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為揚：和朱自清先生過從的回憶

　　1934年9月，“清華大學揚中校友會”開成立大會于清華園工字廳，計出席校友25人。這次會議首先通過《揚中校友會會章》；設主席、文書、會計各一人，任期為一學年。選舉結果：胡光世任主席，吳征鎰任文書，我任會計。因為職務的關系，使我和朱自清先生從有接觸到逐漸熟識起來，平常聯系都是到圖書館后面的北院教職員宿舍去會他。

　　朱自清、字佩弦，江蘇揚州人。祖籍浙江紹興。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和北京大學畢業。現代散文家、詩人。以語言洗煉、文筆秀麗著稱。出生于清光緒戊戌變法那一年（1898年11月22日）。到我們剛進清華，他才虛37歲，但已是蜚聲文壇的名教授了。

　　他熱愛家鄉揚州。他有時向人自我介紹時，總是說：“我是揚州人，祖籍紹興，家住揚州。”他中等身材，面龐清瘦，無須。頭發左偏分，戴圓邊框的度數不太深的近視眼鏡。平日著淺色西裝時多，講究整齊、筆挺，喜隨時戴禮帽，給人以文質彬彬之感。行路步履輕快，精神抖擻。談話保持濃重的揚州口音，偶爾夾雜著對某些詞匯也蹩上一點“二八京腔”。發音輕細、清晰，不疾不徐。他沒有一點名教授的架子，可以用“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八字來概括。

　　我們1934年秋入校的學生共300人，是為清華第十級。1935年春，我當選第十級第二屆級委會主席；級委會議授權我完成第十級級歌詞譜的制定工作。這時揚中校友會已成立半年了，我和朱自清先生也相當熟悉了。我便到北院他家中商請他為我級級歌作詞。他聽了以后，滿口答應。并向我說：“你最好先去北京音樂學院請李抱忱先生制一個歌譜，然后我根據他的歌譜來填詞，就會更恰當些。”我便照他的話辦了。接著朱先生就為我們級歌填好了詞。當時人們都是先作詞，后根據詞來譜曲；而他卻是先要有譜，再根據譜來填詞。這不是他別開生面，而正說明他精通音律。我想這大概是保存宋人的遺風吧！

　　那時正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的前一年。其時代背景是：東北三省和熱河已淪于敵手，成立了偽滿洲國；日蔣剛剛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日帝的魔爪開始伸向綏東、察北和冀東。金甌殘缺，版圖變色。朱自清先生寫出了我們的呼聲。《清華第十級級歌》歌詞如下：

　　舉步荊榛，極目煙塵，請君看此好河山。

　　薄冰深淵，持危扶顛，吾儕相勉為其難。

　　同學少年，同學少年，一往氣無前。

　　極深研幾，賞奇析疑，毋忘弼時仔肩。

　　殊途同歸，矢志莫違，吾儕所貴者同心。

　　切莫逡巡，切莫浮沉，歲月不待人。

　　朱自清先生的激昂雄壯的歌詞，配合著李抱忱先生的沉著有力的A調歌譜，真是珠聯璧合。從此嘹亮的歌聲永遠回蕩在我們十級300同學中間。它向我們提出了時代的要求，扣擊著每個青年學子的心弦。直到今天，雖經歷了半個世紀，每當我偶一引吭高歌時，朱自清先生崇高的光輝形象就顯現在眼前。

　　1937年夏，蘆溝橋事變突起，神圣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我們正處在畢業班。九月，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匯合起來，先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借小吳門外韭菜園一號圣經學院舊址，臨時上課。1938年春節后，戰局吃緊，三校決定西遷云南，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勞永逸。由干校舍一時不能解決，理、工學院先到昆明，文、法學院暫遷蒙自；候昆明房舍建成后，蒙自師生再遷昆明。在動亂中流亡，一般說來教師家屬均未隨行。朱自清先生也是只身離家，隨校遷徒，朱先生和我都是遷往蒙自的。

　　當時交通情況是：粵漢鐵路剛建成不久，縱貫我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才形成；西南各省主要仍靠公路。因此遷校的行進路線，決定“兵”分兩路：一路是沿湘黔公路和滇黔公路，步行入滇。朱先生和我是走另一路。我們先經粵漢鐵路，由長沙南下廣州。再經香港，搭法國郵輪CANTON號穿過瓊州海峽，進入東京灣，到達越南東北岸大港口海防，共航海480海里。

　　越南海防和我國云南昆明間有惟一的窄軌鐵路叫滇越鐵路。我們由海防啟程，綿延向西北經河內，到越南邊城老街，過界河，就是國境河口縣，再向北行駛不遠就到了碧色寨。往昆明的旅客繼續前行，我們到蒙自的，便在碧色寨下車。因為我國有一個著名的錫礦叫“個舊錫礦”，就在附近。礦上建有小火車軌道通到碧色寨，以便向外運錫。我們又從碧色寨換乘個舊錫礦小火車，在車廂中只能對面而坐，兩膝之間僅有一拳間隔。好在向西南方向只一站，就到了蒙自。可以說，歷盡艱辛，幾經跋涉，輾轉周折，包括朱先生和我、這一行人終于到達了目的地。

　　蒙自是一個古老城市，所謂彈丸小邑。但地處要沖，系祖國西南邊陲重鎮，又為少數民族雜居之地，直線距離越南國境不到一百公里。我們到蒙自后，地方政府特地把過去海關舊址，撥給我們作為課堂和教師宿舍。但在古老的蒙自說來，海關舊址確實是最高級且帶有西洋式的建筑物了。海關地址并不大，但很幽靜。由于久經荒蕪而無人居住，所以到處呈現“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景象。臨近大門處，一路古柏參天，無數白鶴棲憩其上。財而翱翔于太空，時而離樹梢不遠，翩翩然飛來飛去，伴隨著一片戛然鳴聲，此起彼落，極有飛天凌云之志。雖然我們總是跑步穿過古林，不時還是難免嘗到“佛頭著糞”的滋味。

　　根據海關原有房屋加以有效利用，比較集中的作為教室，教師們的宿舍就比較分散了。朱自清先生住的一個獨間，面積約十平方米。房間里面放著一張床鋪、一張方桌、一張小書桌、一張竹書架、一張藤椅和幾張凳子，但已擺得滿滿的了。迎面幾扇窗戶，室外是一個大院子，由于南國的自然條件．庭中枝藤叢繞，但也夾雜有許多叫不出名子的自生自長的鮮花，可供推窗欣賞。大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意境。

　　蒙自城很小，只有三四條短街，幾座廟宇：文廟、關帝廟、城隍廟、東岳廟。街上原也有幾家小吃鋪，但沒有娛樂場所。上街購物時，一會兒就可穿城而過。由于地處西南邊唾，交通梗阻，平時只能看到《中央日報》，而且要隔幾天才能看到，或者是兩三天報紙同時收到。可以說，消息非常閉塞。云南南部地區，多有越南僑民雜居。我們遷去不久，越南僑民特地在附城一帶應時開了“越華”、“南美”等幾家咖啡館，主要賣咖啡、可可、炸豬排、煎荷包蛋等簡易食品；但也做西餐。這些咖啡館的開建，對于學生來說．可算是大開了方便之門。

　　我們來蒙自后，因為海關房屋有限，便在城外租借民房作為學生宿舍。一張張雙人床緊緊挨著，中間只留走路空隙，好象輪船上的三等艙一樣。上課時去海關，課余時一切活動都在宿舍內進行，有的人利用被頭當桌子，趴在床上寫家信；有的人用小手提箱墊在膝上書寫筆記；有的人蹲在地下用臉盆洗衣服；也有的人在談話或唱歌。幸好臨近有一個“南湖”，湖雖不大，但漫步一圈，也要花半個小時。因此不少人在課余時，為了避免宿舍里的煩囂，或坐在湖邊石上看書自修，或沿著湖濱一面蠕行若蟻，一面捧著書本喃喃誦讀。當這些咖啡館開設后，許多人就轉向咖啡館，花錢不多，帶一本書可以消磨半天；尤其是寫畢業論文，需要思考，利用這里是再好也不過的去處。

　　可是教師們卻沒有學生那樣自由自在，因為臨時建起的這些咖啡館，非常簡易。可能是身份關系，而且進進出出的都是學生，所以他們從不去問津。他們也不可能象學生那樣隨便，坐在湖濱石上或環湖漫步看書。因此除了上課和偶因購物上街外，惟一活動范圍就在斗室之中。他們或是偶一互相串門，否則就是獨立鉆研學問，在這種比較單調的情況之下，我便成為朱先生的“座上客”了。

　　我從到蒙自和畢業離開，前后大約四個月時間，我和朱先生的接觸是比較多的。我常常在下課后繞到他寢室進去坐一坐，有時他也會托人帶個口信或是寫張便函到學生宿舍，約我去他寢室一談。因為那時抗戰才開始半年，前后方音訊經常隔斷；但奇怪的是人們偶然也會接到一封來自遙遠家鄉的信，發信日期卻是幾星期前而接信時又是淪陷了的城市。也有的來信是淪陷以后所寫，不知怎樣被帶出來投郵了。大家對于這樣的奇跡總看成是喜從天降，真正深切感受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況味。同學中間馬上就互相爭傳起來，共享慰藉。朱先生也喜歡從我這里聽到這類消息而得到莫大的安慰。他非常關系戰局，關心家鄉，尤其愛聽揚州方面的消息。幾乎我每次和他碰面都是圍繞著這些話題。有幾次為了弄清報紙上報導的戰役，他特地把中國地圖翻出來，要我和他一起對照著仔細尋找一城一鎮的位置。

　　那時越南還是法國的殖民地，云南邊境各城市的越南僑民，其本人或其上輩都是為了不滿法帝的統治遷來中國的，所以一般都和當地居民和睦相處。他們同情中國抗戰，痛恨法帝虛偽、暴虐。我到蒙自不久，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越僑的活躍人物嚴繼祖，他又介紹我認識了許多越僑。有一次他約我到“南美”咖啡館主人家作客；飯后主人的女兒武白玉特地彈了一曲越南琴，備極哀怨。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歸而作《南歌子》一首。

　　蒙自的地理位置已在北回歸線以南。在江蘇家鄉或是北京，是永遠看不到太陽當頂的。應該說是“人生不見日當頭”。在蒙自夏至前后，太陽卻當頂照耀。我也口占了一首《清平樂》。

　　因此有一天，我偶然和朱先生談起有時也學著寫一些詩詞。他聽了很感興趣，說要看看。我便拿沿途做的一些向他請教；并將以上情況講給他聽。其中就有：

　　　　　《南歌子》

　　樊口如櫻小，蠻腰似柳長。

　　春風吹薄綠紗裳，細撥紅牙低奏月如霜。

　　故國悲煙雨，南疆懶化裝。

　　凝眸淚轉九回腸，愁對天涯無語問滄桑。”

　　　《清平樂》

汗流如豆，熱得人難受。

六月驕陽騰火獸，大地紋風不透。

且拼鐵骨銅筋，周旋宇宙精靈。

縱使肌焦膚裂，依然固我原形。

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笑嘻嘻地指著這兩首向我說：“寫得不錯。一首反法，一首抗日。”停了一下他又接著說：“越南人一天到晚嚼檳榔，把嘴唇染得通紅，這個‘櫻’字卻非常形象化。‘蠻腰’也語涉雙關。連同‘春風吹薄綠紗裳’句，直把越南少女描繪出來了。不來蒙自，不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是不容易體會出來的。第二首很含蓄。我看《南歌子》可題為‘觀越南武白玉女士彈琴’；《清平樂》可題為‘一九三八年夏，抗日戰局正酣，揮汗口占于云南蒙自。’”我知道朱先生是在鼓勵我學創作，所以并沒有指出我的暇疵。

光陰荏苒，轉瞬畢業期屆。因為西南聯大剛成立，一切還未就緒，所以我們這屆畢業生仍由三校各用原校名義發畢業文憑，因此我們便是對日戰爭時拿清華文憑最后一屆畢業生了。清華的畢業同學，準備編一本畢業紀念冊，名《清華第十級年刊》，我也是編委之一，便特地請朱自清先生寫幾句臨別贈言給我們班級，以資勖勉。他懇摯地寫道：

“向來批評清華畢業生的人都說他們在作人方面太稚氣、太驕氣。但是今年的畢業同學，一年來播蕩在這嚴重的國難中間，相信一定是不同了。這一年是抗戰建國開始的一年，是民族復興開始的一年。千千萬萬的戰士英勇的犧牲了，千千萬萬的同胞慘苦的犧牲了。而諸君還能完成自己的學業，可見國家社會待諸君是很厚的。諸君又走了這么多路，更多的認識了我們的內地，我們的農村，我們的國家。諸君一定會不負所學，各盡所能，來報效我們的民族，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的。朱自清。二十七年八月，蒙自。”

大學生畢業，對古老的西南邊防的蒙自來說，可算是破天荒的大事。那天，我們背著行囊，和前來送行的師友談笑著，分開看熱鬧的人流，踏上火車。汽笛長鳴，車輪蠕動了。朱自清先生留給我最后的深深的印象是：清瘦面龐，中等身材，精神抖擻，站在蒙自車站的月臺上，向著我們畢業生乘坐的快離去的個舊錫礦小火車揮手，頻頻地揮手，不住地揮手，……直到車行了很遠，還隱約看見他那高舉著的禮帽影兒在遠空中搖蕩。

此后我就沒有機會再和朱自清先生重逢了。僅從報紙上知道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他積極支持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學生運動，并拒領美國救濟面粉，于1948年8月12日在北京因貧病逝世。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特別指出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冷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毛主席給予這極高的評價，朱自清先生是當之無愧的。