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曉慶到黃光裕：違法發財時代的終結？

備受關注的黃光裕一案，在經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后，終于在3月29日、30日進行了非公開的庭前質證。此前，檢方指控黃光裕涉嫌的罪名有：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及泄露內幕信息罪、單位行賄罪。

從牟其中到賴昌星、從劉曉慶到仰融、從楊斌到周正毅、從顧雛軍到黃光裕，一系列民營企業家的落馬，說明積累多年的問題終究將會爆發。種種跡象表明，當前中國民營企業正面臨歷史性變遷，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正經歷一場歷史性的篩選和分野。一個個富豪的隕落，實際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完結——那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瘋狂階段正在被歷史的強有力的巨手畫上句號。不管富豪們是否愿意，曾經的瘋狂、無序、血腥、欺騙必然遭到強力整肅，繼續鋌而走險的富豪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將不會有未來。

民營企業是中國的希望，中國制度創新的巨大成就和民營企業的成長分不開，包含了企業家的無數辛苦與心血，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功績。但我們同時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到，許多民營企業的發跡有著深重的原罪色彩——那迅速壯大的民營企業未免有些先天不足，那迅速致富、擁有天文數字身家的富豪們未免有些下盤發虛，那可歌可泣的所作所為未免敢于拿到陽光下來晾曬！這就是中國轉軌期的嚴酷現實，這也是幾乎一切發展中國家（如“裙帶資本主義”的東南亞）難以避免的副產品以及殘酷的歷史與現實。

然而，將所有的臟水潑向民營企業家們卻也是不公平的，“原罪”的討論更是不應該地遺漏了其中復雜的社會背景。事實上，筆者早就指出，變革 實際上意味著對原有種種法律法規以及制度的打破。因此以原有體制而論，變革 者必然有“原罪”；但以變革 者而論，卻是傳統體制有“原罪”。中國的“問題富豪”也是這樣，他們事實上是長在“問題制度”之樹上的果子。“問題制度”缺陷太多，“問題官員”太腐敗貪婪，這些無疑是導致民營企業家“出事”的重要背景。

但沒有辦法，民營企業家必須一方面向前走，另一方面要學好，從野蠻生長走向文明生長，而這一條路注定將是狹窄的，并且人們不太愿意去選擇。正如《圣經：新約馬太福音》所告誡的一樣：“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7章 13-14節）。

但如此潔身自好、自律前行的道路有誰去走呢？財經作家張小平，在出版了暢銷書《首富真相——黃光裕家族的財富路徑》以后，又推出了最新財經力作《首富長青 ——劉永行兄弟中國式創富》，試圖記錄“走窄路”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標本。在書中，作者把希望集團的劉永行、劉永好兄弟喻為“貧瘠土地上長出的商業奇葩”，足見其道路之曲折艱難。

在中國變革 開放前30年的過程中，我們遺憾地看到：那些踏足原罪捷徑的民營企業家，其實往往不一定深陷黃光裕似的囚境，很多人一直悠游在法網之外，甚至輕易逃逸、憑著非法斂聚的巨額財富在國外過著神仙般的日子；而當初像劉永行兄弟一樣嚴以律己、拒絕官商勾結、躋身道德窄門的企業家們，卻無異于自絕“時代機遇”、自廢武功，而能夠碩果僅存、創造30年基業長青傳奇的劉氏兄弟算得上是少數甚至異數。

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行為畸變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不違法，就別想發財；想發財，就要不擇手段、鋌而走險。前30年的中國社會，不靠賄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為富豪簡直寸步難行！基于此意義上來講，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家的誕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終的結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還是洗不白。所以中國人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思考：如果不創建一個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員不能被迫約束自己，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有可能全軍覆沒。

當然，中國民營企業家們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頭上，還與其自身跛足的商業精神有關。對比西方清教徒從信仰出發的“榮神譽人”的商業精神，中國的企業家可以說是先天不足。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價值觀，當然也沒有良好的商業精神。

事實上，西方清教徒企業家是從“禁欲”開始走上商業之途的，我們的企業家則是從“貪欲”走上發展之途的。大多數企業家對于自己的經營目的并不明確，攀比心態、“江湖”心態嚴重，表面上是民營企業家，骨子里其實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過創造財富而獲取財富、最終達到兼濟天下的目的。許多人想的是鉆制度的空子，通過“分配財富”、“轉移財富”的辦法，去實現一夜暴富的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冒出來的這些“轉軌富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如果中國社會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的財富倫理，中國下一步的經濟變革 就有可能陷于社會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從歷史的長鏡頭看，以經濟變革 單兵突進的中國變革 至少存在三點明顯不足：一是在經濟建設層面，財富的積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戲規則；二是在社會平衡發展層面，缺乏收入分配的應有調節，導致財富鴻溝不斷加深，社會上出現“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規范層面，變革的意識形態在為私欲正名的同時，卻缺乏對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這一遠大理想的扎實建構，因此陷于另一個極端，日益將社會引向物質崇拜、金錢崇拜。

中國人一般都相信“倉稟實而知禮節”，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經濟發達了人才變好，而是先有一幫守規矩、講誠信的好人，然后才有發達的經濟，即“知禮節而倉稟實”。從英美文化演變與經濟發展的歷史看，就是馬克斯·韋伯所闡述的先有“清教倫理”所孕育的資本主義精神，后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

中國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國的市場體制也必定會越來越規范。體制轉軌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法網收緊的過程，每當制度轉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會有一批為富不仁的“大魚們”被拋棄出局，成為體制的殉葬品。

從這樣的歷史眼光看，“劉永好現象”就更加寶貴并值得研究。劉永好為什么能與眾不同地堅持走出一條好人之路，支撐其前行的道德與倫理力量是什么，與西方清教徒企業家們道路相比，劉永好式的好人道路有什么不同，我們可以從劉永好的經歷在體制變革、企業變革與文化變革上學習到一些什么東西？

中國沒有選擇，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單純、歡快的旋律之后，中國社會將進入新的財富樂章，遵守最低規則（守法經營、照章納稅），追求更高準則（負起社會責任，作高尚企業），將日益成為新的時代強音。

中國沒有選擇，歷史將越來越告別“問題富豪”時代，走向“陽光富豪”時代！中國的富豪同樣沒有選擇，只有自覺地告別“問題富豪”時代，走向“陽光富豪”時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

在徐徐展開的中國“陽光富豪”的大舞臺上，人們將樂于看到有越來越多像劉永行、劉永好兄弟一樣的富豪站出來，走上前臺，經受陽光的考驗。人們將樂于看到，一代“陽光富豪”將真正鑄造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的騰飛。

而在此大轉型過程中，除借鑒劉永好等的行為外，中國民營企業家實在還應該讀一下《圣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3章24節中的這樣一句值得中國民營企業家們警醒的話：“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