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年輕的時侯,是學習型的人才,沒有學富五車,也有四車半。他跟鮑叔牙是好朋友,從小一起玩到大。鮑叔牙對管仲很了解,知道管仲有理想、有志向、有才能,是賢才型的人物。管仲家里很窮,有時利用智慧占鮑叔牙的便宜。所以,史書記載,管仲常欺鮑叔牙,這里的“欺”是欺騙的意思,而不是欺負的意思。鮑叔牙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對管仲的行為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是對管仲很好,沒有抱怨管仲或講管仲的壞話。他們兩人參與了齊國繼承人的繼承權的權利紛爭。鮑叔牙輔佐齊國公子小白,管仲輔佐齊國公子糾。由于公子小白抓住了機會,繼位為齊國的國王,稱齊恒公。小白的政治對手公子糾死了后,輔臣管仲也被捕了。
鮑叔牙向齊恒公推薦了賢才管仲,管仲得到重用后,沒有辜負鮑叔牙與齊恒公的期望,果然輔佐齊恒公成為一代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說,我家里很窮,經常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錢的時侯,我私自多分了些錢,鮑叔牙不認為我貪婪,是因為知道我很窮。我經常為鮑叔牙一起謀事,而自己更加窮困,鮑叔牙不認為我愚蠢,是因為知道時機有利與不利之分。我曾多次入仕而被主子趕走,鮑叔牙不認為我沒有出息,是因為知道我機會沒有到來。我曾多次在戰爭中當逃兵,鮑叔牙不認為我膽小怯懦,是因為知道我家里有老母要我贍養。我輔助的公子糾失敗了,我也被囚了,鮑叔牙不認為我無恥,而是知道我不羞小節而恥于庸碌無為功名不顯于天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牙推薦了管仲后,甘心情愿當管仲的下屬。鮑叔牙的子孫都是齊國的公務員,而且有封邑的子孫傳了十余世,而且還出了有名氣的官員。天下人的輿論都不多講管仲賢能,而多講鮑叔牙有知人之能,知人之德。
管仲在齊國擔任齊國總理,以區區靠近海濱的小齊國,發展經濟,通貨積財,并且富國強兵,使與百姓同好惡。所以,他在《管子》一書中稱述說:“倉庫儲備充實了,百姓才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才能分辨榮辱;國君的作為合乎法度,“六親”才會得以穩固”“不提倡禮義廉恥,國家就會滅亡。”“國家下達政令就像流水的源頭,順著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給他們;百姓所反對的,就替他們廢除。
管仲執政的時候,善于把禍患化為吉祥,使失敗轉化為成功。他重視分別事物的輕重緩急,慎重地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齊桓公實際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襲擊蔡國,管仲就尋找借口攻打楚國,責備它沒有向周王室進貢菁茅。桓公實際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機讓燕國整頓召公時期的政教。在柯地會盟,桓公想背棄曹沫逼迫他訂立的盟約,管仲就順應形勢勸他信守盟約,諸候們因此歸順齊國。所以說:“懂得給予正是為了取得的道理,這是治理國家的法寶。”
管仲從一個窮人變身為富人,擁有的財富可與齊國國王相比。管仲擁有華麗的三歸臺和國君的宴飲設備,齊國人卻不認為他奢侈僭越。管仲去逝后,齊國仍舊遵循他所制定的法律法規與各種制度,所以,齊國仍舊稱霸諸侯,比其它國家強大。其后過了百多年,齊國又出了個賢相晏嬰。
我們作為高級管理人員,從管仲的傳記總結出如下經驗:
一是管理者要以動機來激勵自己。管理者通過挖掘個人未滿足的需要,這些需要是由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關注需要組成。這些未滿足的需要使管理者緊張而形成驅力,進而尋求行為,達到需要獲得滿足,緊張解除。
二是結交一些真誠的朋友。交朋友要結交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朋友,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有些知己朋友對管理者的個人事業與人生有很大的益處與幫助。不要交損友,交損友會使自己受害。
三是通過個人努力達到個人目標。個人要培養管理能力,進行工作設計,對目標 績效 建立評估系統。然后提高個人績效,得到組織獎賞,最后達成個人目標。
四是重用從競爭對手挖過來的人才。競爭對手方面如果有優秀的人才,我們不妨把其拉攏或者挖掘過來。從對手方來的人才,比我們更加知道對手的優劣勢,能把對手的優勢與長處克隆或者復制過來。
五是針對下屬的成熟度采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屬成熟度劃分有四類員工。一類是有能力且有愿意,二類是有能力但不愿意,三類是無能力但愿意,四類是無能力而且不愿意。對四類員工采用告知的方法。對三類員工采用推銷的方法。對二類員工采用參與的方法。對第一類員工采用授權的方法。領導者類型分為四類:一類是高任務高關系型,適宜用推銷的方法。二類是高任務低關系型,適宜用告知的方法。三類是低任務高關系型,適宜用參與的方法。四類是低任務低關系型,適宜用授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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