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與仙為鄰？

    我對生活的態度就兩點：一是心靈自由，保持我的心靈自由，就如兒童能觸摸到的真實。由此我才能觀察一些事情，還能似乎有道理地講一些事情。當然做企業，也需要心靈自由；二是少睡覺，因為你睡覺比別人少，你才能多做一點事情，前一段寫《理想豐滿》的時候，八個月時間，我大概每日 只睡四五個小時，這樣的話，我才能夠多做一點事情，這也都是笨辦法。

    心靈自由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少睡覺則是一種體力活，要把人生這段有限的時間價值最大化。最近我一直在想，希望自己能做一些對社會、對個人有增量的事情。所謂有增量的事情，比如說賺錢，如果是在臺灣那邊和河南、山西都能賺一元錢，那我就選在臺灣做。所以我們現在在臺灣投了一個小項目，叫臺北2011，是一種度假公寓。這個項目是大陸第一個投在臺灣的地產項目，它會增加我對臺灣的了解，這對我的人生就是有增量的，也利于兩岸的經貿合作，這些都是有增量的，所以我愿意做。這是我選擇的一種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心靈自由非常重要，你能夠有效地去思考問題，因為每日 有些人也思考，比如說一個農村婦女，沒有太多的文化，在山里頭，她也思考，只是說她的思想沒有傳播，或者說傳播以后沒有引起共鳴。

    那么你心靈自由了，你可以想的很開闊，你能夠對人生抱著一個樂觀的態度。無時間、無角色、無是非、無金錢，這樣你就變得淡定了。神不講錢，神也不講人間的是非，神也沒有時間的概念，24小時你找他，他老在，什么時候你跟他討論都行。所以我就說，如果你要心靈自由了，你幾乎就成了神的鄰居。那么你就可以俯瞰所有的事情。這樣你做事情時，做決策時，才能夠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算別人算不清的賬，做別人不做的事情，你才能在做出一些商業上的決定時比別人有所不同，有所創新。

    國內沒有定價功能

    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和喬布斯相比大同小異，比如說冒險、偏執、有想象力，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

    因此，在中國的問題，不是企業家能不能成為喬布斯，而是有喬布斯這種素質的企業家，能不能創造出蘋果這樣的公司。如果沒有蘋果公司，喬布斯不值錢，他的關鍵是處在了一個充分競爭、鼓勵創新、權益受保障、法制完善的環境中。

    現在又出來一個28歲的扎克伯格，比喬布斯還懸乎，這時我們應該去思考，個人能力要與一個什么樣的制度結合，才能產生這種創新公司。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是在境外 上市 的，中國內地自己為什么就不能有這種土壤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定價。

    對企業家來說，最好的鼓勵就是對創新的定價，如果一個市場沒有這種定價功能，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像扎克伯格一樣，他開始用網絡泡妞，最后他把這事變成一個巨大的公司，一個偶然性的創新，市場也給你一個很高的定價。這樣的定價機制就會激勵無數的人前仆后繼去做這樣的創新。一個喬布斯，一個扎克伯格，他們的背后可能死掉了無數的企業。

    因此有效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對創新和企業家能力的定價，而這個定價，應該不受歧視，不受所有制身份、個人身份影響。

    目前，國內市場最大的問題是已經失去了這種定價功能。

    企業家的“家國情懷”   中國人有一種傳統士大夫的情結，比如說左宗棠在山里教書時，他就惦記著國家大事；諸葛亮在隆中時，他想的也凈是大事，這都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這一點在現代人身上有一個折射，也就是所謂家國情懷。

    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功夫在中國傳統的讀書人身上都很強烈，特別是在社會封閉、個體不夠發達時，個人特別容易用國家、民族來代替自己的發展路徑，去想更多的國家大事。

    這就是中國傳統的讀書人，比如陳東升，1983年時他是《青年 論壇 》 北京 記者站站長，我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有時給他寫稿。那時，我們總在人民大學的一個黑乎乎的學生宿舍里見面，大家聊的事兒、操心的事兒沒有個人發財的事，也不談個人生活的事兒，都是很大的事兒和別人的事兒。這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

    這個精神氣質其實有兩個特別的外在條件：

    一是，封閉的社會，這種社會中的士大夫或者所謂精英都被強加了一個外在的理想。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長期的習慣，比如說，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在學校學的都是大事，為人民服務什么的，沒有個人生活的東西。長大后，大家也都是說別人的事兒，不說自己的事兒。政治、社會和文化精英都會被強加這種意識形態和關鍵文化的價值體系，這是造成我們這一代人所謂家國情懷的主要原因。

    與此相對照，開放、民主、自由的社會中，所有人都是在法律給定的渠道下，表達自己的意見，說自己的事兒，全是小事，按照個人理想去奮斗，最后集合成一個民族的共同特征，他也能形成自由、創新、法治的特征。扎克伯格絕對不會說家國情懷的事兒。

    二是，由于當時社會提供的自由發展的通路太少，我們那一代企業為什么都關心國家大事呢？假定說社會，我捏腳也能捏成億萬富翁，那我還關心這事嗎？我做互聯網，我能夠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英雄，我還會天天管那些閑事嗎？現實發展空間越大，人們可能越不會去關心那些所謂的家國情懷的大事。

    由于個人發展的制度空間太小，所以沒辦法大家只能去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強制力，你不想還不對。在變革 開放前，各類考試，考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國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什么的，你要不考試，你還沒有別的地方發展，也不可能很好地活著。于是大家就落下了一個病根。

    因此，我說“92派”這些人有所謂的家國情懷，不要完全簡單地從正面來理解，也可以從反面來理解，這是他們的不幸，如果說我們的國家和體制能更早地變革 開放，給我們更多的發展空間。那說不定，我也成為扎克伯格了。

    理性對待移民

    一些媒體和一些說話有影響力的人在說企業家移民是什么“外逃”。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指責。首先，我們要檢討企業家們為什么出走？如果說，一個地方的社會治安特別差，導致良家婦女走夜路，經常被侮辱，在這種情況下，她們會怎么辦呢？要么不出門，要么多穿兩件衣服，實在不行搬個家，換到安全的地方。這是人之常情，現在的一些民營企業家所處的環境和這種軟弱、無奈的良家婦女有些類似。她都可憐成這樣了，還有人指責她。那就相當于有人天天要出來調戲這婦女，最后婦女搬家了，他還罵人家：“我天天在這閑得慌，你為什么不出來讓我調戲？為什么要逃走？”所以我就說這種指責是極其霸道和殘忍的。

    社會治安搞好了，社會環境變成夜不閉戶，良家婦女夜晚出門，心里毫無忐忑感，如果你做到這樣，她還搬走，那就是她不愛鄉不愛土了。

    我們一些民營企業實在是沒有招兒了，他走是一種自我保護，他沒有害任何人，就相當于社會治安不好，他搬個家，那是他實在太弱小。當碰到所謂移民呀、轉移資產呀，大家要想一想這個體制出了什么問題，有哪些不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不利于我們能夠安心地創業、創富，不利于我們安心公益慈善，不利于我們能夠參與社會發展的活動。

    信與法律

    在臺灣，陳水扁被判了，民進黨也很接受，老百姓也都接受，因為他們相信法律。我還仔細地觀察了一下，關于陳水扁的案子，馬英九對此沒有什么批示或講話。這就是法律相對獨立、公正，只有這樣人民才相信。信是一個游戲規則，信第三方給制定的一個規則。

    我們看拳擊比賽時，從來都不擔心，雙方選手會因為“互毆”而產生仇恨或引發“世界大戰”。這種擔心在奧運會賽場上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大家相信這個游戲規則，相信裁判是公正的。打勝、打敗還有那么多人給你鼓掌呢。

    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我們缺乏“信”。中國有十幾億人，現在信三大宗教的大概有兩億多。除此之外，還有十億多人，怎么能讓法律成為十幾億人的行為和準則，如果實現了這一點，那么維穩的成本就下來了。但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人既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盡快建立一個使人民都信賴的、可相信的、可以有效運行的、相對獨立的法治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