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管理能融合嗎?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我們是尋求平衡的高手。我們渴望博采東西沉淀，縱擒古今精髓，以此來探索未來，但美好愿景不得不遭受現實了無休止的嘲諷。所以，我們對國學“入股”管理的現象抱有憂慮。“國學”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值得商榷的概念，人們在具體所指上并沒有達成一致。國學的傳播出現了許多膚淺和可笑的現象，這使我們懷疑：國學與管理的融合是“天朝上國”的舊夢復來，還是我們壓根就當不了“好學生”？

被期待的第三條道路

博大精深是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詞語，常用來形容五千多年歷史形成的燦爛文化。博大精深即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言簡而意義深遠，內涵深廣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釋維度。一部《論語》，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懷，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傳出了“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佳話。至今，闡釋《論語》的書籍依舊洋洋大觀，汗牛充棟。

解釋的人都認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諦，但聽眾群里卻總有不肯買賬的人。于丹借助電視媒體普及《論語》知識，這邊大眾正“與我心有戚戚焉”，那邊一幫博士已然跺起腳來，指責于丹糟蹋了傳統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紅就是文化黑”的駭人標題。文人間的口誅筆伐是中國一脈相承的老傳統。一千個觀眾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每個中國人心目中都有關于經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認為自己深得個中真味的文化人。標準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觀點的碰撞和沖擊就難以避免。

孔子的時代生產力極端低下，奴隸制尚存余威，生發于那種社會背景下的認知體系是否能適應后來環境巨變了的中國？有人發出疑問。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觀點完全淹沒在銘記傳統的洪流里。中國人喜歡引經據典是出了名的，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愛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較起來，這種向后看的思維特色尤為突出。

清末康有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經不行了，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禍國蛀蟲歌舞升平，腐朽的體制像枯樹藤一樣把整個中國纏繞得透不過氣來。于是，康有為開始在廣州開堂招徒，傳播變法理念，并積極籌謀公車上書，企圖下情上達，感動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為的變法依據還是來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變科舉取士制度，在康有為是得意之作還是無奈之舉，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但這種現象的發生足以讓人思考。

同樣是變革的西方宗教變革 ，情況則大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維騰貝格大學教堂的大門上，在該書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羅馬教會的貪污腐化。除了將《九十五條論綱》送給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還把它印刷出來，在該地區進行廣泛散發。路德否定教皇和總教會會議的權威，堅持只接受《圣經》和公理的指導，路德對教會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從未假手先賢之說。

中國人為什么喜歡向后看，為什么在表達自己觀點時喜歡借助他人的力量？這跟中國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達時務必形成體系的習慣和壓制個性的傳統不無關系。

雙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取其所長、補己所短”的說法，一直以來，人們都非常重視吸收他人的優點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經典著作，更被奉為言論的圭臬。不但學術研究者在論證時要運用經典，就是普通人說話也喜歡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更有力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說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開闊眼界。魯迅說的“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大概就是這個觀點。但是魯迅也強調“拿來主義”的做派不是不思考無選擇地拿和運用：“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并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地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茅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游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許多人在拿來別人的理論時并沒有結合現實進行選擇。更為惡劣地是，還有些人掛羊頭賣狗肉，打著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論。現在市面上流行將國學和管理強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書籍就是代表之一，這些似是而非或者說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論除了迷惑讀者的視線，起不到任何解決現實問題的作用。而且自一開始就把國學和管理的融合帶上了錯誤的軌道，徒增大眾因為國學受到糟蹋而形成憤怒情緒。

壓抑創新的體系觀

注重整體性是中國人思維的重要特點。中國人善于采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醫是整體療法，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構成一個相生相克的整體，對應于人體的肝、腎、脾、心、肺也是一個系統、整體；中醫認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個人體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點包含整個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論。

中國人愛講門派，每個門派有一定之規。“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大的體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這個體系內進行研究。和西方從問題開始的出發點不同，中國傳統學術務必形成體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進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體系的好處在于嚴謹有序，一篇學術著作看下來，關于這個方面有多少人做過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體系的嚴謹在扼殺創新的活力。基于問題出發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別人從未涉足的領域，更樂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體系出發的研究則容易進入重炒前人冷飯的境地，盡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內容，但是很難提出獨樹一幟的觀點。只有少數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這就是為什么多年來論述論語的書層出不窮，但大部分都是在細枝末節上敲敲打打，能夠在孔子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理論的少之又少。

增長中的自我意識

言必稱前人是一種缺乏自我意識的體現。壓制個體，缺乏自我意識在華裔學者孫隆基那里受到了強烈批判。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是“身”和“心”構成的“良知系統”。身是身體，肉體，臭皮囊，總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的社會屬性，是中國文化對于人的定義，具體則體現為對他人“身”的關心、體貼、照料之情。正因為“身”依靠他人、集體、社群來照料，所以中國人不會有真正的自我意識，脫離了自己所屬的社群，就會喪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破壞環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養嬰兒的排泄習慣，從小培養兒童的自我控制意識，而中國人的習慣之一是開襠褲，意味著可以隨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噓噓聲來督促兒童大小便，其結果是養成他制他律的人格。

沒有獨立性就不會有自己的個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創造性。一個人云亦云、唯書唯上的人，只能是一個平庸之輩。這種意識如果成了一個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變它，這個民族將與現代化無緣。

自我意識重要意義在變革 開放后逐漸開始成為共識，社會開始允許個人張揚自我。物質的豐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輕一代的自我意識加速萌發。從“我的地盤聽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選秀風席卷內地，個性主義無論在思潮還是行動上都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揮。而自我意識的增強使國學和管理的結合有了堅持獨立思考的可能。

國學如何“入股”管理

國學如何“入股”管理，是目前學術界與企業界十分關注的焦點之一。對于這一話題，反對者認為這是一種“膚淺而可笑的現象”，而贊成者則認為國學“入股”管理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哲學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走向與其他學科交叉的需要。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國學中蘊含的哲學智慧與現代管理相結合，已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強烈呼聲，并且在實踐上做出了各種形式的有益探討。

那么，國學如何“入股”管理呢？我認為要回答這一課題，必須從思想上解決四個理論問題。

構建中國現代管理體系

中國管理哲學源于社會管理實踐。百余年的中國企業管理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可以從中國企業發展的社會實踐中提升出科學的管理思想，諸如臺灣王永慶、香港李嘉誠、霍英東的管理之道，中國變革 開放后出現的“海爾”、“聯想”、“蒙牛”、“萬科”、“萬達”、“海航”等知名企業的管理思想等，在構建中國現代管理哲學體系時，必須努力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國學“入股”管理，要求它必須準確地把握時代精神。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有無現代價值，是以它能否從哲學高度回答當代中國和世界管理界和企業界提出的各種重要社會問題作為衡量標準的。國學“入股”管理，必須要有強烈的反映時代精神的“問題意識”。諸如：①從改造企業員工積淀已久的傳統心理舊習、培養現代理想人格的角度著眼，如何從國學中汲取其合理思想，為管理者和企業家構建“精神家園”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呢？②從后工業社會角度，如何將中國哲學所承襲并蘊含的“天人合一”思想，轉換為超越西方“天人對立”的思維方式，為管理者和企業家建構起現代生態哲學呢？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面對各種“文明沖突”和價值多元化，我們能從傳統國學特別是哲學中汲取諸如“和而不同”等文化資源，以整合、協調正處于分裂對抗的人類社會，為管理者創造一個“多元和諧”的企業環境提供理論根據呢？④20世紀世界哲學發展表明，人類正從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向互動認知思維方式轉變。在這一轉型中，我們能為企業家從國學中汲取什么哲學智慧呢？要回答與解決這些問題，國學中所蘊含的極其豐富的哲學智慧（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儒家的“中庸之道”等），需要深入地挖掘與探索。

堅持會通中西原則

構建中國現代管理思想體系時，一方面強調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的管理之道，另一方面也提倡努力學習西方的各種科學的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還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適應于一切民族和國家管理的共同原則和普遍規律。這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

堅持“洋為中用”原則的同時，應反對以西方某種管理模式來剪裁中國固有的管理哲學思想體系，把中國管理哲學變成西方管理學的附庸和注解。兩千多年前《晏子春秋》作者指出:“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十》）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傳統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質和價值觀念不同于中國，離開中國國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學管理，不會在中國土地上扎根、開花、結果。

中西方對“什么是管理”這一根本問題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普遍認為“管理是通過對組織的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技術、時間等）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協調和控制而快速地達到組織目標過程。”西方管理強調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標，偏重于從管理程序和職能來界定管理的本質。管理學主要是通過各種手段如何管理別人，而忽視在管理他人的同時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這就勢必會在管理場中造成管理主體的“缺位”。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中國人把管理的本質規定為一門大寫的“人學”。“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它的落腳點。

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盡管不同，但它們對管理的本質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認為管理學是一門“以人為本”的“正己正人之學”，或者說是一門“以人為本”的“修己治人之學”。強調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終于“正人”（或“治人”）的過程。在《論語•顏淵》篇中，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這里所謂“正”，即“正人”，包括“正己”與“正人。”所謂“正己”（或“修己”），即是修身之義，就是強調管理者必須通過道德修養，提高自己的內在道德素質，樹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實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場中，管理者是主體。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礎。所謂“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如何提高對他人的管理水平與管理藝術，實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認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正，家正而九族之喪祭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而萬民亦無不正矣。“正己”（或“修己”）是“體”，“正人”（或“治人”）是“用”，這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堅持中國民族性

基于中國人對管理本質的特殊理解，在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理論框架上亦不相同。西方管理學體系，大體上都是按然“計劃、組織、領導、協調和控制”這一理論框架構建的。而中國人則認為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論框架應由五個層次所構成，即人性假設、管理主體、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這是一個由內向外的逐步推展過程。

所謂人性假設，東西方的解讀也有差別。西方文化中性惡論占主導，西方人構建管理學的主要原則就是通過建立完整的法治體制和控制機制，“使壞人無法干壞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論，即認為人不同于動物，生而具有“仁義禮智”的善性。所以，中國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價值觀念的引導以及和諧人際關系的構建等。

所謂管理主體，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礎上，通過“自我管理”來塑造管理主體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達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還是兵家的“智、信、仁、勇、嚴”為將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屬于這一范圍。

所謂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體的理想人格的基礎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打造一個有道德、有情義、有智慧的瀟灑人生。儒家的“義以為上”、道家的“身重于物”和兵家的“以智治軍”以及法家的人生哲學智慧等，皆屬于這一范圍。

所謂管理手段，在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黃老學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國管理哲學雖然強調“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從來也不忽視對“正人”（或“治人”）管理手段的探討。人的行為分為“有為之為”和“無為之為。”所以，中國管理哲學有兩種基本模式和多種管理手段。兩種基本模式：一是“有為而治”的模式，二是“無為而治”的模式。在“有為而治”模式中，由于對“有為”內涵的不同解讀，又可分為三種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主張“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主張“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學派，主張“以智治軍”的智慧性管理。在“無為而治”模式中，由于對“無為”的不同詮釋，又可分為四種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無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賢推德”的無為而治，三是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術”的無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為代表的黃老式的“因循為用”的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