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管理的致命缺陷

　　之一：不可重復性

　　但是，工業時代大型廠商組織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傳統商業的管理邏輯。“人”在大型機器這個龐然怪物面前，顯得是如此的無奈和渺小，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了人與機器的關系；同時，老板與雇工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關系，面對成百上千的企業員工，假如一個老板不是特意想要見他的話，那么，這位員工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老板。這時，一個手工作坊的小老板從未聽過的一個詞出現了，那就是“組織”，或者說，正是使用了各種“組織功能”，才使得過去的小老板們，懂得了如何管理成千上萬的陌生人、以及如何讓散亂而復雜的生產變得通暢有序。

　　這其中，“可重復性”成為了工業時代以來的、以制造業為主的、現代企業管理最顯著的標志，它使得傳統的個人隨意性管理的不確定性，變得確定并且可以沿承，這意味著傳統農業或商業時代的“管理就是管人”的定義，已經悄悄的被我們是在“管理一個組織”所取代。

　　崗位或職務的可重復性

　　當我們今天談論起企業的“最高管理者”——譬如企業家、CEO或是總經理——它首先意味著這是一個組織里的崗位或職務。或者說，現代企業管理已經不再關心這個崗位或職務上的“人”究竟是誰，而是特別關注這個崗位或職務的本身“職能”是什么。由于可學習性和可繼承性的出現，使得企業組織的基業長青成為了可能。

　　但是，在傳統的商業時代，沒有人會將“老板”看作是一個崗位或職務，人們看見的是一個有血有肉、充滿商業智慧和人格魅力的人——“這個人”是如此的獨一無二并且先天聰慧，他的優秀而卓越的商業才能，僅僅是其個人先天的基因遺傳、以及后天的經歷經歷的積累鍛造而成，即無通用普遍的可學習性，又無后人的可繼承性，這正是中國商業或企業“富不過三代”的本質原因。

　　組織機構的可復制性

　　當我們今天說起企業組織的發展和擴張時，其中隱含著一個重要的管理詞語“可復制性”。假如一個企業不知道組織是如何復制的，那么，企業的擴張或連鎖就不可能成功的發生。

　　事實上，企業組織的自我復制能力，首先是基于崗位或職務的可重復性，它是組織復制能力的基礎性工作。其次，企業組織的自我復制能力，依賴于企業組織的價值觀、而不是管理者個人的價值觀。值得中國企業特別注意的是，它是企業的事業邊界、而不是個人的偉大愿望或理想。

　　但是，在傳統商業時代管理中，組織和個人的標準化工作能力和方法，同時成為了被譏諷和嘲笑的對象。事實上，大型廠商組織出現之前，幾乎很少發生商業組織大規模的擴張或連鎖，即使有一些零散的小規模的擴張連鎖，也是基于個人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出現，但是，這種傳統的基于個人能力和熟人信任的方式，卻正是現代企業組織擴張和連鎖之所以失敗的罪魁禍首，原因很簡單：個人的隨意性的工作以及個人之間的信任，從來都是靠不住的。

　　在今天的中國，面向傳統挖掘商業智慧的“中國式管理”，正在受到一些推崇甚至是崇拜，但是，無論它看起來多么的美妙和令人神往，它的本質都是在推崇傳統商業的個人工作能力和技巧，這同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企業組織管理，是背道而馳的兩回事。

　　我們今天談論企業管理，是在談論如何讓企業組織持續性的增長，實現組織的基業長青，但是，傳統商業管理卻反其道而行之，它是在描述個人如何有效統治組織的個人技巧，攙雜了大量的人際技巧、洞察和權謀之術。事實上，直到今天，也未有事實證明，權謀之術可以帶來企業效益和效率，相反，倒是有大量的事實證明，個人的所謂世事通達和平衡能力，帶來的只是個人地位的鞏固和維護。

　　更準確的說，中國傳統商業的管理邏輯認知，是發生在“人”的層面、而并不是“組織”層面，它所強調的是個人的悟性、而不是建設組織能力，因此，它缺乏對于“重復或復制”的基本認知。實際上，如果一個“管理者”的能力，只能依靠個人的天生悟性慢慢領悟、并且需要個人親歷親為的體驗來獲得，那么，它的成本不但十分高昂、甚至常常是以失敗為代價來獲取，同時，它也沒有任何的可繼承性，甚至會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不同感悟，從而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這也正是中國可以誕生出偉大的商人、卻總是難以造就出一個偉大的商業組織的根本原因。

　　雖然我們一直非常反感西方式管理，但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中國的所獲得的成功成果，都包含或是主要以西方式管理為主。雖然一些中國的企業家宣稱他使用的是中國式管理，但事實上，僅僅是將個人某些獨特的管理技巧和方法，穿插在了企業整體的現代管理體系中。實際上，推崇中國式管理，本身就是滑稽可笑事情，因為中國的傳統商業智慧，是發生在中國特定的小農經濟和官商勾結的權謀時代，所講的是個人成功之道、而不是企業的成功之路。從這個意義來說，所謂的“中國式管理”，只能算作是中國特色的“個人修養學”或“個人成功學”。

　　之二：蔑視數字

　　西方管理學界有一種說法：無法量化，就無法管理。

　　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事實：當一項模糊性的工作被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的數字指標后，管理起來就會變得一目了然；一些憑借個人直覺和經驗而無法察覺的缺陷與不足，在客觀事實的數字下清晰的顯現出來。當一個傳統商人忽然面對一架架復雜的工業機器、一個個陌生而群體龐大的面孔時，總是顯得那么的緊張局促和盲目無助，正是數字化的科學理性管理出現，才拯救和消除了他的手忙腳亂和焦頭爛額，使得管理變得通順流暢和簡單易行。

　　“數字化管理”是傳統商業和現代企業之間的標志

　　“數字”既是區別于傳統經營和現代管理的技術性標志，也是現代企業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管理手段。

　　在現代企業組織出現之前，“效率”對于商業利潤的貢獻，是微乎其微的，一個異想天開的商業計謀、或是一次大膽的投機冒險，都可以獲得豐厚的商業利潤。但是，工業革命中誕生出現代企業組織后，徹底的顛覆了傳統商業管理邏輯：傳統的人與人之間溫暖的、情感的、一對一的交流，被大批量的工業產品在更廣闊范圍內的銷售所取代；商人們傳統的“行商”習慣，開始被現代企業的“坐商”逐漸替代；曾經夸耀商人隨機應變所謂的商機意識，成為了今天無頭蒼蠅式亂闖亂撞的貶義詞。

　　顯然，在傳統商業和現代企業之間，似乎轉眼間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個人的商業智慧和人際關系處理能力，忽然被科學、理性和嚴謹的組織效率所取代。現代企業競爭的本質，其實就是企業效率的競爭。當一個依賴密而不傳的手藝或秘方的傳統商業組織，很輕易的就被擁有現代機器設備的現代企業組織所擊敗，這并不是現代機器設備擊敗了傳統商業秘方，而是“高效率”擊敗了“低效率”。

　　這其中，“數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數字化的“科學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識性和可重復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數字化管理工具。“科學管理之父”泰勒所創造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一百年間將勞動效率提高了50倍，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偉大的管理成就！今天中國的一些管理者，常常蔑視泰勒而推崇所謂的人性化管理，實際上，僅就提高“勞動效率”而言，是泰勒的科學管理、而不是什么人性化管理，才將勞動效率提高到如此的成就。

　　假如沒有數字意識和數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業管理將寸步難行，甚至連最基本的企業管理成果和個人業績成就，都無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論如何管理企業了。

　　“蔑視數字”的中國式管理的傳統由來

　　中國的傳統商業管理，一直習慣于毛估估的個人經驗式的感覺，缺乏對于“數字”最起碼的尊重。這種狀況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延續和強化，不但使得忽視數字、甚至是蔑視數字成為了事實，而且還被當作管理遺產繼承了下來。

　　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社會，歷來缺少經濟效益的“數字化”概念，商業成本意識常常成為了“斤斤計較”的代名詞，商業資金周轉運行意識常常被冠以“小氣精明”的惡名，使得傳統商人僅存的一點點數字意識原始本能，也被壓抑得無影無蹤。直到今天，中國企業管理依舊殘留著“蔑視數字”的管理惡習，甚至連法律嚴禁篡改的財務數字，都敢于虛報、瞞報和編造，更遑論其它各種管理數字了。

　　在中國已經過去的二十多年的企業管理中，創造出了大量的成功案例，但是，這些所謂的經典的中國本土案例，卻往往如過眼煙云，無法在相同的條件下還原和復制，究其根源，正是缺乏理論基礎和現實的數據、例證支持，或者說，我們的理論家們往往是一種事后諸葛亮般對既成事實的解釋，卻并不能夠揭示事實真相。

　　“中國式管理”在隨意性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長期以來，引導我們走向錯誤陷阱的思維是：管理是一種滿懷理想的、激動人心的、轟轟烈烈的運動；然而，事實上，“管理得好的工廠總是單調乏味，沒有任何激動人心的事件發生”(德魯克語)。

　　當我們習慣于“運動”方式的管理時，就意味著“運動”成為了管理的常態。事實上，管理是一種平靜的、連續性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不枯的河流，企業的戰略執行、產品質量、市場銷售等等工作，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形態存在，假如這些工作變成了只在轟轟烈烈的運動中有效，管理就會成為缺乏連續性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抱佛腳。

　　推崇所謂“中國式管理”，常常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國企業管理企業必須適應國情。

　　然而，今天的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最真實的國情，其實是來自于無法避免的國際化的競爭和碰撞。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企業，無論你是身處偏僻的小企業、還是業已成型的大企業，都會和國際化的大企業構成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企業能夠逃脫這種來自國際化競爭和碰撞的宿命，這意味著中國的每一家企業，都會在逐漸的公開、透明、同質的市場環境下，早早晚晚的、無法避免的遭遇效率或績效競爭，這才是今天的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最大的、最嚴峻的、最真實的國情。

　　之三：“職業能力”丟失

　　當我們說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很強”時，它隱含著這樣一個判斷標準：他的工作能力的強與弱，是針對他所特定的職業或崗位而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職業能力”。

　　這就意味著：首先要有一個職業或崗位的出現，然后我們才有可能來談論職業能力的問題。但是，中國傳統管理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當員工的工作能力不足時，常被斥責為“敬業精神不足”等道德或精神因素，同樣，當職員創造出巨大成就時，其經驗又常被總結為“無私奉獻精神”。這種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中國人對于“職業能力來源”的特殊解釋，即：中國人是從人的品德或精神角度、而不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認知職業能力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人的品德精神=人的職業能力”這個結論，依舊在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企業管理。

　　“分工”創造職業能力

　　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個人的職業能力或專業技能，是個人秘而不宣的獨門絕技。但是，“分工”學說的出現，卻徹底的顛覆了傳統的極少數人的個人技能壟斷的局面。

　　“分工”學說是如此的強大。首先，它徹底的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老死不相往來的獨立經濟格局，整個社會呈現出高度的社會化的大分工、大協作的局面，社會財富由此成倍的增加；其次，分工帶來了大量的、新鮮的、前所未有的新職業，這些新鮮的崗位或職業，并不是零散的個別的工作現象，而是形成了大批量的職業階層，這意味著“職業階層”開始成為了社會的主導性力量；其三，對于個人和個體來說，它意味著個人的工作不再是橫向的面面俱到，而是縱向的深入專注，從而使得每一個人、每一個職業、每一個崗位逐漸的走向了專業化和標準化的方向。

　　但是，中國傳統的商業管理，卻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識。事實上，中國傳統管理幾乎從不談論“職務/崗位”的分工原則和崗位標準，而是大談特談“人”的品德素質或精神境界。一般來說，中國傳統的所謂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與小人、忠誠與奸詐”的品德范疇角度，將人劃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級涇渭分明的兩類人：好人與壞人。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品德分類法”，它導致了中國人一個特有的管理邏輯：凡達到圣賢和君子的品德素質要求者，無論干什么都是一流的；凡是被認為是品德低下的奸詐小人者，即使專業技能再突出，可依舊是惟利是圖的無恥小人。

　　“職業分工法”和“品德分類法”，造就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結果。西方社會基于“職業角度”的專業分工，導致了職業群體和職業階層的出現，形成的是專業化的、平等的、橫向的職業序列；中國的“品德分工法”，最終形成的是“士/農/工/商”等等權力化、等級化的、豎向的等級地位排序。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專職或專業的“職業政治家、職業經理人、職業技術工人”等等群體或階層，一直沒有明顯的出現。

　　“重復”造就細節管理

　　工業革命的事實告訴我們，高度專業化的職業能力，是來自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成千上萬次的重復性工作的結果——“重復”即造就了熟知細節、又造就了行為慣性。

　　顯然，我們忽視了“重復”在管理中的重要價值。當你長年累月的從事一項職業并且千百次的重復崗位流程，熟悉自己的職業或崗位職責就象熟悉自己的五官一樣時，那么，我們所期待的“細節管理”就會自然出現。實際上，所謂的細節管理，其實就是一系列連續性的、可分解的、可識別的職業或崗位的操作規范或科學流程。

　　因此，隱藏在“重復和習慣”背后的真相，是個人職業生涯的長期性、連續性和穩定性。但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品德分工法”，卻走向了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職業化道路。雖然中國傳統管理也強調“愛崗敬業”，但是，它的本質是一種強調服從大局的自我犧牲精神，同我們今天所說的高度專業化的職業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實上，敬業精神和職業能力之間的關系與次序是：并不是敬業精神造就了高度的職業化、而是高度的職業化使得敬業精神成為可能。通俗的說，假如你連崗位職責是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就不可能期望著滿意結果的出現。

　　從傳統商業走向現代管理的三道門檻

　　中國傳統管理充滿了的模糊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其中包含了大量個人的喜怒無常和性格偏好，因此，“可復制性、數字意識、職業能力”這三項最基礎性的管理工作，恰好是醫治中國傳統管理疾患的良藥。

　　今天的中國企業的管理者，之所以被“執行力管理、細節管理”等等問題搞得疲憊不堪、甚至是焦頭爛額，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在管理著一群“既不職業、也不專業”的企業組織成員——他們常常因為職業化能力不足而導致注意力不夠集中，總是不恰當的發生職業或崗位錯位，并且還沾染了批評和抱怨他人的惡習。在華為公司，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新進企業的大學生洋洋灑灑的寫了“企業發展萬言書”，然而，總裁任正非卻在上面批示道：“假如此人沒有精神病，建議開除”。其實，任正非的意思很簡單：請你專注于自己的本職崗位工作。事實上，這個大學生身上發生的事件，在過去卻常常被當作關心企業的正確事情而大加表揚，這個顯著的錯誤慣性，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事實上，西方企業管理由散漫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向今天這樣具有職業精神/富于合作/尊重法紀的職業人的過渡，是經過了近三百年的脫胎換骨的漫長歲月。從“農民”向“工人”的過渡和轉變，其本質是一種深刻的個人習慣轉變和逐漸職業化的過程，它是從傳統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織的農業生活，向遵守紀律、專心專注的工人工作習慣生活的過度，通俗的說，你不能指望一個隨地大小便的農民，會嚴格遵循工廠的操作制度；而一個跟隨著太陽按照時間的農民，也不會知道八點鐘按時 上班意味著什么。直到今天，就中國社會整體而言，依舊沒有完全實現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

　　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說，“可復制性、數字意識、職業能力”，將是中國企業管理必經的一次徹底的科學管理的啟蒙和洗禮，它們首先是一種現代企業管理意識，其次才是管理技術或工具。事實上，直到今天，依舊有大量的企業主/企業家并不知道，工業時代的“規模”是如何產生“效率”的？“組織”是如何象細胞分裂一樣毫不走樣“復制”的？“精細產品”是如何被制造出來并保持質量穩定的？因此，這三項基礎性的管理依舊對于中國企業具有現實的管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