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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4月01日    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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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落實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全面實施營改增的要求,明確自2016年5月1日起,將營改增試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3月24日,財政部、國家稅務局聯合對外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通知所附辦法規定,四大行業的增值稅適用稅率: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適用6%稅率,建筑業和房地產業適用11%稅率。至此,營業稅的九大稅目已經全部或部分納入營改增試點,中央政府此舉是希望實現貨物和服務行業全覆蓋,打通稅收抵扣鏈條,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1994年中國實行財稅體系的改革,確立了增值稅和營業稅并存的流轉稅制,對銷售不動產、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征收營業稅,對銷售動產、提供加工修理的勞務征收增值稅,這是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導致的重復征稅問題愈加突出,增加了了企業發展和轉型的負擔。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央政府決定推行營業稅改增增值稅的改革,近年來先后下發了多個重要文件,不斷增加營改增的試點范圍,而本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決議,則基本實現了營改增行業的全覆蓋。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命脈,而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的核心,其營改增改革對上要銜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下要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因此更是備受業界矚目。本文就中國商業銀行的營業稅征收現狀、營改增的必要性、本次試點方案的影響進行分析,而后通過借鑒西方稅制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歸納得出未來銀行業增值稅改革的可能方案。

    中國銀行業營改增的必要性

    目前,中國銀行業征收的流轉稅主要形式是營業稅,計稅基礎是營業收入,根據利潤表的的科目分析主要分為利息收入、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和其他凈收益三類。除農商行和農信社實行的是3%的優惠營業稅率外,絕大部分商業銀行都是按照5%的稅率繳納營業稅。

    利息收入是中國商業銀行營業收入里占比最大的一塊,其扣除利息支出后的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直到近年也一直保持在70%以上。營業稅的計稅基礎是毛利息收入,而非凈利息收入,也即是說,無論商業銀行能否盈利,都要按照毛利息收入繳納營業稅,這也是商業銀行非常注重凈利差、凈息差指標的重要原因。手續費及傭金收入,通常被稱為中間業務收入,屬于商業銀行的直接收費業務,其計稅基礎為手續費和傭金類的全部毛收入,支出同樣不能用于扣除。

    由于利息和手續費收入是按照毛收入征收營業稅,使得中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稅負偏高,實際營業稅率長期在6%以上??陀^來說,這種稅收設計在早期財政收入不足時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只是近年來隨著銀行業黃金發展期的結束,這種設計被認為加重了銀行業的負擔,也間接導致融資成本難以下降。

    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商業銀行近年來發展步伐逐漸趨緩,推進銀行業完成營改增將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首先是實現稅收中性原則,避免重復征稅

    現有營業稅稅制的最大問題是商業銀行自身購買的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不能作為進項稅抵扣,在被征收營業稅后,無法向其提供金融服務的下游實體(這里主要指非金融企業)提供增值稅發票,導致下游實體購買金融服務后,也無法進行進項抵扣。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間增值鏈條的斷裂,最終造成商業銀行與非金融企業同時承擔了營業稅和增值稅的雙重負擔,違背了稅收中性原則,加重了實體企業的稅負。這也是營改增的初衷和理論基礎。

    在增值稅制度下,下家可以用上家開具的增值稅發票作為進項抵扣,從而只對商品和勞務在流通環節中的增值部分繳稅,在稅務上具有不重復征稅的中性特點。這就需要保持增值稅鏈條的完整和貫通,環環能相扣,環環能抵扣,從而達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減少稅制不匹配造成的經濟運行扭曲,為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創造有利的稅收環境。

    然后是減輕商業銀行稅負,提高中國銀行業的整體競爭力。

    在目前營業稅稅制下,銀行業的整體稅負偏重,實際平均營業稅率一直在6%以上,要顯著高于證券業、保險業和信托業等其他金融機構行業,主要原因就在于銀行業的計稅營業額大部分并非以凈價征收(如上文所述的以利息收入為計稅基礎,利息支出不做抵扣)。而與國際銀行業的稅負水平相比,中國銀行業更是缺乏競爭力。根據相關文獻顯示,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都將銀行業納入了增值稅征收范圍,在應用較為廣泛的幾種稅制中,均對商業銀行核心業務(金融中介業務,如貸款、金融資產交易)實施免稅。

    此外,在人民幣國際化和服務企業“走出去”戰略的當下,中國的金融服務輸出需繳納營業稅,使得金融服務出口無法實現零稅率,不利于商業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跨國金融服務(出口信用證、境外保函、外匯貸款等),在主要發達國家均實行出口金融服務零稅率的背景下,也削弱了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本次銀行業營改增試點方案影響分析

    從本次營改增試點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來看,金融行業(以銀行業為主體)的營改增方案并沒有一步到位,不少業界和學界的人士將其看作是一個過渡方案,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因素。

    首先,稅收中性原則未能全部實現,重復計稅問題未能全部消除,營改增的初衷尚未完全達成。本次營改增試點辦法規定,貸款相關服務產生的利息、費用、傭金等支出均不得作為企業的進項抵扣稅額。而且貸款服務利息收入的范圍定義的相當寬泛,除一般貸款外,金融商品持有、信用卡透支、買入返售、融資融券、票據貼現、轉貸、押匯、罰息等業務的利息收入都被歸納在內。這就意味著商業銀行與其貸款服務相關的下游非金融企業的增值鏈條仍未被打通,下游企業理論上仍舊面臨重復征稅的問題。

    其次,本次試點辦法對銀行業主要收入的征收方式與此前營業稅制非常相似,對商業銀行收入的“大頭”——利息收入,仍是按照毛利息征稅,而不允許利息支出進行抵扣;對直接收費的金融服務全額征收;對金融同業往來收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此前就免營業稅);對金融商品轉讓按交易收益繳納增值稅,且賣方不可開具增值稅發票。這一方案的主要爭議在利息支出不允許作為進項抵扣上,曾被不少專業人士認為是違反了增值稅環環抵扣的本質內涵;而金融商品轉讓是否具有增值環節,是否應當豁免增值稅,也一直具有爭議。在實際應用上,由于增值稅稅率較營業稅高出1%,在銀行業主要收入征稅方式與營業稅時代相似的設計下,如果進項抵扣不能充分,是有可能加重而非減輕銀行業稅負的。

    最后,由于此前已征收增值稅的行業,均已實行出口服務增值稅免稅,本次辦法出臺前,業界對金融出口服務實行免稅或零稅率政策的期望是比較高的。不過本次試點辦法對出口金融服務實行免稅的范圍卻較為有限,只限于貨幣資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業務提供的直接收費金融服務(且與境內的貨物、無形資產和不動產無關)。由于目前西方發達經濟體均對金融出口服務實行零稅率或免稅服務,為加強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這部分繼續改革的可能較大。

    雖然本次試點方案可能不如外界預期而被認為是一種過渡方案,但從推廣的時間節點來看,這也屬正常。由于從5月1日就要開始全面實施營改增,時間上非常緊張,如果增值稅實施方案較原有營業稅方案改動太大,基礎設施建設恐難以改造完成。目前銀行業信息化程度很高,日常運營高度依賴信息化系統,對大型商業銀行來說,可能有幾百個業務系統、幾萬個相關產品需要進行營改增改造,這是一項巨大改造工程,周期長、影響廣、涉及的系統改造風險也高;除了IT系統外,銀行還需要在財務流程、人員配置、營改增培訓等方面進行配套布置,這都不是一時半會能完成的。所以營業稅轉向增值稅的改革,對銀行業來說,可能會是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

    實際上,本次試點方案還是不乏亮點的。在此前外界最為關心的進項抵扣方面,試點辦法初步來看還是相當給力的。辦法規定,當進項稅額難以劃分應稅項目或非應稅項目的情況下,應按照相關收入所占比例分攤計算。而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不動產除個別條款規定不允許抵扣的范圍之外,均可以全額抵扣進項稅款。根據筆者分析,在目前的銀行業營改增方案下,若要完成中央政府對行業稅收只減不增的承諾,這一條將是關鍵。

    而此前對農商行、農信社實施的3%的營業稅優惠政策,本次試點方案中并未有特殊規定,如果按照金融業6%的增值稅率征收,則稅負會較營業稅時代顯著提高。不過兩部委相關負責人此前在回答記者問時,曾明確原營業稅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或表明中央政府對支持農村金融的政策不變,后續可能還會有針對涉農金融機構的差異化營改增方案出臺。

    西方發達國家銀行業稅制借鑒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實施的銀行業稅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將流轉稅納入所得稅中,直接征收所得稅,以美國為代表。美國對金融機構的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目前商業銀行使用稅率大概在30%以上(我國銀行業所得稅率為25%),另外在州級層面,還會有專門針對金融機構的稅收條款。不過有研究表示,美國商業銀行由于不用繳納營業稅及附加,實際綜合稅率較中國商業銀行要低6個百分點左右。

    一種是征收增值稅,以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為代表,對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業務(貸款、金融資產交易等)實行免稅政策,僅對直接收費的金融服務(在國內稱為中間業務)征收增值稅。主要模式有三種,分別是歐盟和大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采用的基本免稅法,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采用的進項稅額部分抵扣免稅法,和加拿大與新西蘭采用的零稅率法。由于對金融中介業務免稅,所以對直接收費業務征收的增值稅率會相對偏高,根據歐盟官網顯示,目前歐盟28國對金融業征收的平均增值稅率為21.46%。

    基本免稅法,這種模式對商業銀行的核心業務,即金融中介業務,直接豁免增值稅。只對商業銀行直接收費的業務征稅,如資產管理、資產托管、代理與咨詢、財務顧問、擔保承諾、投行業務等。此外,規定免稅業務所對應的固定資產購買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雖然金融中介業務對應的進項稅無法抵扣,但由于銷項稅獲得豁免,商業銀行和下游企業的總體稅收成本是較低的。

    進項稅額部分抵扣免稅法,這種模式是對基本免稅法的改進,在保持核心業務免稅的同時,允許進行一定比例的進項抵扣,這就進一步降低了銀行和企業的稅負。澳大利亞給予免稅的金融業務25%的進項稅抵扣比例,而新加坡則根據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設置了不同的進項稅退稅比例。

    零稅率法則是在進項稅額部分抵扣免稅法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對免稅核心業務實施零稅率,允許免稅業務對應的進項稅額全額抵扣,從而完全消除了價內價外稅重復征稅的影響。

    除此以外,以上三種增值稅模式均對出口金融業務實行零稅率,以保證實施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由于均對銀行核心業務免稅,上述三種增值稅模式無論對應的進項稅(相比之下顯得微不足道)能否抵扣,對財政而言無疑都會損失不少收入,對所在國的財政平衡有較高的要求,因此實施國大多在發達國家。

    符合中國實際的未來銀行業增值稅方案分析

    本次試點方案規定對銀行業實施一般計稅法征收增值稅,這與預期一致,未來應該也會沿著這個方向進行改革。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傾向采用一般計稅法,IMF在2006年向財政部提交的研究報告《金融服務的增值稅處理方法》中,也建議中國采用一般計稅法對金融業征收增值稅。那么如果本次銀行業的營改增試點方案真如外界所認為的是一種過渡方案,未來銀行業增值稅方案應該怎么改,會有哪些選擇?

    從過往的文獻看,建議的方案有多種,不同之處主要集中在核心業務的稅收設計上,筆者歸納為三類,一類是對現狀的擴充,仍然是對毛利息收入征稅,允許進項抵扣,并允許銀行對貸款類服務的下游企業開具增值稅發票,打通上下游環節;一類是仿效歐盟和OECD國家,對核心中介業務免增值稅;一類是商業銀行核心業務只針對凈利息(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征稅,同時允許進項抵扣,并允許銀行給金融中介業務的下游企業開具增值稅發票。而對直接收費項目和出口金融服務,三種方案的處理一致,前者全額征收增值稅且允許全額進項抵扣,后者應實施零稅率或免稅。

    第一種方案,核心仍然是本次營改增試點辦法采用的方案。這一方案的弊端在于,不太符合增值稅只對增值部分增稅的內涵,而且有研究認為會造成銀行成本環節抵扣鏈條斷裂,加重銀行稅負,削弱銀行業的競爭力。在6%的增值稅率下,中國人民銀行國庫局“營改增”課題組曾在2014年對該種方案進行了測算(以16家上市銀行2013年年報數據為基礎),結果是實際稅負較營改增前加重了1.6%。雖然本次試點辦法對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實行免稅,并實施了較為給力的進項抵扣政策(固定資產、不動產和無形資產除特殊規定的情況之外,普遍可以全額進項抵扣),銀行業有可能在完成營改增后保持稅收只減不增,但從提升中國銀行業競爭力的角度考慮,并非長久之計。

    第二種方案可以作為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行業長遠發展的增值稅改革目標,但與當前中國實際相距較遠。目前中國銀行業核心業務收入占比較高,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長期在70%以上,而發達國家銀行業這一比例則多在50%以下,部分金融中心所在國這一比例可能更低。而且從目前公布的6%的增值稅稅率來看,要遠低于20%以上的采用核心金融業務免稅的發達國家的平均稅率,根據簡單概算,若采用此類方案,營改增后的減稅幅度將達80%以上,對財政收入將產生巨大沖擊,顯然不符合財政平衡的總體要求。

    第三種方案,可能會成為銀行業增值稅體系下一步改革目標,這一方案符合增值稅征收的理論,能打通銀行與上下游企業間的增值稅鏈條,也較為符合中國實際,既符合營改增后稅收只減不增的總體方針,又能滿足稅收中性和財政平衡的需要。此外,稅負的減輕對提升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也是大有裨益,據測算,該方案下銀行業實際流轉稅能減少1個百分點以上。

    打通銀行業與上下游增值稅抵扣鏈條,對非金融企業來說,未來將有望通過銀行開具的貸款利息增值稅發票進行進項抵扣,通過增值稅減稅的方式變相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對于個人而言,正如財政部部長在今年“兩會”發言時所提到的,配套未來的綜合個稅體系改革,將有望實現首套房貸款利息部分抵扣個稅,這無疑也要依賴銀行開具的貸款服務相關的增值稅發票。

    針對凈利息征收增值稅,且允許全額進項抵扣,對商業銀行而言,不僅在理論上更能滿足增值稅的內在含義,在經濟下行時期,也有助于減輕中國銀行業的整體稅負,提高銀行業的競爭力,減少銀行業對凈利差、凈息差指標的關注度,對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亦有幫助。以往針對毛利息收入征收營業稅,商業銀行經營缺乏彈性,為盈利要盡可能擴大存貸款利差,因而在銀行內部的貸款定價公式上,通常會將營業稅的因素加上。如果只對凈利息收入征稅,流轉稅負減輕,亦會影響到銀行內部的貸款定價公式,進而反映到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定價上,理論上能直接減輕社會融資成本,也響應了中央政府“降成本”的要求。

    實際上,無論未來中央政府對銀行業實施哪一種營改增方案,只要能打通銀行業與上下游企業的增值鏈條,實現對經濟金融實體的成功減稅,就都有利于激發企業活力,從而最終達成推動經濟增長并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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