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升：這4個陷阱，至少毀了10個華為！

我最擔心的是：中美科技脫鉤

這兩年，美國對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和圍堵可謂是愈演愈烈，最近一段時間更是利用芯片技術對華為進行全面遏制，甚至到了連留學生都拒收的地步。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就不要再對中美科技的進一步合作抱有幻想了，說得直白點，中美科技“脫鉤”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了。

其中有一個問題可能也需要我們再明確一下，科技脫鉤的始作俑者實際上不是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的思維框架里就沒有高科技這個東西，他是一個傳統地產商，對5G、AI等信息技術并不感冒，他關注的是關稅、貿易逆差這些問題。發動科技脫鉤其實是美國的建制派，尤其是美國的軍隊、外交和情報系統。

這件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十幾年前，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我們的一批高科技企業打入了美國市場，兩國高科技企業之間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摩擦和挑戰，比較典型的就是華為與思科之爭。

面對華為的挑戰，思科一開始打技術戰，后來發現好像打不過華為，因為華為的研發也很厲害，技術上打不過怎么辦呢？

它就打專利戰，講華為剽竊、抄襲、侵犯知識產權，華為當然不服，兩家企業又開始打法律戰，最終演變成了今天這樣一種政治戰。

而通訊這個行業天生又與軍情系統有著很密切的關系，當思科手里沒有能打的底牌后，為了避免本土市場被華為攻陷，它就把這件事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上，說華為的產品不安全，侵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里面又涉及了美國式腐敗，思科與美國政府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人事和利益往來，這件事后來就由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跟進，就這樣，美國的軍情系統開始卷入到了華為與思科之間的恩怨里了。

美國此前利用各種技術手段竊取全球的信息，以后如果是華為中興的設備成為全球主流，他的技術手段將會嚴重受限。

所以科技脫鉤與特朗普本人并沒有太大的關系，更多的是美國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以及背后資本的推動。當然，早期是為了一小部分人的商業利益，后來被上升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霸權的高度了。

　最壞的情況還沒有到來……

今天這樣一個科技脫鉤的趨勢，我覺得對于中國高科技企業乃至于整個國家來說，同樣是一個值得警醒的信號，因為它暴露出我們發展路徑的問題。

過去，我們通過大規模的代工制造形成制造業產業集群，又通過大規模地推出本土品牌，在一些與市場、消費品以及工業制成品相關的技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因為這些領域基本上都是由市場驅動的，我們通過大幅讓利的辦法從美國及其盟友那里獲得全球市場的準入權，通過全球市場養出了持續進步的技術。

但另一方面，這種方式就像是你開出了一朵鮮艷奪目的花，而這朵花一直插在別人的花瓶里，靠著別人給它提供的營養液生存，沒有自己的根。

我們知道，華為手機也很先進，能夠挑戰蘋果和三星，可問題是無論其中的軟件生態還是核心芯片乃至于背后的光刻機，都是嫁接在別人既有的體系之上，這就相當于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只會使得別人的生態更強大，因為我們沒有屬于自己的底層技術。

前兩天我和一位國產電腦廠商的老板也聊到了脫鉤問題，他拿Windows系統舉例，說如果美國進一步脫鉤，真的禁止我們用Windows系統就麻煩了。

過去三十年，我們開發出來的各種軟件都是嫁接在Windows基礎之上，將來倒是也可以自己建一個系統，但這個轉換系統的過程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的強大，就在于他能以這半個多世紀積累下來的底層系統、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強化其他國家對自己依附和依賴性。

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底層生態在我這，你們越發展，我就越強大。

而美國對我們的打壓手段也遠遠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還可以動用歐洲各國、日本、韓國甚至新加坡和以色列等盟友對我們進行技術上的管制，利用他對于這些盟友的權力杠桿來遏制我們，在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方面，美國還是有很大影響力的。

所以最壞的情況是什么呢？

是這個脫鉤不僅僅局限在中美兩國之間，很可能會發展成我們被迫與多個國家科技脫鉤，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會把我們趕出他們的科研力量和知識體系。

這4個陷阱，至少毀了10個華為！

顯然，這樣一個形勢已經迫使我們不得不搞徹底的自主創新了，必須要把自己的花朵從美國的花瓶中拔出來，重新插到中國的泥土上。

然而，每當談到自主創新時，總會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和看空中國的人來和我爭論，他們會問為什么大量的中國杰出科研人才喜歡跑到美國去呢？為什么他們在中國做不好，跑到美國卻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呢？

在我看來，這一爭論的背后其實包含了兩個大的問題：

一是發展階段。大家知道，搞科研、搞創新是需要花很多錢的，只有在全球市場體系的中心地區才養得起這種創新，換句話說，美國燒得起這個錢。

二是文化氛圍。創新是一個場域，它不是靠一個天才般的個體靈光一閃，而是靠一個群體知識的不斷積累、思想火花的相互碰撞以及科研信息的互通共享。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以往的文化當中，確實存在了一系列抑制我們創新的因素，我大概總結為這樣4個陷阱：

1． 過去三四十年里，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重物輕人。

例如，我們的科研單位特別喜歡報銷各種耗材，你想要引進一個先進設備，預算經費會非常多，可是如果你想要給人發錢，想要高價聘請一些專家，這個難度就很大。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我們的財務體系、預算編制的邏輯就變成了寧愿為物買單，也不愿為人而買單，說白了，其實還是一種窮人思維，窮怕了，好不容易攢點錢，得買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看起來很先進的硬家伙。

2． 我們對說謊、造假的懲罰和仇視力度不夠，或者說容忍度偏高。

我非常欣賞任正非先生說的一句話，他說“美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對象”，我覺得美國有一個巨大的優點，就是他在科學技術領域以及資本市場上，對說謊、造假等行為始終是高度仇視的，當然在政壇上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美國的一些著名騙局，主角被逮捕之后，可以判上幾百年的刑罰，但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如果一個人去造假、說謊、操縱股市，被逮了之后，頂格罰款可能也就幾十萬，跟他的潛在收益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

而當一個科研人員去造假，當他把別人芯片上的商標磨掉后拿著交差，當懂行的人明知是假的也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抬手放過，這對于真正有效的創新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剝奪了那些擁有真才實學的人的資源和機會。

所以，我認為一個社會對這種說謊和造假的忍讓，所付出的長期代價將會非常巨大。

3． 面子文化，中國人好面子，怕出丑、紅臉，我們還講究尊老，學術界習慣給老同志、老權威足夠的面子和地位。

這種論資排輩、不喜歡辯論和批判的行為模式對于創新其實是不利的，首先，從人的智商角度來講，一個人在28歲左右會迎來智商的最巔峰，然后開始穩定下降。

一位七八十歲的老教授，他可以憑借經驗在某個技術領域退而不休地進行研發，但如果讓他在科學思想、在基本的理論上實現重大突破，邏輯上講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研界過于倚重老同志，重大項目如果都是老年人牽頭，很難有重大突破。偉大的突破還是要指望中青年研究人員。

其次，中國年輕人的不喜歡公開辯論不敢挑戰權威，對于創新也是不利的。

我教過世界各地的學生，中國學生的學業其實是很好的，但是課堂討論極少聽到他們的觀點，發言機會都被其它國家的年輕人搶走了。

我們要想有創新，就必須有意識鼓勵年輕人站出來發表獨立見解。

我自己在學院里主持關于具體工作的討論會時，往往讓年輕人先說，而不是資深教授先說。如果是資深教授先發言，先定調，等后面的年輕人再發言時，他就不太好去否定前輩的觀點了。

年輕人的觀點或許聽起來不太靠譜，但很有可能是來自一線實踐而有創新、有創意的觀點，而在所謂的權威壓力下，他們的很多新想法就還沒等提出就先被抹殺了。

4． 中國的教育考試體系，追求的是全方面的平衡，而非單項能力的突出。

我們每個人從小就被要求不能偏科，因為只有各門功課都好，考出來的總分才會足夠高，才有可能被重點大學錄取，但這造成的結果就是，能接受到最好教育的那批人，往往是一些各方面都不錯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

尤其是這十幾年各級考試難度降低，導致高智商的孩子冒不出來，被選拔上來讀名校的是那些智商尚可但比較刻苦也比較細心的孩子，這樣的孩子中間，天才占比顯然低于此前。

而社會中其實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只是由于天生能力結構或者智商結構分布不平衡，就被我們的教育和考試體系無情地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只讀了一個專科或者三本，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也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適當改革我們的考試和人才選拔體系，如果你要培養一批物理學家，為什么非得讓他詩詞歌賦、外語語法樣樣精通呢？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性。

這4個因素，是掣肘中國創新最大的障礙，至少影響了中國十個華為的誕生。

我對自主創新持樂觀態度

當然，國家也已經愈發重視上述的問題了，像我們最近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

可就像之前的爭論一樣，當我們的新型舉國體制提出后，便有人說中國雖然取得了一些技術進步，但主要還是模仿，或者是以別人的技術為基礎做了一些局部突破，算不上真正的創新。

但我想說的是，真正要預判未來的趨勢，首先要理解創新背后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到底什么東西會帶動創新，而當你理解了創新背后的真正原理，便會發現，我們其實是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來煥發出中華民族創新的全新生命力。

從歷史上來看，偉大的創新極少是由窮國來實施的，它與一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是緊密相關的，為什么中國以前的創新比較少，簡單來講就一個字“窮”，作為一個窮國，如果你投入巨量的資金來搞研發和創新，其實是違背經濟學和市場原理的。

因為你的比較優勢就是老老實實地做那些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和低資本密集型的生意，這樣你才能賺到錢，而創新很大程度上帶有燒錢、賭博的味道，這里面存在著巨大的風險，窮人承擔不起這個巨大投入和風險。

我們以收益為例，盡管你單看某一項成功的創新帶來的收益可能是挺高的，但問題是如果把那些大量失敗的嘗試、打水漂的投資算在里面，你會發現整體的資本收益率并不是特別高。

所以對于一個窮國而言，當你有得可學、有得可抄、有得可逆向工程模仿的時候，你非得獨立地重新發明一個輪子，這個必要性是不大的。

那為什么最近幾年我們的創新會蹭蹭往上躥呢？第一，我們有錢了，我們有那個資本，可以燒得起那點錢。

第二，我們的市場大了，過去二十年里，我們的政府通過各種貿易協定和經濟外交措施，為中國的企業打開了全球工業制成品的大門，盡可能地確保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份額。

這一點其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你的錢投入到創新之后，是需要看到產出，需要在市場上獲得回報從而形成循環，只有一筆錢的投入是構不成創新大國的，只有形成投入產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環才行。

從這個角度來講，想要看到回報，關鍵就在于創新產品的市場，一定要有盡可能寬廣深厚的市場來容納你的創新投入，分攤創新的成本和風險。

我之所以對中國未來十年內的創新和技術進步持比較強的樂觀態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可以分攤研發成本和風險的全球市場和國內市場，這樣一來，我們的創新投入在經濟上就是合理的，就是可持續的。

中國五億中產階級能掙能花，他們支撐起來的巨大本土市場正在超過美國消費市場，成為絕大多數可貿易品的最大市場，再加上一帶一路開拓出的全球市場份額，我們的企業享有巨大的市場空間。

今天來看，中國如果想要搞好創新，從美國是學不到了，不僅專利技術不賣我們，連留學生都拒收了。

但即便不得不和美國科技脫鉤，只要我們始終保持充分的開放，在全球消費者中間占據足夠大的市場份額，我覺得就沒什么好怕的，至少從財務上來看，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投入是可以持續的。

能不能再造一個華為？

最后，我們再從自主創新的角度談一談華為。

2019年，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大概有2.2萬億，這其中有20%多是政府投入的，剩下的70%多是由國企和民企投入的，而從企業在研發上的投入比重來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華為，僅華為一家的研發投入就占到整個中國總投入的7%左右。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華為已經成為中美兩國博弈過程中具有旗幟性意義的戰略要地了，如果華為倒了，國內很多想走自主創新道路的企業可能也就放棄夢想了，因為他的榜樣都死掉了，他也沒有再堅持下去的信心和動力了。

而如果華為贏了，對這些企業乃至整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場士氣上的鼓舞，華為的身后會逐漸形成一批追隨者，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到自主創新的進程中，我們也會形成多個屬于自己的產業平臺和生態。

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的高科技企業還是應該向華為學習的，有人說華為那么大，我到底該學什么，在我看來，有兩個關鍵點是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鑒的：

第一，構建一個公平合理的內部分配機制。

所謂財散而人聚，財聚則人散，很多高科技企業一開始窮的時候，團隊成員像兄弟一樣同患難，可等到企業做大了、有錢了，卻很少能夠做到共富貴，問題的根源就是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創始人格局有限、心胸狹隘，想的不是怎么進一步改變世界，而是如何獨享利潤。

老板是什么樣的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等到公司上市后，很多人就直接選擇股權變現，然后帶著知識加入到別的公司，甚至另起爐灶成為競爭對手，一個好端端的團隊變得七零八碎，其實挺可惜的。

而華為一方面堅決不上市，保證了利潤只能進行分配，不能在資本市場上迅速資本化，另一方面又主動把錢分下去，早期是全員持股，今天人數多了，可能做不到全員持股，但至少全員都有分紅權。

這樣一來，華為就像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梁山好漢一樣，只要他是一個奮斗者，就有資格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這樣一種慷慨的論功行賞機制，不僅篩掉了不符合華為狼性文化的員工，也吸引著外部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加入華為。

第二，保持對外的開放性。

可能有人覺得華為內部好像是非常封閉的，沒有充分的向外部展示，但華為其實是一家非常開放的企業。

九十年代任正非就請了人民大學的一些教授起草了《華為基本法》，后來又花費40億請IBM幫助華為進行流程改造，包括華為內部的研發人員，外籍員工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華為其實非常善于吸收外部資源，比如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他不會局限在自己的思維框架內，所以他的體制機制非常有戰斗性。

至于中國會不會再出現一家像華為這樣的企業，我認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我們有著近5億的中產階級

這個數字從全球來看也是最大的，他們所帶來的市場也將是巨大的，只要這個市場繼續擴大，我們就具備在各個行業誕生可以媲美華為的新巨頭的潛力。

2． 技術的進步正在形成新的行業和風口

比如自動駕駛等等，這些新行業還沒有被西方完全占領。

隨著一批華為追隨者的出現，只要他們能夠凝聚一批能人，學習好華為、阿里等先進企業的文化和管理理念，完全有可能成為這些新興行業中的華為。

3． 我們有著工程師紅利和政策紅利

中國每年畢業的工程師人數超過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俄羅斯的總和，再加上我們的大基金、政府采購等扶持政策，在人才儲備和政策支持上，我們有著足夠好的條件。

從大的方面來看，只要我們的政府在孵化“一群華為”的過程中，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為中國高科技企業打開全球市場的大門做好經濟外交工作，我們的科研界依然能夠保持與全球科研的緊密連接，我們的科研文化和體制能夠盡快得到改革，我們就一定能再造多個華為。

我始終相信，勝利的天平最終一定是傾向我們這邊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正和島觀點）

作者簡介：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教授、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專業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特聘研究員，世界經濟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