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教授:美國也許應加稅 低稅率不等于好政府

美國啟動自里根政府以來最大規模稅改，以期推動增長、推升就業、改善企業及居民收入狀況、引導海外資本回流。同時也令特朗普政府局面有所改觀。對減稅增赤，有人稱之為“空中加油”，有人憂慮國際稅收政策競爭及資本流動異常等外溢沖擊。本報所刊之文，以獨有視角給出了有些出人意料的解讀。

一個經濟學家在餐桌上，用餐巾紙勾畫了一條簡單的曲線，這根線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稅率過高，那么企業家創業和國民就業的熱情就不足，偷漏稅的動機就強烈，導致政府的稅基薄弱，因此高稅率不一定能幫助政府征到較多稅收，也不一定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如果政府采取較低稅率，那么企業創業和居民就業的熱情高，偷漏稅動機弱，導致政府的稅基擴大，因此低稅率也許反而有助于政府的財稅汲取，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低稅率和高稅率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個“最佳稅率”，此之為拉弗曲線，構成了經濟學供給學派主張減稅的基礎。許多學者甚至認為現行稅率當然高于最佳稅率，減稅會帶來經濟增長和稅基擴大，認定放水養魚總是有利于政府稅收的可持續增長。

另一個經濟學家叫做曼昆，在29歲時成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也曾長期在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拉弗曲線和供給學派的評價不高，曼昆將此類學說稱之為夸夸其談之術士和庸醫。

本文為什么要從拉弗和曼昆開始？因為特朗普政府在推動美國歷史上力度最大的減稅計劃，這令不少企業家和學者一片贊嘆，并對本國如何應對資本外逃和產業遷徙感到憂慮。作為安靜的旁觀者，我們也許可以更超脫，而不是更焦慮。也許從當下看，美國減稅計劃作為美國國內政治斗爭的產物，多過作為美國精英層達成共識的產物，它并非美國當下最緊迫的經濟政策。從略微長一點的時間（例如5到10年）看，美國更需要的也許是加稅，而不是減稅。這樣的判斷，會令到許多期待各國也步入減稅行列的擁躉感覺不快。

低稅率不等于好政府

政府職能的差異性，導致稅率高低的差異性，低稅率不等于好政府。世界銀行每年搞一個全球各國企業總稅率負擔的排名表，在2016年這個排名是和普華永道聯手進行的，美國企業的總稅率在44%，德國為49%，各國政府總稅率從略高于20%到超過200%皆有之。高稅率國家中，有經濟增長上比較失敗的非洲國家，也有表現差強人意的拉美國家。中高稅率國家中，有北歐這樣社會經濟表現很好的國家，也有日本、法國這樣經濟低迷的國家，以及處境平平的中東歐國家。而許多低稅率國家，要么是避稅天堂，要么是政府幾乎喪失了稅收汲取能力的失敗國家。單純以稅率高低來說明稅率應當如何調整，看起來沒有什么意義。

稅率是否恰當，看起來應當結合政府收了這些稅辦了什么事來考慮。政府和市場不是對立的，壞政府扮演的是市場的“掠奪之手”，好政府則扮演市場的“扶持之手”。稅收本質上是私人部門向政府購買服務，而各國政府的職能差異甚大，歷史軌跡顯示，OECD國家的現代政府職能，和二戰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不斷膨脹。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夠良好的安全法治、教科文衛、市場秩序、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良好職能，決定了政府是否應當汲取足夠多的稅收，也決定了企業和國民是否納稅的意愿高低。小政府少納稅，大政府多納稅，現代政府不僅是吃飯財政，也是建設財政，更是社保財政。類似中國和北歐等中高稅率國家的稅收正當性，恰恰在于政府職能的廣泛和良好。為維持美國社會經濟的良好運轉，看起來美國應該在國民安全、控槍、教育、基礎設施等諸多領域投入更多，也應該尋找到奧巴馬醫改的政策出路。目前為止，沒有什么證據證明美國企業或個人能夠替代政府更好地提供上述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

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美國政府是個治理能力良好的政府，也觀察到政府職能的不足，以及持續的財政缺口，那么你選擇把錢留在美國的大企業和大富豪，還是由政府汲取并改善一些迫在眉睫的公共職能？凡事過猶不及，東亞普遍傾向于強政府，美國則總體傾向于小政府，但還是略微存在右翼政治家習慣減稅、左翼政治家青睞擴張政府職能的微小差異。特朗普是在步里根和小布什的后塵，其減稅計劃力度既非空前，也不會絕后。

同樣地，在批評一些國家的中高稅率時，也應該謹慎，不能陷入古典式的“小政府、輕稅負”的幻覺，你應當批評的不是稅率，而是政府是否恰當地用好了財政資源，是否有大手大腳亂花錢、罔顧國民利益的慣性？

減稅就一定會成功嗎？

難有減稅成功的例子，不乏加稅成功的范例，為什么總視而不見？有趣的是，人們對政府減稅普遍持有好感和贊譽的同時，幾乎列舉不出一個像樣的案例，說明某一個相對重要的經濟體，在二戰之后，遭遇經濟轉型困境時，通過減稅政策，成功地刺激了經濟增長，甚至達成了經濟轉型。至少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

有人立即會拋出偉大的里根政府，傳說中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是運用減稅政策的范例。這很有可能只是一個神話。撒切爾在經濟上的成功，主要源自其對工黨長期執政后，英國經濟幾乎高度國有化和缺乏活力，撒切爾先是小心翼翼地、最終是大刀闊斧地推進了私有化。里根時期是典型的“咆哮的八十年代”，圍繞美國的主要是冷戰、滯脹、拉美危機。從1981到1988美國經濟始終步履蹣跚，里根經濟政策更多是艱難地控制住了惡性通脹。真正讓美國經濟進入大放異彩的“新經濟”時期，是克林頓政府了。1990年代的美國經濟增長達到4.3%，通脹大約在3%，股市則黃金十年。也有不少人簡單地將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科技和股市的繁榮，歸結為里根政策的后續效應。這需要超越邏輯的想象力。里根和克林頓之間隔著老布什總統，老布什任期內美國忙于戰爭，經濟平平。克林頓政府恐怕難以接受其政績是里根栽樹，克林頓乘涼的說法。有甚者可能會說，至少里根的冷戰思維，促成了重大科技進步，例如作為互聯網雛形的美國軍用阿帕網的發展；也促成了蘇東劇變，為1990年代全球化創造了良機。這種說法仍然是奇特的，冷戰思維和里根減稅神話無關，如果你非要將互聯網和蘇東劇變做如此解讀，也許不如說，政府對重大科技研發的關切和投入，美國對開放共享的全球化的堅持，有利于美國而惠澤全球。曼昆對供給學派的嘲諷，主因就在于他洞悉了里根主義，除了帶來美國的債臺高筑，并沒有收獲其他什么。后續的小布什、奧巴馬都嘗試過減稅，政策效果總體短期有效，長期遺患，貶多于褒。相信特朗普不會是例外。

在我們舉不出減稅成功推動增長和轉型案例的同時，卻意外地發現一些加稅效果不錯的例子。克林頓時期美國總體是輕微加稅的，卻無損經濟增長，甚至幫助美國回到了黑字狀況。

我們需要一個有一定經濟體量的政府，其減稅計劃取得大放異彩之結果的案例，來說服我們自己。關鍵可能不在于稅收的加減，而在于如果這些錢留在私人部門時，他們是用來投資和創新，還是沉睡在大企業大富翁的賬戶中？抑或是在政府手中轉化為高效普惠的公共服務？現實世界中，更多的政府為維持生計在苦苦加稅中，例如日本。

難以捕捉的最優稅率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約在2003年2月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份廣告，廣告發起人是10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包括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莫迪里亞尼、索洛、夏普、諾思等人。他們批評小布什的減稅計劃是個嚴重的誤導，尤其對免除企業股東股息稅的做法提出激烈批評。在美國或法國均曾出現過一些富翁名人支持加稅或者反對減稅的廣告。

拉弗曲線粗略地給出了最佳稅收的假設，但在真實世界中，這個稅率難以捕捉。稅收的加減無論是整體性的還是結構性的，都是一樁非常棘手的事情，更是一樁難以評估政策效果的事情。

不妨嘗試詢問一下企業家，總體上政府應當汲取多高的企業稅負才是大致合理的？這樣的總體性問題，大多數企業家可能不感興趣。

具體到每個企業和企業家，嘗試詢問針對他的最佳稅率是多少？答案不會困難，越低越好，最大膽的企業家可能會要求零稅率，并進而對零稅率表達不滿，因為企業家還將要求政府補貼。你真的愿意相信，存在一個既保護企業家精神，又激勵其納稅熱情的最優稅率嗎？經濟增長的成果應當由政府、企業和個人相對合理地分享，因此企業稅負是否合理，可能更多地應觀察企業凈資本回報率和波動率，以及富裕群體的財富狀況等指標，而不是企業家對稅率滿意與否。

同樣地，如果政府對財政資源的配置能力有信心，或者已明顯地觀察到研發投入和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試圖以扶持之手彌補市場缺陷，則不必過于憂慮企業家的抱怨聲。企業家喜歡說企業家精神，公務員喜歡自稱公仆，而教育從業者則被美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云云，無非是社會有分工，應當各司其職、各盡其能而已。所謂企業家精神，也許本質就是為逐利而冒險、實干多于空談。企業生態中，中小企業依賴成本和效率，創造了大量就業，但通常生命周期不長，聚財有限，真正依賴創新從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的少之又少。大企業則往往八面玲瓏、八面來風，并有一部分逐漸發展到依賴行業集中、限制競爭、全球避稅來積累巨額財富。不少專注跨國公司研究的學者發現，全球化發展到今天，要憑借一國之力，對類似世界五百強這樣的跨國公司進行有效監管日益困難，全球資金調度和稅收籌劃之復雜，使得一國調整企業稅的政策效果往往不彰，人們要考慮的不是特朗普的企業稅從35%降低至20%，而是究竟有多少大企業的真實所得稅率高于20%？究竟有多少大富翁按照累進式個人所得稅，以最高檔納稅？如果海外市場利潤率更好，避稅天堂稅率更好，那你試圖增加企業利潤匯出限制、降低企業匯回門檻，試圖將財富圈在本土也可能很艱難。

不要太過于相信最佳稅率這種事情，對企業家和富裕群體不能涸澤而漁，但也不必遷就企業家的抱怨，抱怨稅率，抱怨監管，等等。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過大，已威脅到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分配。同樣地，有學者指出，美國貧富分化之劇烈，已使得克林頓時期至今，美國中下階層的生活水平改善有限。特朗普在競選時期對美國社會弊端的尖銳批評，折射出他試圖通過減稅計劃，給富人以逆襲之機，但這未必妥當。

徒勞無益，不如創新

稍微年長一些的中國人會記得，北京西單之東南角曾有赫赫有名的郵政大樓，它曾作為8分普通郵票的圖案走遍全國，如今曾經輝煌的郵政大樓已更名。美國經濟史學家也記錄著，鼎盛時期的美國郵政，為喂養郵政馬車的農地曾占據美國耕地的1/10！如今各國郵政系統都在走下坡，原因在于電報電話和互聯網使得尺素飛鴻日益稀罕，科技進步推動了人們告別郵政馬車和郵差的年代，告別電話程控機和接線員時代，甚至告別了電信運營商，卻已不知不覺中依附在微信中，期盼快遞小哥來。產業變革的道理是一樣的，人們總是嘗試以更為高效、廉價、可靠的方式，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推動這一進程的是科技進步。工業文明戰勝農耕時期，數字經濟取代福特流水線，勢所難免。當人們察覺一些國家的制造業在空心化，在不斷延伸其全球布局，而本土僅僅保留部分研發、利潤和銷售中心時，隱藏之義是，一些傳統工業已不足以提供有競爭力的凈資金回報，它們不可避免地或萎縮、或遷徙、或接受工業4.0的洗禮，或從傳統大規模制造轉型為和服務業深度融合。產業必須升級，低附加值低利潤回報低客戶好評度的工業必須逐漸出局，其所占用的這種生產要素才能釋放，為新型工業和服務業騰挪出空間。因此從長期看，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要素投入，不是全要素生產率，不是稅率高低，而是鄧小平在1988年全國科技大會上所指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一個相對嚴肅的話題是，大國的再制造業化是可行的嗎？特朗普看到了美國傳統制造業的凋敝，以及類似蘋果、波音那樣的公司在深度全球化，減稅計劃能夠挽救美國制造業嗎？再制造業化，日本曾經嘗試過，失敗了；歐盟也曾嘗試過，失敗了。日本和美國都已度過了工業推動GDP增長的鼎盛期，要再工業化？很難成功。特朗普減稅計劃對美國主要行業的影響，極其粗略地可以分為主要受益行業和非受益行業。巴克萊銀行的研究顯示，受益較多的行業是電信、消費零售、銀行、媒體、交通等平均稅率較高的行業。它們目前的處境都比較艱難，西爾斯關閉了，沃爾瑪也不景氣，銀行在撤并網點。但這些行業究竟有多少國際競爭力？幾乎無法從減稅計劃受益的行業是硬件/軟件服務業、儀器設備、生命科學、制藥等，其目前稅率就低于20%，所以難以受益。很不幸的是，這些行業都是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強勢行業。

好了，減稅計劃確實在扶持衰落行業，冷落強盛行業。衰落行業獲得的減稅收益，究竟是用于投入研發，謀求涅槃；還是維持現狀，得過且過？為什么扶持衰落行業會更有利于經濟增長或轉型？也許將減稅計劃的收益，讓渡給向墨西哥等地遷徙進行再布局的傳統行業，讓渡給R&D支出或全額抵扣所得稅，讓渡給教育科研部門，讓渡給創造就業能力較強的服務業尤其中小企業，更為妥當一些。科技創新是莫測和冒險的苦修苦行之路，它將機會留在未來，而再工業化，無論是以減稅計劃還是振興計劃為名，都將希望寄托給了昨天。

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

實現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無非是發鈔、增稅和赤字三條路。就國家治理而言，財政和貨幣是兩條褲腿，看起來彼此獨立，但只要視線向上，就不難看到關鍵所在，財政和貨幣都是國家信用背書而已。減稅計劃當然會增加財政赤字。上一次日本、美國錄得財政盈余的年份分別是哪年？很少會有人記得吧。赤字，赤字，還是赤字。

什么是一國的健康財政？傳統說法是量入為出，政府不應透支國民的未來，盡量不留赤字。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則是以豐補歉，即通過逆周期的操作，在經濟景氣時增加財政汲取但不增加支出，在經濟衰退時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財政汲取，但從跨代的長周期看，財政收支仍然是大致平衡的。很不幸，西方國家的財政既非量入為出也非以豐補歉，而是寅吃卯糧日復一日，政府赤字余額不斷積累。似乎新財政現象是，赤字僅僅是政府背書的永續債，國家不倒，舉債不止。本質上，日本危機是財政貨幣雙危機，歐債危機是南歐債務危機，次貸危機也是華爾街利用“兩房”透支聯邦信用的債務危機。

特朗普減稅計劃的通過，是以未來十年美國再增加1.5萬億赤字為代價的。這究竟是個什么含義？簡單粗暴地說，就經濟增長而言，預測減稅計劃在當年和之后，能夠推動美國經濟多增長1.7%和1.1%，此后正面效應逐漸衰減并持續約五年。用相當于GDP的8%的財政赤字，去購買不太確定的僅相當于GDP5%的增長，值得嗎？同樣地，據美國稅收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特朗普減稅計劃大約能創造630萬個就業崗位。而1.5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650萬中位數收入的美國人8年的總收入，這值得嗎？更多的人可能會懷念歐盟的國民基本收入計劃（Basic Income Program），簡單來說就是按人發錢計劃，它至少是將錢送到了普羅大眾，而不是富裕階層稅負更輕。

廣義地，彌補當期財政缺口，無非是發鈔、加稅和舉債三條路徑。里根讓美國歷史性地債臺高筑，在他任內，美國從全球主要財政盈余國淪落為主要債務國。而奧巴馬任內，美國經濟累計僅增長了30%，聯邦債務卻實現了翻番，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則膨脹了5倍。當下美國財政赤字在約19萬億美元，對GDP的比例略高于100%，以當下美國就業人數約1.55億人、中位數收入并假定其儲蓄率為10%來看，美國國民需要約45年才能清償聯邦債務余額，這還不包括州債務和市政債務。除非特朗普減稅計劃使美國經濟出現超出預期的景氣，否則未來10年美國聯邦的債務負擔率不會減輕。

除非你將美國聯邦債務看成永續債，否則要么發鈔，要么加稅，要么削減政府開支。總體上美聯儲對美元相當負責任，對發鈔謹慎克制，總體上美國政府削減支出的余地很小，那么控制債務膨脹的方式，看來只有加稅。減稅帶來的債務膨脹是個夢魘。在美國債務負擔率不低于100%、美國經濟增長不高于3%的搭配下，美國將被迫鎖定低利率政策，過高的財政赤字余額，吞噬掉經濟的成長。

我曾寫過《國家破產：國際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研究》一書，其中探討了西方國家的沉重債務，并臆造了“重債富國”一詞。西方國家因國民選票不敢削減赤字，因債務積累是歷屆政府之集體責任，而非當屆政府之過。逐漸地，財政赤字常態化、長期化，福利許諾和減稅舉措任期化，這將使美國推動創新轉型的爆發力日益衰減。整個西方社會都在呈現出財政政策斡旋空間逼窄，不得不更多依賴貨幣政策的跡象。同時持續的赤字積累，要么折射出西方國家不愿承受轉型之痛，要么折射出西方國民正在以有損其后代福利的方式，維持其少勞多獲的生活。

減稅既非緊迫，時機也恐不妥

李肇星先生曾說過一個小故事，他和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在聯合國開會時候，奧爾布萊特約李肇星到走廊走走聊聊，期間奧卿就問李大使，中國外交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李大使打太極說，是為了友誼。奧卿直言不諱地說，美國外交無非是為了確立美國的領導地位（leadership），并分清誰是伙伴國（partnership）。李大使問，那伙伴國之外呢？奧卿說，既不服從美國領導，又不是盟友，那就只能是敵人。總體上說，二戰以來， 美國為維持國際秩序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得還相當不錯。但時至今日，美國的政策開始悄然轉彎。

特朗普就是引領美國政策、社會和經濟轉彎的總統，美國是否需要堅持全球領導力的同時，容忍國家間的和而不同；是否繼續引領開放的全球化還是有所退縮？是延續建制派的主流精英思想，還是總體滑向保守和孤立的右傾？大量問題紛至沓來，一個大國的轉彎談何容易，無論是競選還是就任，特朗普一直處于爭議中，美國社會看起來，更像總統和國會都坐在駕駛艙，而方向盤卻只有一個，這種“雙駕模式”使美國和全球都深受困擾。緩解這種歷史性轉折時的“雙駕”困惑，給美國及全球一個清晰和可預期的聲音，也許很急迫，但這也許恰恰是特朗普應當做到，卻無力做到的。就在這樣的紛擾中，搖擺的國會通過了減稅法案，只待總統簽署。和里根、小布什和奧巴馬的減稅計劃相比，這次的減稅計劃幾乎是在嘈雜和倉促中出臺，諸多細節尚不清晰。

也許困擾美國最緊迫的挑戰，是如何在“雙駕模式”中找到平衡妥協的方向，那么，減稅計劃是否也在一個可能會收效良好的時機落地的呢？也未必。里根減稅最重要的積極效應，是增加了就業，一些野心勃勃的軍事計劃也推動了科技投入。這是由于當時美國經濟處于多次惡性通脹和失業高企之下，減稅對紓緩失業的好處比較明顯。小布什的減稅計劃除了收獲一些對小布什本人的批評之外，其實沒有太多實效。奧巴馬的減稅也許有助于美國走出次貸危機，但付出了財政赤字從不足10萬億美元飆升至19萬億的代價，也使得中產階級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特朗普減稅的時機，和小布什仿佛相似。

小布什是在開放的全球化和放松監管的熱潮中向右轉，而特朗普這是在這種熱潮漸次退潮中向右轉，面臨政治風險。同時，小布什試圖減稅的2003年，是美國經濟熬過納斯達克泡沫和9·11之后，經濟漸有起色的時點。從2003到2007年，美國經濟表現還不錯，并不太需要減稅計劃來添把火。此時甚至連日本都創下了連續經濟增長69個月的記錄。歐洲和中國經濟也都還不錯。當下的美國經濟有些類似2003年，經濟總體也是溫和向好，如即將卸任的耶倫所盛贊的那樣，美國走出了次貸危機，金融機構更穩健，通脹溫和，失業率僅4%，已接近充分就業。美聯儲乘勢在捕捉加息縮表的機會，使得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相信歐元區和日本也會陸續跟進。

此時機選擇減稅計劃，特朗普能夠收獲什么？指望2018年經濟增長超過4%嗎？這有難度。指望連續十年每年創造65萬個就業崗位？接近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這也許僅能收獲勞動參與率或者起薪水平的提高，何況真正能創造較多就業的小企業并未從中受益多少。指望再工業化嗎？此行不通。指望美國企業2.6萬億美元的利潤回流嗎？這需要美國本土有更高投資回報率的吸引，和對避稅天堂的抑制。指望中低收入群體顯著改善嗎？不幸的是，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不是預期的10%，而是12%，稅制對富裕群體和高收入的中產更有利，對中低收入的中產和窮人不太有利。指望金融穩定嗎？次貸危機以來，道瓊斯和納斯達克指數已增長了三倍，估值比美國GDP大兩倍，高于巴菲特合理估值的上限。國債市場既有美聯儲縮表的壓力，再遭遇未來十年赤字多增1.5萬億美元的壓力，疊加中東和東亞主要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遲緩的背景，美國股債市場維持平穩的困難不小。

從緊迫性和時機選擇、從減稅力度和結構看，特朗普減稅計劃都稱不上偉大，它看起來更似匆忙間的政治產物，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經濟方略。如果美國經濟從2015年開始已持續溫和復蘇，那么恰當的政策也許是先讓出貨幣政策常態化的空間，彌合內部分歧，并在增長持續改善之后，擇機選擇結構性加稅，改善政府職能、科教投入和基礎設施。如果未來數年美國經濟遭遇意外不測，對沖性的財政方案也在情理之中。

各國擔憂什么？

美國減稅沖擊幾何？各國該擔擾什么？全球稅收政策競爭？資本外逃？都不是。

和對難以證實的拉弗曲線以及鮮見的減稅成功案例迥異，網絡輿論場充滿對特朗普減稅計劃的贊美，并順帶對全球稅收競爭、跨境資本流動擔憂，相當自然地，人們期待各國政府采取類似的減稅計劃。

許多人憂慮全球稅收政策競爭，這只是一種微弱的可能性。里根和撒切爾兩人的政策在時空的巧合早已不見。從小布什開始的美國減稅并未引領全球效仿風潮。時至今日，整個西方財政政策的斡旋空間在縮減，對超級央行和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依賴在加深。幾乎可以肯定，剛從歐債危機泥潭中脫身，并看到復蘇曙光的歐元區不會貿然減稅，歐央行貨幣政策如何常態化看來更緊迫一些。日本則還是會嘗試提升消費稅。至少在當下，主要國家都會視美國減稅計劃的落地效果及其外溢效應，然后再酌情應對。

許多人憂慮跨境資本流動，尤其是新興經濟體資本外逃會否加劇。資本總是追逐利益，流向風險收益高的區域。當下美股高企美債低迷，加上美聯儲加息所表的壓力，大類資產很難對此進行戰略配置。不僅如此，全球外匯儲備余額從2015年開始持續下降，歐洲、中東和東亞都缺乏可向美國回流的足夠資金。特朗普減稅計劃會一定程度上有抽水機作用，吸引一些資本回流，這可能主要是美國大企業部分海外利潤的匯回，以及外國資本向美國科技行業的投入。

新興經濟體會否因特朗普減稅而加劇資本外逃？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資本外逃峰值過去了嗎？資本外逃有方嗎？資本在美國能掙錢還是會遭遇追稅？總體看特朗普減稅主要是著眼美國國內，兌現競選承諾，而并非針對其他的某一國。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家清楚地知道，在美國辦企業掙錢不易，而從美國政府全球追稅中逃脫更不易。因此并不必擔心特朗普減稅會導致這些國家的企業家蜂擁進入美國，何況即便進入了，也未必是壞事。

那當下新興經濟體面對特朗普減稅計劃，就無所作為了嗎？并非如此，首先要安撫企業家，讓他們清晰地看到和珍惜本國經濟發展的遠景，同時也提醒他們注意本國名義稅率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異性。其次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精簡政府職能，壓縮甚至剝離那些低效甚至無效的政府投資，以及著手探索和財富分配結構相適應的稅收體系。再者，對人力資源、研發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政府投入和財稅傾斜，通常比作為止痛劑的減稅，更具長效性。

作為敘事的結尾，政治家們和實證經濟學家們其實也并不太憂慮，他們很清楚各國政府職能的差異性和總稅率的不可比性，他們也清楚西方財政赤字的不可持續性，他們清楚企業家逐利避稅的本性和技術創新的決定性，他們更清楚作為權宜之計的減稅政策的局限性。許多人都在饒有興趣地觀察一個有趣樣本——日本。日本既是量寬型貨幣政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府債務負擔最沉重的發達國家，更是遭遇潛在增長率低下和老齡化少子化的持續困擾。過去25年，日本仍然維持在一個高人均GDP和高質量國民生活的平臺之上，日本將如何應對看似山窮水盡的財政和貨幣問題？無論日本最終是成是敗，其經驗或教訓都足以為后來者仔細剖析，并對重構全球經濟治理框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