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成功在于他的膽商和創新

    作為2012年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成功引發了人們對于他的成功奧秘的極大興趣。他早年的一些大膽得出奇的言論一一曝光在眾人面前。最讓人感到震驚的是，莫言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是在寫作時則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他不會為了迎合某些特殊的讀者而犧牲自己的原則，聲稱“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如此大膽的言論真是讓我們一些自以為大膽的人小巫見大巫，自慚形穢。也許我們感到自己冒著巨大風險已經說了不少大實話，講了不少真話，但是和莫言相比，我們說的又算什么呢？與一些謹小慎微的作家相比，莫言堪稱“認準的事，就大膽地說，大膽地寫”的典范。與他相比，自以為大膽的作家韓寒等人幾乎都是小兒科，根本無法在這個大膽的老前輩面前逞能。這不正中國很多作家稀缺的莫言成功的驚人秘笈嗎？

    以下是莫言過去的一些驚人言論，我們自以為大膽的作家可以與之對比一下，就可以感覺到自己是多么可憐的膽小鬼作家：莫言回顧“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孩子。在我們農村叫做“炮孩子”。后來我寫了小說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個“炮孩子”，其中也有我個人的經歷。也因為我喜歡說話，喜歡說真話，給我們的家里帶來了很多的麻煩。所以過了幾十年以后，當我要寫小說準備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叫“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事實證明，我一句話也沒有少說，而且經常在一些特別莊嚴的場合，說出實話來。我覺得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講假話，不但對社會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因為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里邊，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所以我的很多小說一旦發表以后，有些讀者也不高興。因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徹底。”當然我不會迎合這樣的讀者，而犧牲自己文學創作的原則。我最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指《生死疲勞》），寫了一個后記，最后一句話就是說“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么獎上，也沒聽說哪一個作家為了得什么獎調整了自己寫作的方向，改變了自己寫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變，變得了嗎？該怎么寫，還怎么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錢江晚報）

    莫言的這番驚人言論堪稱振聾發聵，是新時期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作家敢于捍衛自己寫作原則、敢于在某些特殊讀者面前保持自己本色的文學宣言。我國的變革 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號召人們“認準的事，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要如同小腳婦女一樣邁不開步子。但是我們的作家敢于真正大膽地說，大膽地寫的難度確實很大。稍微遇到一點風吹草動，一些作家就趕緊變得謹小慎微起來，把一些好不容易揭示出來的問題又包裹得嚴嚴實實，甚至還能夠在問題的包裝上變出無盡的花樣，讓人看到這些華麗的包裝后不僅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還產生了種種美好的錯覺。其實很多問題在剛剛開始時還并不嚴重，如果我們的作家敢于仗義執言，以文學藝術的形式將其揭示出來，那么問題就有希望得到積極穩妥的解決。但是我們總是有一些作家不愿意這么做，他們更多的是借助一些投機炒作來提振自己的名聲而已，哪敢用手中的筆哪怕是寫出一點點真話？哪怕是揭示出一點點問題？

    當然，我們的作家的大膽應該是“藝高人膽大”，而不是“傻大膽”。

如果是“傻大膽”，那么不僅無法取得莫言這樣的文學成就，恐怕還會因為某些無意之中的傻大膽發言而得罪某些人，讓自己從此被長期壓制，長期難以有抬頭之日。其實，我們的一些貪官在某種程度上比之莫言要大膽得多，但是卻長期以來平安無事，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根本原因是另類的大膽，那就是在討好上級上敢于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涉及到上級的面子特別是涉及到上級的政績方面敢于大膽地包裝，大膽地炒作，在涉及到民眾利益、群眾疾苦上敢于大膽地蒙蔽、大膽地掩飾。李爾王有三個女兒，大女兒、二女兒都因為大膽地包裝父親的面子、大膽地炒作父親的政績而倍受青睞，而三公主卻大膽地講了真話，結果讓父親很不高興，由此倒了霉，失了寵。試想，連自己的父親在面對自己的“傻大膽”發言時都會很不高興，其他人不是更會如此嗎？正因為如此，中國作家中能如莫言這樣敢于捍衛自己寫作原則，敢于大膽地說，大膽地寫的人又有多少？

    不過，莫言為中國作家找到了一條很好的出路，那就是“藝高人膽大”，就是在吸取“傻大膽”教訓后的積極認真負責改進。可憐的莫言在12歲時就因為傻大膽而遭遇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過分沉重的災難。可貴的是莫言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大膽，而是通過不斷地改進，把少年時的“傻大膽”逐漸地錘煉成了如今的“藝高人膽大”。他的成功不是一種必然嗎？他奪取諾貝爾文學獎不是眾望所歸嗎？細細想來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大膽不是也有很多謹慎的成分、很多認真負責的成分在其中嗎？比如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大膽的同時還有著“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謹慎，比如鄧小平的“認準的事，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中的“認準得事”是不是也有很多謹慎的成分？“先試后闖”是不是也比李闖王和文革中的“闖將”要高明得多？而且鄧小平還有“對的繼續堅持錯的趕緊改”的明智，還有承認自己最大失誤的勇氣和胸懷，更是能夠把大膽錘煉成一種“藝高人膽大”。

    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莫言的成功正在于他吸取了早年“傻大膽”的教訓，逐漸地把自己的大膽錘煉成為了“藝高人膽大”，這其實正是中國文學的出路所在，當然也能夠給中國其他方面的突破提供一種很好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