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實踐之傷 管理學術之痛

　　“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面對“生活”,只有“思想”而絕不是那些缺乏時間性、脫離現實情境和人文關懷的行動法則,會成為改變組織最強大的力量。然而,“思想”似乎從來不是中國管理實踐者和管理學者的愛好和專長,而且在管理學者這個圈子里的人們更清楚,“思想”恰恰是中國管理學界長期以來鄙夷、排斥、圍剿的對象。比如你偶爾去看一個叫做“愛思想”的網站,幾乎看不到中國管理學者的影子,也很少聽到管理實踐者的聲音,這算是一種經驗證明吧!那么,“沒有”或者說“缺乏”思想的管理實踐者和管理學者,如何面向一個更美好的組織生活？

　　中國的管理實踐者：基本稱職值得期待

　　我們有理由為這個時代感到驕傲,不僅僅是GDP,不僅僅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空前強大,不僅僅是因為某些人對“中國模式”的聒噪,而是因為有那么多具有創業沖動和勇氣的企業家、管理實踐者在努力經營著自己的事業、組織,為社會創造著財富,為人們提供著足夠豐富的產品和服務,尤其是為普通人提供了更穩定的生活,更廣泛的活動空間,更多的選擇和自由(這是最最偉大的地方)。我特別感佩于那些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和認同文明社會普遍價值的企業家和管理實踐者,因為在這個時代,太多事業的成功—必須付出高昂的精神代價,這終究是對一個健全人的巨大傷害。

　　為了“成功”或者生存,他們遷就了很多不該遷就的東西,追隨了很多應該引以為恥、引以為戒的東西。遂在他們耀眼的成就背后,留下了形形色色權錢交易、巧取豪奪、為富不仁、血汗工廠、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等等令人遺憾的軌跡。但他們還是值得期待的,因為我們普通百姓的生活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最重要的是,他們所處的行業環境決定了,他們更有可能表現出一定的良知和對底線倫理的敬畏,看重產品和服務的品質,著力打造更具歷史感的品牌。而且,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已經開始讓財富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格調,比如對公益、慈善的關注和投入。我相信,他們能夠做到,他們應該是這個社會的精英和希望。

　　我期待他們有勇氣為自己的組織(無論是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確立某些信念、價值、原則,期待他們樂意把自己的組織建設成既有效率,又富人情味兒的“家園”。我期待那些秉承其組織文化的管理實踐者,能夠以自己的言行向外界,向社會傳播“一種信念、一種原則、一種氣質、一種教養、一種堅持”,我相信這股推動社會前行的精神力量—一種新穎的管理思想,就會從涓涓溪流成為滔滔江水。

　　中國的管理學者：基本不稱職需要等待

　　如果“成功=GDP”,如果“中國模式”的確值得暢想,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奇,是何等“偉大的管理實踐”創造了今天中國的“富強”？曾經的日本,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不是讓組織文化、全面質量管理、看板、儒家文化風靡過好一陣嗎？但很奇怪,比較其它的兄弟學科,中國的管理學者們,這個由國家最大的自然科學基金最大程度資助過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群體,似乎很少向人們證明過—“管理作為生產力”與強大國力的那種內在的經驗與邏輯關聯!我們是聽到了幾聲“中國特色管理學”的呼吁。但除了新聞工作者、傳記作家的那些快餐讀物以外,有多少科學、嚴謹、重大的管理學術成就,試圖在解讀中國組織管理實踐的密碼,在幫助人們高效地達成組織目標,在深刻反省種種光鮮表象下的真實圖景？
　換言之,人們對中國管理實踐知道多少？管理學被廣泛地理解為致用之學,但中國管理學術界的貢獻到底何在？

　　應該承認,我們正在形成一個越來越學術的管理研究隊伍,習慣于以科學研究的樣式,包裝自己的研究成果,卻并不太尊重科學研究的一般常識——對管理真相的深入觀察;它們習慣于用現成的理論,量表、貌似復雜的統計技術,分析數據,驗證或偶爾擴展那些理論,卻不太考慮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組織管理的“歷史性、情境性”。我們是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構念”、“變量”及其關系,甚至是號稱具有“因果關系”的。但他們很少提供“可復制性”的證明,或者偶爾嘗試去檢驗了,卻發現“在這種情境中”,那種關系是“強的正相關的”;而在“另一個情境中”,卻可能是“弱的負相關”。盡管同樣是來自國際學術界的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提醒過我們那種變量關系的不可靠,但很無奈,今天的管理學術圈似乎只認同—形式科學的“實證研究”,并不斷被自己所制造的那些“關系”所鼓舞。我始終懷疑,那些參數/系數是真地可以作為配置資源的決策參考依據嗎？—Who knows,who cares,who does？!今天,他們更宏偉的目標也包括他們自我評價的最高標準是—拿更大的國家級課題,為國際管理學術雜志寫出“最適宜”的英文論文,這就是這個團體最大的使命和最高的榮譽—我非常懷疑,這種研究真的那么有用？

　　即使整天高舉著“學術大旗”自我陶醉,我還是想問一個超級幼稚的問題,管理學術如果不能幫助組織改善管理 績效 ,如果只是從不同的視角看待這頭“完整的大象”,它為什么不能叫“應用數學系”、“應用經濟學系”、“應用 心理學 系”、“應用社會學系”、“應用復雜性科學系”,更準確地,應用–自然、社會、人文–科學系？抑或是自從上世紀50-60年代那場商學院“合法性”運動之后,他們就徹底背叛了泰羅、法約爾、韋伯、梅奧、巴納德、福萊特、德魯克等管理思想家為管理學所指引的道路,佯裝在一個庫恩所“詮釋”的學術共同體中,與世隔絕地“建構學術樂園”。那些研究從形式上是更“科學”了,但形式總不免一廂情愿的“編織”;那些研究是更“數據化、定量化”了,但誰都知道偉大導師曾經對這個世界的影響,肯定不是來自他對數學的恭維。

　　我們的經濟奇跡能夠持續嗎？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加文明、有序嗎？我們的人民能夠更加殷實、幸福嗎？我們有沒有觀察到在西方管理學所定義的諸如“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組織公民、組織文化、領導、戰略、流程(再造)、學習型組織”等等學術標簽背后,經驗世界里更為廣泛的“唯利是圖”、“弱肉強食”、“投機鉆營”、“敷衍塞責”、“一言九鼎”、“剛愎自用”、“拉幫結派”、“爾虞我詐”,鋪天蓋地的“官僚主義”,五花八門的“權力濫用”,林林總總的“關系網”、“潛規則”。它們會不會積重難返？它們總不該一勞永逸吧!也許中國的管理學者終有一天會如美國的主流學者一樣,靠悠閑地測量那些細碎的變量關系就可以聊以自慰。但今天,人們需要這個學術共同體去回答一些更重大的問題。

　　很遺憾,這不是缺乏思想的管理學術家們提出來的,它來自一個多少有些另類的經濟學者—汪丁丁:第一個基本問題,什么樣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第二個基本問題,中國當代社會的“結構”是怎樣的？第三個基本問題,中國社會是如何演化的？盡管汪丁丁教授在他所構建的這種獨特的問題框架里,只字未提“管理學”在其中的可能影響,但我想強調,對于“中國社會”這樣的宏大主旨、結構、運動而言,從我們最熟悉的“微觀社會-組織”入手,應該有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的管理學研究,在試圖建立任何帶有特色標簽的理論之前,有必要認真思考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什么樣的組織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第二、中國當代組織的結構和秩序是怎樣的？第三、中國的組織是如何演化的？也只有這樣的問題意識和探索求證才有可能支撐起一個叫做中國管理學的學術殿堂。

　　科學是值得景仰和推崇的,但管理不是科學,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從來都不應該是被“模型”和“方程”“規定”出來的。我們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當然也有選擇組織合作方式的自由,這是美好生活的前提,這是偉大的管理實踐的前提。在這個充滿挑戰和創造性的探索過程中,我們的確需要偉大思想的召喚。而管理學術的根本使命—就是提供給我們這樣的洞見—啟發我們的心智,引領我們的行為,不管它是以科學形式包裝出來的,還是來源于實踐者和學問家的直覺,來源于一個重大的事件,抑或是一段感人的故事情節。永恒地,從來都不可能是科學樣式,只有科學精神才會千秋萬代。

　　中國經濟奇跡的發生,可能有很多影響因素。但最最重要的,是經濟學用最質樸的語言幫助絕大多數普通人實現了一場比較徹底的思想革命—承認了個人利益的正當性、部分地接受了市場交換的行為規則,才會使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用自己的勇氣、熱情、勤奮、創意、堅持以及寬容創造了今天的輝煌。當然,經濟學連同經濟學者也一樣受到了數據、模型的太多迷惑,因為市場經濟必須與歷史、國家、文化、政治結合在一起,那是大多數模型里所缺乏的,也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那些斯密和哈耶克最忠實的擁躉,早已被今天的現實驚得目瞪口呆。

　　我們都太習慣于成為環境的俘虜,我們都太容易被利益所誘惑,如果管理實踐者和管理學者都需要為歷史做些什么,似乎不能僅僅滿足于埋頭苦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