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平衡的領導力:有才能的女性如何出類拔萃?

在企業和其他專業機構中，女性在開始她們的職業生涯時擁有與男性同事相同的智力水平、教育背景，并承擔相同的責任義務，然而，與男性比較而言，她們中很少有人最終能晉升到企業最高層。

這種差距影響很大，不僅是因為這種司空見慣的“玻璃天花板”有失公允，也是因為全世界日益迫切地需要更多的領導人。我們應該鼓勵擁有領導者頭腦、激情和毅力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發揮出他（她）們的潛能，為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

基于這一理念，麥肯錫于4年前啟動了領導力學習 計劃，這項計劃旨在幫助麥肯錫公司以及其他地方的職業女性學習如何才能成為成功的女性領導者并持續發展。我們希望幫助年輕女性排除困難走上領導崗位。同時，還希望了解組織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富有才干的這一女性群體。

為此目的，我們采訪了來自世界各地并在不同領域獲得成功的85位女性以及幾位優秀男性。通過人員訪談和其他研究，我們精煉出一個由范圍廣泛而又相互關聯的5大要素構成的領導力模型。這5大要素包：發現意義；管理精力；積極心態（正向心態）；建立關系；積極參與。

我們將這種模型稱為重心平衡的領導力。正如其名稱所表明的那樣，它是關于匯聚由體力、智力、情感和精神力量組成的源泉，驅使人們取得卓越的個人成就，反過來，又激勵其他人仿效的模型。尤其令人興奮的是，我們正開始揭示出能夠有效培養女性各種技能的方式，這些技能可以使她們變成更自信、更高效的領導者。

發現意義

熱愛你的工作，感受它的重要性——還有任何事情能比工作更有趣嗎？

意義是促使我們行動的動機。它使人們能夠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并促使他們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它使人們心跳加快、精力無窮、熱情迸發。如果缺少了意義，工作就只是周末之間的艱辛勞作；如果有了意義，任何工作都可以變成一種職業。

為什么對領導人來說發現工作意義是重要的呢？研究表明，在專業人士中，明確工作的意義可以轉化為較強的職業滿足感、較高的生產率、較低的跳槽率和較高的忠誠度。其好處還包括能使人獲得出類拔萃的感受。換句話說，它能產生一種超過你自身所能產生的更強烈、更深刻的意義感，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我們采訪的一些女性領導人正是通過發現生活的意義，走上了新的職業道路，并承擔了蘊藏在其奮斗目標之中的個人風險。

全球性廣告企業奧美集團（Ogilvy & Mather）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Shelly Lazarus描述了她是如何“只是跟隨[自己]心靈的召喚，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早在她職業生涯的初期，這種意義感就激勵她從伊卡璐（Clairol）跳槽到了奧美（Ogilvy）。

管理精力

“忘我”——一種癡迷于某些活動，以至于你注意不到時間流逝的感覺

有效地管理精力水平對于領導者至關緊要。當今的高管工作任務繁重：60％的高級管理人員每周要辛苦工作50小時以上，10％的高管每周工作時間甚至超過80小時。此外，許多女性高管從辦公室回到家里，只是為了接著開始上“第二班”——92％的女性高管仍然需要照管所有的家務活，如做飯和照看孩子。

我們已經發現，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神話。因此，女性高管唯一的希望就是平衡分配她們的精力支出。這就意味著將你的優先目標建立在能補充自己精力的活動上（在辦公室和在家里都是如此），并有效地管理你的資源，避免將儲備消耗殆盡。精力透支對于男性和女性高管都是一種不爭的現實，但對于可能選擇退出的女性高管來說，這也是認輸放棄。

但是，工作并不一定非得令人精疲力竭。積極心理學的創始人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對從雕塑家到工廠工人的數千人進行了研究。他發現，那些經常體驗他稱之為“忘我”——一種癡迷于某些活動，以至于注意不到時間流逝的感覺的人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因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對自己工作的滿意程度更高。此外，這種感覺會使他們精力充沛，而不會使他們疲憊不堪。

一種有用的策略是確定哪些環境和情形能補充你的精力，而哪些環境和情形會使你身心俱疲。有了這種自知之明，你就可以有意識地將那些有利于恢復精力的因素融入日常工作中；它還能幫助你將那些耗費精力的任務分散到一天時間中分別處理，而不是把這些任務堆到一起，用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來集中處理。我們發現，一個特別有用的訣竅是，在一天的工作中，要為自己留出專心致志、不被外界（如不斷閃爍的燈光和不斷響起的電話鈴聲）干擾的時間。這樣，你的工作效率將會成倍提高。

積極心態

無論你生來性格如何悲觀，你都可以學會像樂觀主義者那樣看待形勢

人們用于看待世界和以往經歷的不同心態可以使其職業成就差別巨大。許多研究都表明，樂觀主義者看待生活的方式比悲觀主義者更為現實，心境對于做出正確的業務決策至關重要。這些洞見對于女性高管可能尤其重要，因為根據一項研究，女性情緒變得沮喪的可能性比男性高一倍。研究表明，樂觀主義者并不害怕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看待它，他們有信心能夠應對自己面對的挑戰，并鼓動自己的團隊快速采取行動。與此相反，悲觀主義者更有可能感到孤立無助，并陷入低落情緒中難以自拔，這很容易導致耗費精力的前思后想。

例如，積極心理學的早期支持者、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發現，樂觀主義者能夠更好地處理他們罹患癌癥的消息。他們有信心能夠應對這種診斷結果，他們會馬上開始收集證據，并全力投入治療計劃之中；而悲觀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會被癌癥診斷嚇得六神無主。Seligman的研究還顯示，樂觀主義是能學會的，這是支持積極心態理論的一項重要洞見。

我們想要強調的是，積極心態與積極思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后者是設法用積極（正向）信念來替代逆境；而前者是接受逆境的事實，并用行動去扭轉逆境。說服自己相信一個與事實相反的觀點最多只能起到暫時的作用。

雅芳（Avon）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Andrea Jung的經歷表明了積極心態可以如何發揮作用。Jung回憶道，2005年后期，她發現自己的公司出現了用暫時性因素無法解釋的業績下滑。考慮到自己是制定企業戰略和組建管理團隊的領導人，應該為企業的業績下滑負責，她聽從了高管教練的勸告，迅即在星期五晚上宣布“自我解職”。在下個星期一，Andrea又作為要扭轉頹勢的“新”CEO走馬上任。她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杯子半滿”的樂觀主義者。在對問題進行快速診斷后，她的管理團隊采取了恢復計劃，使公司業績穩定改善，并重新恢復增長。

建立關系

我們互相支持，人多力量大

具有強大人際網絡和良師益友的人往往晉升更快、薪酬更高，對職業的滿意度也更高。 他們具有一種歸屬感，這使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正如Mark Hunter和Herminia Ibarra在《哈佛商業評論》撰文所述：一個領導者與一個管理者的區別就在于“目標明確，并能找到實現該目標所需的員工和團隊”。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際網絡都完全相同。研究社會歸屬與排斥的社會心理學家Roy Baumeister認為，與女人相比，男人建立的人際網絡往往范圍更廣泛，但關系更膚淺；這種人際網絡使男人可以更廣泛地獲取知識和職業機會。這一理論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但是，我們從麥肯錫公司數百位女性員工那里獲得的經驗提供了補充證據，證明女人的人際網絡往往比男性網絡范圍更窄，但關系更深。

我們采訪的女性領導人還談到了與那些愿意超越導師角色的資深同事保持私人關系的重要性，這些同事愿意伸出援手，為接受輔導的新手創造機會或提供幫助。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女性副董事長Ruth Porat將這種人稱為“贊助人”。

“贊助人”是幫助女性獲得她們理應得到和非常需要的發展機會的關鍵性人物。通過與女性領導人交談，我們了解到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她們通常并不回報“贊助人”，并認為期待她們回報的指望是何等令人討厭。

但是，女性可以學會互惠互利。首先，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評估你與在工作中認識的人共事的愉快程度，以及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與我們共事的大多數女性都發現，與她們來往較密切的同事通常都缺乏影響力，反之亦然。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有時需要直截了當地策劃，并冒一些風險。

一種方法是經常性地提供和尋求幫助。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工作以外的興趣愛好來尋求培養人際關系的途徑。我們總是聽到這樣的說法：“要人性化”，意思就是說，如果讓其他人看到你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他們就更容易與你和睦相處。你在工作中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表達這一點，而又不致有失分寸地將你的職業生涯與個人生活混為一談。我們采訪的女性領導人正是按照這種洞見來尋找“贊助人”和建立人際關系網絡的。

積極參與

“你已經做了這項工作，所以你必須談論它”

許多人都認為，勤奮努力地工作最終總會被別人注意到，并會獲得應有的回報。這種情況確實有——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們的受訪者再三告訴我們，女人需要“創造她們自己的運氣”。為了利用機會，就要擁有機會，你首先必須（不夸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采訪的一位資深女性高管告訴我們，她是如何學會積極參與的：“每個星期一，我都要參加一個高管會議。會議開始時，我只是傾聽。我從其他人那里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因為他們是一些聰明能干的家伙。過了一會兒，我就開始發表意見。你已經做了這項工作，所以，你必須談論它。我就是這樣做的。”

積極參與同樣也要承擔風險。我們采訪的女性高管將風險作為機遇的一部分接受下來。她們中有的人滿懷信心和勇氣仔細研究這些風險；有的人采用問題解決分析方法來評估這些風險，然后著手采取行動。心理學家Daniel Gilbert說，他的研究表明，那些選擇接受風險并努力去化解風險（而不是選擇逃避風險）的人，要比其他人感覺更加快樂。

我們的訪談表明，為了抓住機遇，人們常常需要突然改道，迂回前進，而且難以預測變化的風險似乎往往要比好處更為明顯。向其他人請教——并不是逃避自主決策，而是學會從變化中獲得最佳結果——常常可以幫助你以正確的心態看待機遇，并決定是否要去爭取這些機遇。

(作者Joanna Barsh, Susie Cranston, and Rebecca A. Craske ，摘自《麥肯錫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