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牛仔買到了什么？——張五常的欄桿如何移動

    內容摘要：科斯用牛仔/農夫的例子來說明市場效率與產權的初始配置狀況無關。這種例子，實際上是某腫形式的思想實驗，而科斯的實驗設計極為復雜，以至于任何人要重復科斯的這個實驗，都存在相當的困難。張五常將科斯的問題簡化成欄桿的位置問題，使實驗模型的設計更為簡單，結果更加明確。但張五常并沒有將實驗結果敘述清楚，仍然存在改進的余地。其實，只要在一個概念上做一個明確地規(guī)定，這個實驗模型可以十分簡單，而且邏輯清楚，結果明確、合理。而這一點小小的改進，其基本思想恰恰來自科斯的同一篇文章。任何市場交易的對象，其實都是一組特定的權利。可惜的是，不僅經濟學長期忽略了這個問題，甚至科斯的牛仔也忽略了這個問題。
 
    如果我的模型真的回答了科斯模型想要回答的問題，我的簡化就足以說明，權利約束被忽略的后果實際上超出了我們的估計，它不應該繼續(xù)被忽略。
 
    關 鍵 詞：  科斯 科斯定理 相對價格 權利約束
 
    這并不是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它們都曾經在有關科斯的“不變定律”的模型中出現過。科斯和張五常分別建立了自己的模型，說明存在一個“不變定律”。其中張五常更是干脆將這個“不變定律”直接表述為“欄桿的位置不變”。“不變定律”是從科斯的農夫/牛仔模型中總結出來的，但科斯的模型如何解釋了“不變定律”，其實經濟學并沒有說清楚。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幾乎從來就沒有人用重復科斯模型的方式解釋“不變定律”，大家都在簡單地重復科斯的結論，說這個模型支持“效率與產權的初始歸屬無關”的結論。如果有人要用模型的方式說明這個問題，他寧可選擇煙囪防塵的模型[1]。張五常也不愿意重復科斯的模型，他將科斯的模型問題轉化成欄桿位置問題，用另外一個模型來替代科斯的模型。他的簡化為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理解科斯的模型提供了一個機會。科斯的模型實在太復雜了，要把它看懂都十分困難。而張五常的模型脈絡清楚；簡單明了。他的這個工作看起來簡單，但愿意做這個工作，而且可以做到這么好的人并不多。我一直被科斯模型的復雜程度所困惑，但除了張五常以外，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人做過這種簡化的努力[2]。如果張五常的模型是一個完美的模型，那么，無論科斯的模型是否存在問題其實就不重要了；對我自己而言，看不看得懂科斯的模型也不重要了，因為我們有了張五常的模型作為替代，就已經足夠了。但張五常的模型并不完美[3]，如果將這個模型看作是一個抽象的實驗模型，則這個實驗模型的設計有一點問題，它沒有排除應該被排除的干擾因素。
 
    張五常的模型行為是這樣的：“高斯問：牛吃麥的權利誰屬？他先假設麥是種植者的私產，未經許可牛群不能侵犯。這樣，如果所有交易費用是零，牛群吃麥若能使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的損害，養(yǎng)牛者就會出一個價給種麥者，讓牛吃麥去也。種麥者樂于收費而讓牛群吃麥，直至麥的損害在邊際上與牛群的增值相等。維護產權的費用（交易費用）是零，養(yǎng)牛者或種麥者會建造一欄桿，位于麥的損害等于牛的增值的邊際界線上。另一方面，在競爭下牛吃麥的收費，在邊際上會與麥的損害與牛的增值相同。
 
    這結論不奇怪，奇怪的是高斯跟把權利倒轉過來，竟然得到同樣的結果。他轉過來，假設吃麥的權利是養(yǎng)牛者所有，牛可以大吃特吃，權之所至，種麥者不能反對。這樣，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吃麥的損害在邊際上若高于牛群的增值，種麥的人就會出價給養(yǎng)牛者約束牛群。在競爭下，種麥的人所出的價是麥的邊際損害，而若這價高于牛群吃麥在邊際上的增值，養(yǎng)牛者就樂于收價而約束牛群了。欄桿建造的位置，會與種麥者有權禁止牛群吃麥的位置相同。”[4]
 
    相對價格問題
 
    在這個模型中，當牛仔出價給農夫的時候，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的損失；而在農夫出價給牛仔的時候，相對價格變化了，種麥的損失在邊際上高于牛的增值。這個變化與相對價格不變的假設有沖突。相對價格不變的假設是張五常對科斯的“不變定律”做修改的時候加進去的[5]。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如果相對價格發(fā)生了變化，我們知道，即使權利的歸屬沒有任何變化，欄桿位置也要發(fā)生變化。如果要討論產權歸屬對欄桿位置的影響，首先要排除相對價格變化對欄桿位置的影響，所以，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假設。在科斯的模型中，科斯是用完全競爭假設來消除相對價格的變化影響的。
如果相對價格不變，牛的增值在邊際上或者保持高于麥的損失，或者保持低于麥的損失，絕不應該忽高忽低，更不會隨著權利的轉移而發(fā)生變化。在科斯的實驗設計中，他并沒有強調相對價格的影響，他只是在相對價格有可能變化的時候假設完全競爭條件，消除有可能因為農夫和牛仔的投入變化而導致的相對價格變化產生的影響。科斯的實驗設計重點考慮的是交易費用對欄桿位置的影響，所以他的模型一直都有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設。當這個假設被斯蒂格勒搬到“科斯定理”中去以后，引起的混亂絕對是科斯當初沒有預料到的。為了消除零交易費用假設引起的混亂，同時又要排除交易費用對欄桿位置的干擾，張五常做了另外一個假設，假設交易費用不變。對于實驗模型而言，這樣的假設不僅的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本文跟隨張五常的思路，假設交易費用沒有相對變化，目的是排除這個因素對欄桿位置的影響。順便說一句，對欄桿的位置來說，相對價格的影響與交易費用的影響有類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不同。一般來說，相對價格不會因為權利歸屬的變化而變化，如果萬一發(fā)生，那也純屬巧合。而交易費用的變化是有可能隨著權利歸屬的變化而變化的，比如排污的權利是在工廠一邊，還是在居民一邊，交易費用是有相對變化的。但本文并不打算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并非是因為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因為本文僅僅討論關于欄桿位置的實驗模型問題。
 
    根據張五常的相對價格不變假設，在權利歸屬裁定之前，必須首先假設市場的相對價格就已經確定了，如此假設顯然也比較符合“真實世界”的情況。我先假設相對價格的狀況是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的損害。在張五常的模型中，當權利屬于農夫的時候，牛仔會出一個價，欄桿的位置向麥田移動，一直移到麥子的邊際損失與牛的邊際收益相等的地方，牛仔的出價應該等于被牛吃掉的麥子的市價；當權利屬于養(yǎng)牛者的時候，由于麥子的邊際損失小于牛的邊際增值，張五常的農夫也可以出價嗎？張五常沒有說。當權利屬于牛仔的時候，張五常已經將相對價格變化了。實際上，即使麥子的邊際損失小于牛的邊際增值，農夫也是應該同時也是可以出價的。直觀地看，由于麥子的損失在邊際上低于牛的增值，農夫的出價一直不能使牛仔滿意，而權利又屬于牛仔，于是，農夫只好任由牛吃麥，一直吃到麥子的損失與牛的增值在邊際上相等的地方，也就是欄桿的理論位置，再吃下去，就該牛仔付錢了。欄桿的理論位置僅僅受相對價格的影響，不管權利屬誰，這個位置是不變的。當牛吃到這個位置的時候，農夫付錢了嗎？付過了。被吃掉的麥子的市價就是他的支付。他不僅付了錢，而且和（權利屬于農夫的時候，）牛仔支付的一樣多。牛仔收到支付了嗎，當然收到了，不僅收到了，而且很滿意，牛吃得肥肥的，這就是牛仔的收益。
 
    一個簡單的模型
 
    所以，模型應該是這樣的：模型先假設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子的損害[6]，并且維持相對價格不變。
 
    當權利屬于農夫的時候，牛仔為牛吃麥子付費，欄桿的位置與張五常的欄桿位置一致，欄桿雖然設立了，但在欄桿之外，農夫還要繼續(xù)種麥子，否則牛沒有麥子吃，牛仔就不會付錢了[7]。明明自己有權利，卻賺不到錢是不行的，所以農夫年年在欄桿外種麥喂牛，而牛仔年年向農夫付費，皆大歡喜。當權利屬于牛仔怎么辦呢，農夫為了保持欄桿的位置不變，并不放棄種麥子，他仍然在欄桿外面種麥喂牛，不過是免費的！如果牛沒有麥吃，牛的產量會下降，產量減少了，增值的邊際收益就要上升，欄桿的位置就要發(fā)生變化了。所以，當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子的損失，農夫為了保證欄桿的位置不變，在權利屬于養(yǎng)牛人的時候，農夫必須免費為養(yǎng)牛人在欄桿之外種麥子。也就是說，只要權利是養(yǎng)牛人的，吃麥的損害即使低于牛的增值，種麥人也必須而且有能力付費，其數額還與牛仔付費時的數額相同。種麥人向養(yǎng)牛人用免費種麥的方式支付，與付費保住麥子的收成是完全等價的。并不需要相對價格發(fā)生變化。
 
    如果將其量化，結果就更清楚了。假如牛仔有10頭牛，農夫種了10畝地，而牛仔維持10頭牛的數量，除了牧場以外，必須吃一畝地的麥子；令牛的增值在邊際上與麥子的損失相等的欄桿位置就在1畝地和9畝地之間。這個社會的總產出是10頭牛加上9畝地的麥子。如果產權屬于農夫，他應該有10畝地的麥子收入，其中有1畝地的麥子雖然被牛吃掉了，但牛仔支付了麥子錢。由于牛的增值高于麥子的損失，牛仔當然愿意支付1畝地的麥子錢；而牛仔的收入為10頭牛的收入減去1畝地麥子的收入，社會總產出不變，為10頭牛加上9畝地的麥子。當牛吃麥子的權利屬于牛仔，農夫則必須免費為牛仔種麥1畝作為支付，自己得到9畝地的麥子收入，養(yǎng)牛人有10頭牛的收入，社會總產出仍然是10頭牛加上9畝麥子[8]。我們討論的是牛吃麥子的權利，而雙方收益由于這個權利的歸屬而產生的差別恰好與被牛吃掉的麥子相當。
 
    模型的結果是：無論產權歸屬如何，欄桿的位置不變；無論產權歸屬如何，社會總產出不變，10頭牛加9畝地的麥子；無論權利人是誰，權利人收到的支付不變，都是1畝地的麥子市價；無論產權歸屬如何，雙方付出的生產成本不變，農夫都要種10畝麥子，牛仔都要照顧10頭牛。最后一個不變非常重要，產出不變只有和生產成本不變同時發(fā)生，我們才可以說，效率不變。
 
    假如相對價格發(fā)生了變化，麥子的損失在邊際上大于牛的增值了，則無論產權屬誰，這個二人社會的產出都是10畝麥子加上小于10頭的牛[9]。
也就是說，無論麥子與牛的相對價格高低如何，無論產權的歸屬如何，這個二人社會的產出總是價格較高的那種產品產量多一些。
實驗結果支持效率的結論。
 
    科斯的牛仔買到了什么？
 
    科斯的農夫在權利屬于農夫的時候，在收了1畝地的麥子錢的同時只種9畝地的麥子，他的權利歸屬所得，顯然大于牛仔的支付；而牛仔則不僅要為農夫放棄耕種而支付，而且還要經營農夫退出的土地，否則牛就沒東西吃了，他的支出顯然高于他向農夫的支付。考慮到各種因素[10]，牛仔的實際支付計算起來將會十分復雜。但大致上相當于支付的兩倍。權利人的收益大于權利本身，對于經濟學來說這并非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雙方的投入在邊際上發(fā)生了一進一出的變化，一個理論如果需要忽略這種變化[11]，對于經濟學來說，無論如何是十分尷尬的事情。如果不忽略這種變化，這個二人社會的競爭均衡已經被打破，不要說欄桿的位置可能改變，如果沒有更多的附加條件約束，牛仔可能連牛都保不住了，權利歸屬的乘子效應還要增加。權利歸屬如果有如此大的乘子效應，即使它對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不產生影響，對財富分配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到目前為止，我們甚至還沒有找到財富分配由于權利歸屬而產生的差異的上限，因為乘子效應的第二輪影響還沒有考慮。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權利的內涵上。張五常明確地說，科斯討論的是牛吃麥的權利，而科斯的牛仔花了錢，他的牛卻沒有麥子吃，權利在交易過程中消失了。關于這個問題，張五常是這樣說的：“高斯六○年的大文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不幸地被行內漠視了。他認為市場的物品或資產的交易，不應該從實物的本身看。他建議我們要轉換角度，要從權利的約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場的任何物品，交易的是一個約束了的權利的組合”。科斯的說法更具體一些：“人們通常認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實物（一畝土地或一噸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實在）行為的權力。我們會說某人擁有土地，并把它當作生產要素， 但土地所有者實際上所擁有的是實施一定行為的權力”。不幸的是，科斯的牛仔也忽略了科斯的這個貢獻，他買了麥地，卻忘記了購買牛吃麥子的權利。沒有了牛吃麥子的權利，牛仔花了錢，卻等于什么都沒有買。在關于牛吃麥子的模型中，沒有了麥子，土地一文不值。牛仔在花了錢以后，還要增加投入去經營這塊土地。
 
    既然我們討論的是牛吃麥子的權利，模型中就必須存在供牛吃的麥子；如果沒有麥子，“牛吃麥子”的權利也就沒有了。所以，農夫不可以在收了錢以后不種麥子[12]。
 
    無法重復的實驗
 
    由于科斯的牛仔忘記了購買牛吃麥子的權利，所以農夫和牛仔在投入上就產生了相反的變化，為了消除這個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科斯需要很多假設來修正模型的行為，其后果不僅僅是模型復雜，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混亂。一會兒他需要完全競爭假設，有無數的牛仔存在；一會兒他又說。他只討論一個農夫的情況，令批評者說他的模型是一個壟斷模型[13]。僅僅從這一點來說，任何人在跟隨科斯的思路建立模型的時候，都會遭遇到這樣的困難：這個模型是否需要完全競爭假設，是否需要無數牛仔或農夫存在，是否還存在其他土地消化農夫節(jié)省下來的生產要素，等等。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沒有人可以簡單地復述一遍科斯的模型的行為。如果說科斯做了一次思想實驗，那么這個實驗顯然是無法重復的實驗。
 
    實驗錯了，結論卻對了，奇怪嗎？不奇怪，這在科學史上并不罕見。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理論，其光線彎曲的預言在第一次被觀察證實的時候，那個觀察就是一次“錯誤的實驗”[14]。對于經濟學而言，這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弗里德曼說[15]，經濟學理論的被接受并不那么依賴于某個“關鍵實驗”。科斯的這個理論/實驗組合就是一個很好的注解，雖然它遠遠不是唯一的注解。其實，“科斯定理”的結論沒有一個是需要實驗支持的，科斯用直覺明確說出了這些結論，所謂“產權界定是交易的必要條件”定理，無非是說“如果你要在市場交易，這交易物必須是你自己的”，這樣的結論即使沒有實驗結果支持，也會很容易地被經濟學接受。科斯的貢獻當然不止于此，科斯的貢獻還在于他認為，產權如果界定了，交易一定會發(fā)生，產權界定是交易的充分條件。此語一出，經濟學家的反應大多是恍然大悟：這么簡單的道理，我怎么就沒有想到？至于交易是否有效率，這個結論與科斯沒有任何關系，市場與效率的關系是經濟學早有的結論。至于說“不變定律”，它可以是市場效率結論的一個推論：如果市場是效率的，那么它就必須與產權的初始配置無關，否則，市場就不一定有效率。所以，即使科斯的實驗不可重復，但他的結論還是被早就認為市場有效率的經濟學迅速地接受了。接受這個定理可以節(jié)省資源，大家討論問題的時候，只需要說“根據定理”，就可以省略無數的麻煩，否則，一旦討論有關問題，就有可能要從穿獸皮的時候說起：這獸皮如果不屬于你，你如何拿這獸皮去換一串骨頭掛在脖子上？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斯根本不應該假設交易成本為零。因為他實際上是在假設，市場效率必須建立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基礎之上[16]。對于既不同意市場中的交易成本為零，又崇尚市場效率的科斯而言，這個假設根本不應該出現。張五常道出了其中問題的關鍵，不是假設真與不真的問題，而是這個假設與科斯的其他假設無法兼容的問題[17]。
 
    張五常的欄桿
 
    回到張五常的欄桿[18]。在牛的增值在邊際上高于麥的損害這個相對價格條件下，張五常只說了權利屬于農夫的狀況，卻沒有說權利屬于牛仔的狀況。在吃麥的損害在邊際上若高于牛群的增值這個相對價格條件下，他又只討論了權利屬于牛仔的情況，而沒有討論權利屬于農夫的狀況。獨立來說，兩段分析都沒錯，只是不完整而已，但他的連接不好，他說，“奇怪的是高斯跟把權利倒轉過來，竟然得到同樣的結果。這給我造成一種印象，認為張五常是在不同的相對價格條件下將權利倒轉過來了。這樣的倒轉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有人讀了張五常的這段文字，以為他在這兩段話中所說的欄桿位置會在同一個地方，那就完全錯了。
 
    這可以從由誰來建欄桿說起。科斯的欄桿很貴，而張五常的欄桿甚至可以假設為免費的，這也降低了模型的復雜程度。這是因為張五常的欄桿位置選得好，在損害與收益的邊際相等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雙方建立欄桿的愿望是相同的，所以欄桿的成本可以省略。如果不省略，對欄桿的位置也沒有影響。但張五常沒有說好，當產權屬于農夫的時候,他說由農夫或牛仔建立欄桿都可以，這顯然會引起二人的爭執(zhí)，既然雙方的意愿相同，還是大家共同建欄桿為好。
 
    但張五常討論產權屬于牛仔的時候，情況發(fā)生了變化，欄桿必須由牛仔來建，種麥的人就會出價給養(yǎng)牛者約束牛群。在競爭下，種麥的人所出的價是麥的邊際損害，而若這價高于牛群吃麥在邊際上的增值，養(yǎng)牛者就樂于收價而約束牛群了。約束牛的責任既然在牛仔，欄桿就必須由牛仔來建。欄桿由雙方共建，變成了欄桿由牛仔建立（約束的責任在牛仔），這與欄桿的位置向牛仔一方移動是完全等價的。所以，張五常的欄桿在這兩種情況下不可能位置相同。
 
    欄桿移動的壓力并不來自產權歸屬的變化，而是來自相對價格的變化。張五常在不同的相對價格條件下，討論不同的產權歸屬狀況，這至少會產生理解上的混亂。
 
    事情應該是這樣的：吃麥子的損害如果在邊際上低于牛的增值，無論產權屬誰，欄桿的位置要向麥田方向移動；吃麥子的損害如果在邊際上高于牛的增值，無論產權屬誰，欄桿的位置要向牧場方向移動。否則，它們無法停留在損害與增值邊際相等的地方。如果農夫不愿意擴大麥田，那么建欄桿就是牛仔的責任。正是由于欄桿的位置隨著相對價格的變化而變化，這個二人社會的產出才會永遠保證邊際收益較高的那一種產品有更高的產量。
 
    結論 實驗的意義
 
    弗里德曼說過，對于經濟學而言，實驗的意義遠沒有自然科學中的實驗那么重要。這個實驗模型，從科斯到張五常，出現了那么多含糊不清的內容，這對經濟學廣泛接受“科斯定理”根本沒有影響。所以，我建立了一個我認為是正確的模型，也并不期望它對科斯的“不變定理”有什么了不得的作用。盡管如此，它在某一個方面還是很有意義的，這就是交易對象的權利約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第一，張五常說，這個很重要的問題被普遍忽視了。的確，這個問題實在太容易被忽視了，甚至科斯的牛仔和張五常本人都可能忽視了這個問題。第二，科斯的模型如此復雜，而明確了權利約束的模型其實可以這么簡單，說明這種忽視所造成的后果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人們在介紹科斯定理的時候，“舉個例子”來說明效率不變，竟然沒有一個人會用牛仔做例子，這種現象，可以改變了。
 
    主要參考文獻：
Coase，Ronald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Friedman，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Medema, Steven G. (1996a), ‘The Coase Theorem’, in Coopera and Argyris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Manageri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Dan Usher： “The Coase theorem is tautological, incoherent or wrong” Economics Letters 61 (1998)
樊剛：“人間的‘扯皮’與科斯定理” 《讀書》1992年第4期
霍金，史蒂芬·：《時間簡史》許明賢,吳忠超譯 湖南科許技術出版社 1994
盧周來：與一位人文學者談“科斯定理”（三則）《書屋》二〇〇二年第四期
張五常：《經濟解釋》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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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盧周來。這個廣泛被重復的實驗模型取自波林斯基《法律學和經濟學引論》，利特爾和勃朗出版社，波士頓，１９８３年版，
[2] 這個結論受限于我自己的閱讀范圍，我倒希望有人可以指教一二。
[3] 完美這個詞并不好，因為我說的并不是細節(jié)上的完美與否，我的意思是說它存在一些問題。
[4] 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張五常的引文全部來自他的《經濟解釋》。
[5] “讓我在這里提出另一個定律：市場的相對價格不變，不管產權誰屬，交易費用不變欄桿的位置不變”。（張五常：《經濟解釋》）
[6] 這是隨意選擇的一個相對價格狀況。如果牛的增值在邊際上低于麥子的損失，關于權利歸屬的結論也是一樣。分析的過程與這種狀況下的分析幾乎是鏡象對稱的。有興趣的人可以試一下。我會用到兩種相對價格前提下的結論，但只對一種相對價格條件下的過程做詳細解釋。當然，由于相對價格的變化，欄桿的位置會停在不同的地方，但這個變化與權利的歸屬沒有關系，無論產權歸誰，欄桿的位置都要改變到同一個地方。更加一般的情況是，相對價格的任何變化，都有一個相應的欄桿位置，無論產權屬誰，欄桿都在這個位置。
[7] 這里也存在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當牛仔拒絕付費以后，由于種麥子是農夫的權利，農夫的選擇就只有繼續(xù)種麥子，牛又有了麥子吃，牛仔又繼續(xù)付錢。所以農夫繼續(xù)種麥子其實是一個均衡結果。
[8] 可能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個模型中，產權界定給任何一方，總產出都是9畝麥子加10頭牛，看不出產權界定之后的效率改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這個模型僅僅解決產權歸屬不同對效率的影響問題，并不能解決產權界定前后的效率是否有改進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無法設想在產權界定之前怎么會有人去養(yǎng)牛或者種麥子。
[9] 由于我們初始的假設里，并不知道牛如果沒有麥子吃，會減少多少數量，所以我們只知道牛的數量一定小于10。
[10] 科斯的考慮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我現在也沒有弄清到底怎么算才合適。
[11]科斯的牛群擴大需要這樣一個前提：“牛群規(guī)模的擴大就會增加農夫的谷物損失，牛群規(guī)模擴大產生的邊際損失是什么則是另一個問題”。（科斯：《社會成本問題》）
[12]盡管科斯明確的說，農夫收了錢就不應該再種麥子了，（“僅規(guī)定牛損害谷物必須賠償但不允許終止耕種，會導致養(yǎng)牛業(yè)中生產要素過少和谷物種植業(yè)中生產要素過多”。）但我還是認為，模型中的交易對象并不是土地，而是麥子。如果農夫出讓的是種麥子的權利，模型就需要增加更多的變量來決定這塊土地到底值多少錢。所以科斯的模型實際上還要考慮地租等等，增加了模型的復雜程度
[13] 見張五常：《經濟解釋》。順便說一句，張五常說他加上了“競爭條件下”，這其實是一個不必要的假設。因為在“麥子的損害與牛的增值在邊際上相等”中已經隱含了這個假設，無論牛仔還是農夫，他們都應該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另一個有關的問題是，經濟學中的二人社會模型，并不意味著就一定是壟斷模型。這樣的二人社會，在經濟學中并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
[14] 霍金在《時間簡史》中將這個史實當作趣聞介紹給讀者。
[15] 弗里德曼說：經濟學拒絕“關鍵”實驗的出人意料的或直接的證據，這確實妨礙了對假說的檢驗，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要命的是，即使有了合適的證據，一個結論也很不容易被及時廣泛地接受。這妨礙了放棄不成功的假說，錯誤的理論總是像野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6] 這樣一來，市場效率就可以輕易地用邏輯變化推翻，比如“科斯定理可以有一個“逆反”形式：如果存在交易成本，即使產權明確，私人間的交易也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樊剛：“人間的‘扯皮’與科斯定理”）
[17] “高斯假設有產權界定及有市場交易，與他假設的沒有交易費用是有沖突的。三者不能共存。”（張五常：《經濟解釋》）
[18] 前面大段地引述張五常的原文，是因為實在有這個必要。認真地讀他的原文，是非常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