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管人先管己

    中西方對“什么是管理”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認為“管理是通過對組織的資源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協調和控制而快速地達到組織目標的過程。”西方管理強調管理目標和手段，偏重于從管理程序和職能來界定管理的本質。管理學主要是通過各種手段如何管理別人而忽視在管理他人的同時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這就勢必會在管理中造成管理主體的“缺位”。有一位西方哲學家說：“哲學家是教別人怎樣做，并不要求自己這樣做。”也許這位哲學家的思想成為了某些西方管理的理論基因。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的文化。中國人把管理的本質規定為一門大寫的人學。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它的落腳點。

    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盡管不同，但它們對管理的本質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認為管理是一門“以人為本”的“正己正人之學”，或者說是一門“以人為本”的“修己治人之學”，強調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終于“正人”的過程。在《論語.顏淵》篇中，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里所謂“正”，即“正人”包括“正己”與“正人。”所謂“正己”即是修身之義，就是強調管理者必須通過道德修養，提高自己的內在道德素質，樹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實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中管理者自己是主體。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礎，所謂“正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如何提高對他人的管理水平與管理藝術，實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認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正己”是“體”，“正人”是“用”，這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古今中外的實踐反復證明，中國管理的“正己”理論是有著強大生命力的。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以來的350多位皇帝，無論是“文景之治”的漢文帝、漢景帝也好，還是“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好；還是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也罷都在“正己”方面留下了許多值得后世稱道的芳規嘉行。比如漢文帝是一位仁愛治國、愛護民眾、自身節儉的皇帝，自己用的舊馬車都舍不得更換。在文帝統治時期廢除的肉刑，在災年免除全國稅收一年，漢文帝給民眾休養生息，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對于大漢王朝來說，如果說漢高祖劉邦奪取天下功不可沒，那么漢文帝治理天下彪炳史冊，漢朝的富強從文帝始。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不必說，《貞觀長歌》中有一段關于李世民與鄭仁基之女麗琬的戀情，兩個有情人終不能成眷屬，其原因是麗琬自小曾與陸家公子有婚約，加之魏征等大臣的反對。這些因素對于一國之君來說都是次要的，主要的還是李世民自己治國愛民的社會責任和“正己”的道德底線。這些細節足以折射李世民“貞觀之治”的“正己”光芒。大清朝的康熙皇帝少年登基，執掌朝政61年。不僅取得了智除鰲拜、削平三蕃、抗擊沙俄、統一臺灣、平定噶爾丹、整頓吏治招纜人才、廢除圈地、變革 賦役、發展生產的曠世奇功，而且克勤克儉、勤奮敬業，嚴于律己。康熙既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還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科學家，他本人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與貢獻與歷代帝王相比，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曾認真地學習了代數、幾何學、地理學、地震學、天文學、醫學、解剖學、農學、氣象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重視科技的推廣和應用。康熙還是一個勤奮敬業的皇帝，他一生刻苦讀書，勤于理政，每日 凌晨三四點鐘處理政務，據說在260多年的大清王朝，康熙皇帝是批復湊折最多的皇帝，康熙皇帝嚴以律己，做出表率。在他出巡的時候，有些官員為討好他而敬獻美女給他，康熙非常反感這種誘惑和腐蝕，并對這些官員予以懲辦，他的這些做法，在中國封建帝王中屬于罕見。這些品格也是成就“康乾盛世”的重要因素。

    在我國歷史上也有許多疏于朝政、腐敗墮落的皇帝，這樣的管理者只能將國家推向混亂和敗亡。比如明朝天啟皇帝朱由校疏于朝政，沉溺玩樂，將權力交由太監魏忠賢和奶媽客氏，大批國家忠良遭到陷害，整個國家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矛盾激化。老祖宗朱無璋打下天下，被這幫后代逐漸葬送。

    古今中外成功的管理者，都是品德高尚者，嚴于律己者。品德低下的管理有可能名噪一時，但最終可能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因此，要想做一個成功的管理者應該加強品德修煉，正人先正己，增強典范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