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唇齒相依的同時，難免咬了舌頭或者嘣了牙齒。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管理學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即學術與實踐如何對接？在管理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學者、咨詢學習 工作者、企業實踐者摩擦不斷?？傮w來說，這種摩擦既有砥礪，也有抵梧；砥礪會推動學科的進步，抵梧會加大學術與實務的隔閡。這種摩擦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管理學研究，同實際需要的距離越來越大；而中國的 管理學習 ，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天橋把式”和“江湖游醫”。分析其中的來龍去脈，既有利于管理學在中國的縱深發展，也有利于企業的轉型與變革。
一、全世界的難題
科學管理剛剛誕生時，泰羅就抱怨大量的“效率工程師”歪嘴和尚念錯經，扭曲了科學管理的原意。隨著商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學術與實踐的對接就一直存在著爭論。50年代，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戈登和豪威爾報告（R.A.Gordon and J.E.Howell,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皮爾森報告（F.C.Pierson,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Mcgrew-Hill,1959），都尖銳地指出商學院未能承擔起訓練、培養管理者的重任。當時的批評，認為商學院過于強調職業教育，而忽視了人文和科學兩大方面的基本素質培養，用支離破碎的具體知識限制了管理者未來的成長。而到了80年代，批評反了過來，美國大學商學院協會組織的調查（L.Porter and L.E.McKibbin,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lopment,Mcgrew-Hill,1988）以及其他相關研究則指出，商學院中定量研究和 心理學 、社會學教學內容的劇增，大批沒有工商業背景的學者從事工商教育，不理解工商業活動的復雜和奧妙，經不起現實適用性的檢驗。講管理的教授不懂實際管理，從事實務的經理看不懂管理論文，成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視實務的明茨伯格，干脆寫了一本書《要MBA還是要 經理人 》，對工商教育極盡奚落調侃。可以說，管理教育與管理實踐的對接，是一個全世界的難題。
這個難題的癥結，在于管理領域的分工。管理實踐是一個整體，而管理知識則三分天下：學者、咨詢學習 師、企業家（包括經理人）各掌握一部分。這三種人的志趣不同，發展各異，然而，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領域和同一類問題。學者的目標是學術上的建樹，學習 師的目標是打動實踐者的心靈，實踐者的目標是企業自身的發展。例如，面對同樣一個產品滯銷的案例，學者感興趣的是可否能夠在理論上挑戰現有的 營銷 學說，學習 師感興趣的是這個企業是否愿意花大錢訓練推銷人員，而經理人首當其沖的是考慮資金回籠和周轉等問題。正是這種立場的不同，經營者會覺得學者分析論證是遠水不解近渴，站著說話腰不疼；學者會覺得經營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激反應代替了理性思維；而且雙方都對學習 師信不過，學者覺得學習 師過于淺薄，經營者對學習 師能否解決問題滿懷疑慮，學習 師一方面嘲笑學者是書呆子，一方面把經營者當冤大頭。
三者的矛盾，幾乎是必然的。英國的管理學家厄威克曾經尖銳地指出：學者考慮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的眼球，如何能夠在職稱和學術圈中占優勢，而絲毫不考慮現實中的企業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學術與實踐的“雙軌制”，而且是兩條不相交的軌道。實踐需要的是可預測未來的水晶球，而學界在精心構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評說，在學校，教師的利益比商業需要更重要，學者教給學生的是他們想要研究的東西，而不是企業需要的東西（JohnTrinkaus,UrwickontheBusinessAcademy-managementConsultantLyndallUrwick,BusinessHorizons,Sept-Oct,1992）。實際上，厄威克的批評還不完全，學習 師存在同樣問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學習 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務對象的實際需要。例如，曾經風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進行再造學習 的哈默和錢皮一度風光無限，賺了大錢，而接受再造學習 的企業起碼有半數以上開進了滑鐵盧，慘遭失敗。
美國的學界也有類似說法。在管理實踐領域有崇高聲望的德魯克，一直受到學院派的排擠。彼得斯曾經說，他在斯坦福上學時，沒有一位學者在課堂上提到德魯克的名字。這一點，彼得斯可能言過其實，但是，德魯克不入學界法眼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從德魯克任教的學校就可以看出，他從歐洲來到新大陸后，無法進入一流學校，直到他名氣大震，也沒有得到一流商學院的青睞，學界始終把他看作“記者”與“作家”。而在理論研究上具有重大貢獻的西蒙，作為諾貝爾獎獲獎者，始終未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施展功力，實踐領域的人們很有可能認為，西蒙這樣的學者只能玩國際象棋。某些大師（guru）對學院派的鄙視，學院派對大師淺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鋒。
再進一步，不同的學校，在對待管理實踐的態度上也有差別。追求“人氣”和社會聲望的哈佛商學院，對于貼近實踐要寬厚得多；而追求“名氣”和學術聲望的普林斯頓大學，干脆就不成立商學院（當然，也不成立法學院）。以咨詢和學習 出名的德魯克、戴明，游離于知名學府之外，而以學術出名的卡內基-梅隆學派，在實踐界幾乎沒有聲音。
當然，西方的管理學發展積淀要比中國厚實，所以，這種“三岔口”狀態實際上有著“管理共同體”（借用庫恩在論證科學范式時提出的學術共同體概念）約束。所以，學者、學習 師、經營者盡管互相貶低，但起碼可以采用共同術語，能夠進行職業對話。例如，著名管理咨詢大師德魯克雖然受到學院派的排斥，但沒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實際上影響著學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過來，身在學院、從來不做咨詢的學者馬奇，拿著小說和劇本講授領導力課程，但其授課方式卻影響到管理咨詢和學習 領域。以此來看，西方的管理學術與實踐盡管存在隔膜，但卻依然能夠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他們的抵梧尚在業界“可容忍”的范圍。
由此可見，學術與實踐若即若離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現象，不獨中國特有。這類問題如何解決，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這本來就不是問題，而是學術發展的正?，F象。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現代職業分化所要承擔的必須代價。用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以征服現實世界的亞歷山大為一端，以漫游思想夢境的第歐根尼為另一端，雙方確實不搭界，但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兩人，卻能夠以思想對現實的挑戰和現實對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榮。所以，中國作為管理學的后起國家，先別急于挑戰這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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