外兩個方面。對內, 主要行仁道以增強伙計的凝聚力, 表現為儒商頗重血緣親情, 講究忠孝禮義, 對伙計備加關心, 以營造商家內部的有序關系與和諧氣氛。對外, 則著意塑造商家的仁厚形象。如清歙縣商人吳　認為,經商成功的奧秘在于常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 做到“存好心, 行好事, 說好話, 親好人。”因此他“平生仁心為質, 視人之急如己, 力所可為即默任其勞, 事成而人不知其德”(《豐南志》第五冊《顯考嵩堂府君行述》) 。儒商的仁厚形象還突出表現在對家族和社會的積極回報。儒商認為, 經商者“要以利為德于當世, 富而仁義附焉”, “非堇堇于財役”(《休寧西門汪氏大公房揮僉公支譜》卷四) 。因此, 儒商的資財, 有很大一部分用來作社會性投資, 包括建祠修譜、增置族產、賑濟災民、資助教育等。

和氣生財。儒家倡導“致中和”, 認為“禮之用, 和為貴”(《論語·學而》) ,“君子心和則氣和” (張載) , 主張以發自內心的和諧與寬容的態度協調人際關系, 實現“和則眾”的目標。儒商則把這種“和氣”倫理轉用于商業經營實踐, 作為處理商家內外關系的基本方法。熱情待客, 廣結善緣, 以穩定和擴大商業交易的聯系網絡。

誠信為本。誠信是儒家為人處世的倫理準則。《中庸》說: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不誠無物”。“誠”就是“真實無妄”; “信”是“誠”的具體表現, 即“誠善于身之謂信。” (朱熹: 《孟子集注》卷十四) 孔子指出: “人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 強調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將誠信作為經商之本, 在中國由來已久。《管子》提出過“誠賈”的要求, 強調“非誠賈不得食于賈”。“誠賈”代表了儒商形成之前誠信經商的商業精神傳統。儒商則更為自覺地把這種傳統轉化為經營哲學。如清歙縣商人許憲說:“以誠待人, 人自懷服; 任術御物, 物終不親。” (《新安歙北許氏東支世譜》卷五) 也就是說, 只有以誠待人, 才會得到別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 搞欺詐, 商業賄賂是“營銷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