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公司為什么會失敗

　回顧近年來的全球企業發展史，我們會發現，許多非常著名、優秀甚至處于行業巔峰的企業，卻出人意料地走向了沒落或衰亡。從安然、世通，到雷曼兄弟，以及眼下各種麻煩纏身的豐田、BP……那些曾經輝煌的商業帝國，或是一夜之間分崩離析，或是爆出驚天丑聞，或是因小事遭受重創、元氣大傷。不論歐美還是日本，企業的壽命都比以往大大縮短，平均壽命甚至不到十年。

　　為什么眾多優秀的企業會走向失敗呢?從表面上看，失敗的觸發來自各不相同的細微事件，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撥開層層表象深入其中仔細探究一番后，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的特征和規律，足以為企業和企業家之鏡鑒。

　　失敗之路：四種挑戰與五個步驟

　　美國達特茅斯商學院西尼•芬克爾斯坦教授研究發現，失敗的企業大多沒能應對好四種挑戰：創建新業務、實施并購、應對創新與變革以及面對新的競爭壓力。

　　業務模式的創新和業務邊界的拓展是企業持續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但在那些雄心勃勃要開辟新業務的嘗試中，卻不乏慘敗的故事，摩托羅拉公司銥星通信系統項目就是一個慘痛教訓。并購通常是企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并購幾乎能將一個公司可能的弱點全部暴露出來，“買入煩惱”成了許多公司的一場噩夢，能夠真正地成功并購并達到預期目的的企業并不多。在并購沖動中，戴姆勒-克萊斯勒、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都遭受了數十億美元以上的損失。技術變革曾使許多公司獲益，但當新一輪的創新需求出現時，一些公司卻患上了“變革免疫”，陷入對改變的不適應和恐慌之中，采取防御性態度，回避現實，以至坐以待斃。強生公司、摩托羅拉都曾陷入類似的困境。而在面對新對手的威脅時，一些久經沙場的優秀企業精心設計的競爭戰略完全失效的例子也并不鮮見，比如王安電腦公司之敗，通用汽車走向衰落等。

　　可以說，卓越的成功企業最容易忽視身邊的失敗陷阱，踏入柯林斯概括的企業衰落五部曲：狂妄自大、盲目擴張、漠視危機、尋找救命稻草、被人遺忘或瀕臨滅亡。

　　失敗之兆：成功帶來的“惰性陷阱”

　　成功不僅帶給企業榮耀和滿足，還帶來很多“副產品”。比如：成功掩蓋了公司存在的很多問題;帶來了管理者的自負;使公司上下沉醉于過去的勝利而放松了警惕，等等。芬克爾斯坦把這種因過去的成功而盲目自信、僵化閉塞的企業稱為“行尸型企業”。它們普遍不顧事實，排斥負面信息，并且越成功的企業，就越容易出現這種傾向。

　　哈佛商學院助教唐納德•莎爾在對“成功是失敗之母”現象的研究中發現，企業在成功以后，通常都會總結出許多條“成功之道”。這些被奉為圭臬的成功寶典不可輕易更改，并最終在企業內部形成了“惰性陷阱”：企業如果不依賴這些成功經驗就沒法做決策。企業管理者也頻頻向員工、媒體渲染自己的成功“圣經”。他們自己相信，也試圖讓更多人相信：沿著過去成功的道路，企業就會永葆生機。然而，失敗的種子已悄然播下。過去的成功之道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引導企業成功，也會使企業在新的環境下走向僵化。

　　老革命會遇到新問題。舊經驗雖然帶來了過去的成功，卻不能保證永遠成功。世易時移，企業的成功之道也要與時俱進，常換常新。固特異輪胎在危機中棄舊圖新，厲行變革，得以逃脫了陷阱;而世通公司固執地堅守往日的“成功經驗”不放，不惜以假賬來滿足對成功的自我想象，終致覆亡。

　　失敗之因：企業及其管理者的“壞習慣”

　　聰明的經理為什么會失敗?在芬克爾斯坦看來，關鍵因素可以歸結為四類：管理者的認知偏差，對錯誤的保護性機制，信息與控制系統的失效以及管理者的個性弱點。

　　高層管理者的認知偏差是許多公司慘敗的原因。面對新的機會和環境，企業需要準確把握消費者價值需求，遵循行業內在規律，而一些高管卻選擇了錯誤的方向，或未能做出必要的戰略調整。

　　對錯誤的保護性機制表現為“報喜不報憂”的風氣。這種風氣使員工“低頭做事，少說為佳”，破壞了萌發新觀點和新思維的土壤。在丑聞發生之前，安然、世通公司的董事會都沒有對公司的規章制度提出質疑。在摩托羅拉銥星業務失敗前，也無人質疑該項目背后的技術和商業邏輯。

　　高管對信息和控制系統的盲目信賴也容易導致企業失敗。貌似完善的信息和控制系統，會因內部信息流轉的嚴重扭曲，變得控制失效。當高管們以為高枕無憂之時，企業的“安全防火墻”可能已被嚴重侵蝕。

　此外，主要領導者在決策中的作用也非常重大。CEO不是絕對的理性人。他們個性和人格素質的弱點，很可能把公司帶往失敗。在嚴峻而復雜的形勢壓力下，一些CEO的反應甚至與普通人無異。而那些有著價值觀缺陷的領導者，更是容易導致公司的戰略出軌。因此，在討論公司戰略的時候，必須考慮做決策的具體的人。

　　埃默里大學的謝斯教授在《毀滅優秀公司的七宗罪》中指出，公司在走向成功的同時，多會不自覺地養成一些壞習慣：自欺欺人、傲慢、自滿、競爭力依賴、競爭近視、數量沉迷和領地守護等。這些壞習慣一經形成，戒除很難，持續下去不僅嚴重阻礙公司的健康發展，而且容易導致自我毀滅。

　　在企業的壞習慣中，也存在集體理性的衰敗。企業需要依靠文化來增強企業的凝聚力，但過于強調文化的意義，很可能會窒息企業的創造力。文化的凝固是悄無聲息的，在一片繁榮的外表之下，很可能遮蔽著嚴重的內部危機，以至在渾然不覺地遭遇失敗之后，人們才訝異于崩潰的迅速。

　　失敗之根：職業精神與商業倫理的失落

　　美國企業家霍博兄弟認為，在當今世界中，那些有利于營造良好工作環境的營養來自于歷史和信仰的傳承與擴散，即400多年前從歐洲遷居北美的新教徒所秉承的工作理念、生活方式和創業經歷。

　　對一個典型的新教徒來說，工作不是僅僅為了糊口或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種“天職”或“召喚”，即受到造物主的呼喚和指引，完成自己領受的使命，給自己、他人都帶來益處。這種純粹的、徹底的職業精神，能使工作者煥發極大的創造力，最大限度地發揮潛能，創造出超乎想象的豐碩成果。這種歷史與信仰的傳承，具體表現為職業精神和商業倫理價值觀的傳承。這種傳承把美國帶上了世界第一強國的寶座，也在二戰后的日本催生了一大批著名企業和世界品牌。

　　但近幾十年來，商科教育已不再強調傳統價值觀，人們學習和工作的動機更加實際，多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或者為了賺錢，不再有來自內心深處的根本動力。職業精神逐漸失落，工作的創造力難以發揮出來，甚至走入歧途。安然等公司虛假賬目反映的管理層欲望膨脹和道德失范，金融危機中顯現的企業過分追求虛擬利潤的行為，都緣于此。而日本呢，稻盛和夫擔憂地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人們就已經不再重視勤奮、刻苦、嚴謹的生活方式，青年人更熱衷于取得美國商學院的學位，好攀上更高的位置。

　　說到底，職業精神的淪喪正是企業各種危機的根本原因。普通員工缺乏職業精神，導致無序、低效和口不應心，養成企業的各種壞習慣。而沒有職業精神的企業管理者，則直接導致企業經營哲學和經營理念的偏差，將企業推向失敗的泥潭。德魯克在晚年曾認為，公司領域的改進需要整個社會的信仰復興。重塑職業精神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失敗之鑒：“中國式失敗”的啟示

　　在世界著名失敗企業的名錄上，華商企業別具特點，王安電腦公司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變革 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也出現了“中國式失敗”的獨特景觀。許多企業如同焰火般倏然升騰，又在一夜間隕落飄散。吳曉波的《大敗局》一書總結了中國草創型企業家共有的“失敗基因”：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關懷意識，普遍缺乏對規律和秩序的尊重，普遍缺乏系統的職業精神。由于文化和社會的原因，中國企業“先天不足”，企業家又缺乏持續自我提升的自覺意識，往往還沒有真正成功就已經敗走麥城。

　　中國歷史上長期的重農抑商政策不能產生適應商業文明的職業精神，如今也仍未建立起一套堅實、統一、穩固的商業倫理價值觀。變革 開放以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價值觀的沖擊帶來了商業倫理的扭曲和失范，在社會生活中呈現眾多負面特征：弄虛作假，巧取豪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追求利潤而不顧公益和社會底線⋯⋯導致社會大眾對商界缺乏足夠的信任，成為許多中國企業難以做大、難以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化時代，國內企業家可以便捷地分享世界優秀企業的成功經驗。然而與“成功學”相比，學習“失敗學”也同樣重要。失敗的企業具有反面教育價值，從思考安然、雷曼兄弟等為何土崩瓦解中學到的東西，并不比從韋爾奇、郭士納身上學到的少。在中國的本土語境中也不乏值得學習的失敗案例，可企業家多對此不屑，紛紛從曾國藩、胡雪巖身上學習為商之道。殊不知，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審視、反思和戒除內在的“文化惡習”和制度劣根性，中國企業還將在徘徊、困頓中錯過更多機會。

　　中國企業要追求卓越、躋身世界一流，需要的是學習和養成真正的職業精神，塑造健康有序的商業倫理價值觀。在倫理底線上，只有遵循沒有創造。只要能夠識別并采取行動應對那些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習慣，大多數公司都能實現基業長青。把失敗知識化，從過去的失敗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用以指導現在的行動并預測將來，努力不犯同樣的錯誤，這是“失敗學”的意義所在。

　　如果中國企業家都能從“失敗學”中學到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是有一天他們不需要再讀曾國藩或胡雪巖的原因所在——即使讀，也不是抱著現在這種心態和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