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這樣的體驗：一個人的快樂不如大家一起快樂，不如和親人一起分享，進一步和朋友一起享受。兩個人一塊聊天，沒有一個人沒有朋友，白白可以坐下來，什么都不考慮，只考慮彼此溝通、分享，而這是人所追求的終極價值。中國人講求人的發展，人性的自覺是個重要發展，這是中國人的特點，這是種倫理、道德，它也不是單純個人主觀性認定，有本體宇宙論基礎。人有一種追求自我發展、整體發展的共同要求，說明宇宙有向上發展的能力，有內在目的性，通過人而不是上帝來實現。中國人不講外在的上帝，天也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外溝通的，這是中國人哲學特殊性質，今天看也很有價值，價值有無靠比較，在哲學市場里，看到別人思想各有所長，但作為競爭來說，中國有自己的特點，有貢獻于世界的地方，即所說的目的性、整體性、人性的自覺。中國人有傳統，寫出來也可欣賞。一般人也有內在體驗，儒家講人不是抽象、空洞地講，而是從具體、經驗、體念上講，有元良知、人性，對人的理想追求不是單純的習慣，而是基于長期經驗，體驗出來的，基于歷史、人物、事件的思考，反思得來的。不能否定其他思潮有很多價值。西方18、19世紀，工業革命后工業價值很重要，工業主義是在19世紀發展的。人們掌握很多工具解決很多人的問題，創造更多的成果讓更多人欣賞，提出來“最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則。工業主義，中國的墨家就是，中國很早就經過市場經濟，比如春秋戰國時期。今大的世界也是“春秋戰國”，美國相當十當初的齊國，中國相當于魯，前蘇聯相當于秦。競爭中產生不同價值，功利是重要的，犧牲小體成全大我。
此外還有人權，只有在人性自覺中，人權才有價值。西方人權是通過奮斗、斗爭獲得的，受到政府保障。中國是種道德人權，中國人缺點是人性自覺和專制體制結合在一起，成為專制體制統治人民的工具。在這個結合過程中，人性自覺消失、減少了。從漢到宋明，宋明又稍有不同，宋明思想重新造就人的自覺，提倡理學。但又為專制利用，變成科舉工具，總是哲學思想與政治體制結合在一起，成為政治專制的工具，到五四運動后，才慢慢了解分開的重要，專制不能在現代世界中競爭，產生不了競爭價值，使民主社會生存繁榮，還造成危亡、毀滅，推翻專制后，也想推翻與專制結合起來的思想，所以鴉片戰爭后，日本很快推行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而中國人一直不愿放棄傳統，當專制體制破壞后，甘受傳統思想奴役，因為專制把人帶到封閉專制、愚昧無知、自以為是的體制，利用中國傳統為工具。
同樣當它垮掉時，年輕人覺得生活沒什么價值，應與專制一起埋葬。這是不現實的哲學立場，后來慢慢了解專制體制應與哲學思想分開，人性自覺與專制政權、政治要分開，這個分開有個過程。中國需要整體性指導原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代表中國要經歷洗刷，洗滌作用是針對帝國主義和專制而言的，馬克思主義在現代中國看有雙重作用，扮演政治角色和思想角色。但是任何體制與政治結合，都有失而窮的地方。思想應有相對獨立性，變革
、開放的重要意義也慢慢了解到，把思想方法、文化資源與政體、權力結構分開，不能把權力結構、政治體制作為應用或壓制思想體制的辦法。分開，可以用，還有相對獨立性。這樣，文化才有更多的競爭力。
人開始了解很多事情需要分開、溝通，不能融合。如政府和企業應分開，國有企業，政是權力，所有權。自主權，使它面對市場，目標是賺錢。政企分開不是說政企不應溝通。臺灣、日本企業成功，是因為政府與企業協調，政府幫助、輔導，不是壓制、去掉活力，政企分離加上政企溝通才能解決問題。同樣，人性自覺的文化，思想資源如諸子百家、它假如與政治分離，工具性、目的性突出了，首先可以成為工具，要達到企業目標，就要人性管理。中國管理特色是實現人的社會、人的美好世界。不是為了神，不是為了某個特殊價值，而是為了全體人的社會。企業目標是社會目標、人的目標，與西方不同，企業為了賺錢，賺錢越多越好。中國企業目標不是爭取更多權力，而是把權力分化，為社會、人類共享，這是人性自覺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哲學更具社會主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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