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的公司命題

10月，蘋果公司前CEO史蒂夫·喬布斯去世，即便蘋果的 銷售 策略素有歧視中國市場的嫌疑，但是，這絲毫沒有降低中國“果粉”追思的熱度，本土商業媒體的主編們毫不猶豫地將他的故事作為報道封面，給予的禮遇勝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政界領袖。喬布斯確實稀缺，但是，如此熱捧一個外籍的商業人物，亦生動地體現了全球化浪潮對于中國社會的滲透。

假使10年前，中國沒有加入WTO，也許不會妨礙喬布斯或者iPhone、iPad成為一個時期的流行，但是，中國的表現大概不會如此出彩：過去10年間，出口增加4.9倍，進口增加4.7倍，GDP增加2倍多，中國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加速了全球經濟力量“此消彼長”的進程，中國話語權成為持續熱議的話題，以至于最近的G20會議，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也期待中國的出手。

遺憾的是，過去十年，中國依然缺少類似蘋果這樣的世界級的公司，能在若干主導性產業占據支配地位，左右全球行業的格局變動，參與到整個游戲規則的制定中去。下一個十年，“中國”總量規模的提升沒有太大懸念，但是，中國公司群體的崛起依然任重道遠。

不平衡的“挑戰者”

從2005年開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都會發布一份“全球挑戰者100”榜單，這些“挑戰者”來自于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范圍與老牌的跨國公司展開競爭，開始重塑全球的行業格局。根據BCG的統計，從2005-2009年，全球挑戰者平均實現22%的回報率，而全球老牌企業則僅為5%； 上市 的全球挑戰者的平均營運利潤率是18%，比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非金融公司的高出6個百分點。

中國一直都是擁有上榜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2011年榜單中共有33家入選，其中不乏華為、萬向、聯想集團、吉利控股等民營企業。但是，居主流的仍然是大型國有企業，行業分布集中在 礦業 和金屬業、建筑業、鋼鐵業等傳統行業。這種狀況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有著相似性，100家“挑戰者”中29家來自于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領域，而在消費品行業、制藥業等領域則表現平平，新興經濟體的公司往往側重于低成本的貼牌生產模式或者低利潤的非專利藥，缺少品牌、技術等核心資源。

在參與全球化競逐的過程中，中國擁有競爭力的公司依然弱小。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今年8月，當時惠普宣布分拆PSG部門，中國買家曾被認為有機會接盤這項銷售額約420億美元的業務。但是，當我們將民營企業的翹楚華為、聯想集團的資產負債表與三星電子進行比對時，無論從資產體量、盈利能力以及創造現金流的能力，中國公司與世界級公司依然有著量級的差距。比如，最近一個完整財年，三星電子的營業收入為1435億美元，凈利潤接近150億美元，而華為、聯想的營業收入分別為290億美元和215億美元，凈利潤分別為37億美元和2.7億美元。

其實，中國企業族群中存在著“巨無霸”的公司，比如中國移動，由于經營現金流強勁，截至2011年6月底，凈現金高達3000億人民幣，被媒體調侃為遭遇“流動性過剩”的幸福難題，而中國數家銀行亦躋身全球最掙錢的銀行之列。但是這些企業強大的盈利能力往往來源于特別的制度設計，其整體的競爭力即便在國內也是被廣泛質疑。

中國未來的“世界級公司”，大體存在著兩類候選人，一類是以央企為代表，擁有制度所“特供”的各種資源，其布點的大量領域是非競爭性的；另一類則以新崛起的民營企業為代表，在競爭性的領域已開始累積全球化的籌碼。至少在目前看來，這兩類候選人都尚未在各自的領域形成支配性力量。比如，在自然資源領域，中國的鋼鐵企業長期受制于三大鐵礦石巨頭，而在消費品領域，中國公司的戰場也基本停留立足于本土，在自家門口與全球性品牌進行“纏斗”，無論品牌或者技術資源，都需要一個逐步積淀的過程。

但是，某種宏觀與微觀的不對稱已然產生：即當中國躋身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動參與者時，中國公司卻往往依然是被動的產業接受者。比如，英特爾可以憑借芯片制造的優勢，策動“超極本”，實現PC的更新換代，而中國下游匹配的產業鏈條卻無力這么做，只能被動淘汰此前重金投入的設備，進行新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其回報往往僅僅是作為組裝者的微薄利潤。在消費類電子行業之外，這些例子都同樣比比皆是。下一個十年，如果中國公司群體不能崛起，熱議的“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和增長質量都會大打折扣。

投資“創富階層”

杰克·特勞特是“定位”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作為一個資深的品牌顧問，他將全球性品牌的塑造比喻為頂級的網球賽事，“中國有姑娘網球打得很不錯，可是在全球，她們的排名仍然不是最頂尖的，必須要正視這個現實”。

特勞特說這話是在2010年的9月，大體9個月后，李娜就拿到法網的女單冠軍。人們將李娜的獲勝，一定程度上歸結于制度的松綁。

“世界級”的公司命題

事實上，只要外部條件允許，一個公司的成長往往可以是爆炸式的。就在中國入市的十年中，蘋果、Google這些創新型公司重生或者迅速崛起，而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則完全從無到有，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即便在中國，過去十年，不乏像三一重工這等有驚人成長速度的企業。

下一個十年，中國公司，完全有時間去創造很多奇跡。

2007年末，金融危機的魅影浮現，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曾大膽提出“參股”的策略，比如中國的資本可以趁低價投資沃爾瑪、大眾汽車、高盛這等老牌企業，獲取全球化中的部分資源。這種財務投資型的行為，或許可以從中分享紅利，但是要成為全球化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僅僅是投資是不夠的。中東的石油資本在投資方面較中國更早更活躍，但是并未形成主導型的商業力量。

不過，內生型世界級公司的成長談何容易。比方說，在特勞特看來，近些年真正成功崛起的全球性品牌也僅僅是“三星電子”。而三星之所以崛起，乃是企業家精神、政府資源支持等多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

對于中國公司的企業家而言，時下的持續成長面臨著諸多的誘惑和桎梏。比如說，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警告說，中國公司搞 房地產 掙錢太容易，沒有創新的動力；索尼前總裁處井伸之說，中國公司本土競爭太激烈，必須要在本土市場的競爭中勝出才行，但是如果把許多資源用于海外發展，恐怕無力顧及國內市場。此外，體制內不容易產生企業家，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家則抱怨稅負過重，國內產業環境不佳，且能得到的支持力度太少。

更糟糕的是，國內具有真正“創富”精神的企業家可能在流失，其中相當部分轉向“掙快錢”，更有部分則是直接走人。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顯示，有14%的千萬富豪目前已移民或正在申請移民，還有近一半的千萬富豪正在考慮移民；而招商銀行聯合貝恩公司今年4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在個人資產超億元的大陸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另有47%正考慮移民。

事實上，中國下一個十年，真正的挑戰并不在于教導中國的企業主們如何與世界打交道，也不用告訴他們獲取產業話語權的好處——生意人自己會做出最理性的決策，更重要的工作在于，中國內部能否持續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激勵架構，使得更多的企業家有意愿、有資源去投身締造世界級企業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